『昨天是一二九运动的纪念日。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一二九运动都要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会把这次运动宣传的一塌糊涂。“爱国主义精神资源”之类的字眼更是满天飞。
如果要稍微过一下脑子，问一句，这个伟大的运动的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别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正如2004年12月8日人民网刊登的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一文所指出的那样：
“一是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5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如此看来，今天轰轰烈烈纪念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多少有些滑稽。因为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党搞没清楚却年年纪念，我们也不明所以的跟着纪念，真是“莫须有”的伟大啊！
现转两篇文章：一篇是林枫的夫人郭明秋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郭明秋时任北平学联主席，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她的回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篇文章题为《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该文虽然流传网上作者不详，但还算中肯。
在纪念每一场我们不明不白的伟大运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真的做到是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至257页。）
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是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开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翔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在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在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上，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自传，其中也有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做法。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周小舟的自传中记载道："王健、朱子贞二人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间（似应为’还’--作者）发表宣言反对。"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决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个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谷景生 1913年出生，山西临猗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党团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是今日唯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抗战初期参与领导创建山西"牺盟会"。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二野15军政委，洛阳、郑州、昆明市委书记。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出自他任政委的15军。归国后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文革"后刚"解放"即赴对越作战前线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继而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1998年离休前为七届人大司法委员。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断了联系。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
我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现在，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从“一二•九”发起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实地叙述出来，供研究青年运动史的同志们参考。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乎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一九三五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一九三五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孙荪荃认为她不行了。同时，孙荪荃发现了我和杨彤是共产党员，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的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并、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是怎么决定的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鏖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张兆鏖的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后来张兆鏖也同意了，但他说“一二•九”这天只请愿。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依林）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中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先生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十二月十五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依林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两万人上下，后者大约一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会合。
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三十到四十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八十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廿一中）、镜湖、艺文（廿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张兆鏖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三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八、九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四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一九三六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和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十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一万来人，党员有一千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出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一九八○年二月
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Wednesday, January 09, 2008
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看待山西洪洞县矿难
与此前发生的矿难相比，这次矿难又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在矿难发生之后，矿主没有报告而是先采取了自救的方式，结果很多下去救人的矿工也成了罹难者；11月份临汾市有关部门已经对该矿进行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时11月29日，距离事故发生仅8天，也就是说检查人员抬腿刚走，这矿难就发生了；煤矿六证齐全，严重超定员开采，核定人数为61人，实际开采的人数是400多人；层层转包等等。
然而最让人寻味的是国家奔丧管理局局长李大人毅中的态度。在这次矿难发生后，李大人一如既往地立即赶赴现场，除了象以往那样组织救援外，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对此小煤矿主的黑心进行了理性分析。
据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中国法制报道》12月8日的报道，在山西洪洞县的矿难现场，当着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和临汾市的有关官员，李大人从矿主层层转包榨取工人血汗入手开始了他的分析：
李毅中：“这个矿每吨成本150块。如果卖500，那么剩下这350都是矿主一个人装兜里去了。你说是不是疯狂地掠夺国家资源，疯狂地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这么干吗？这种小煤矿是建立在什么（停顿）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危害工人生命健康的基础上的。这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吗？这种小煤矿不该关吗？”
山西洪洞县的煤矿已经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高度。
从李大人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人的发言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采用事实论证的方式，每吨煤成本只有150，而矿主却可以从中赚取350的暴利，此言一出，让人们对黑心矿主榨取工人血汗立马有了个感性认识。
接着，他又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根据，指出黑心矿主如此所谓是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且这种做法破坏了环境危害了工人生命健康这就从理论的高度指出了黑心矿主的罪恶。这也就相当于从理论的高度给这次矿难定性了。
黑心矿主做法和小煤矿的违规生产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不符合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驰。这种黑心矿主和违规小煤矿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说，有黑心矿主不是社会主义，有违规小煤矿也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关闭小煤矿不但有理论支持，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李大人的这一番分析简直太nb了，虽然话不多，但是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大部分运用的恰到好处。看来李大人在全国各地忙着奔丧的日理万难得行程中，还是很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学习，且对刚刚闭幕的17大精神领悟很深，贯彻到位。他的论述真是非常深刻、非常到位，让人非常感动、非常佩服、非常敬
12月6日逛书店小记
2007-12-8 星期六(Saturday) 晴
去北大周边书店一次。
去采薇阁，见台版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等著作三种，要价40元/本，因本月22日地坛又书市，未购；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二册，半价79元，未购。店内遇一北大退休老师，先是抱怨毛乱搞知识人让他们这一代人受苦太多，后抱怨北大一切向前看的种种劣迹。我听闻后亦愤愤然。
去校内转定书四本：《费正清论中国》（一册）、《追寻现代中国》（三册），皆为台版。据复印店的老板讲，受进来猪肉和石油涨价的影响，单独装订的价格由原来的两块提高为三块。看来这国际油价的上涨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复印店了，看来世界经济真是高度一体化了哦。
去物美地下逛博雅堂、野草、汉学。
去第三极，第三极因内部格局调整弄得乱七八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翻阅陈愤青《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其中的很多文章于我心有戚戚焉，感动得一塌糊涂。出来之时已是晚上九点。
去北大周边书店一次。
去采薇阁，见台版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等著作三种，要价40元/本，因本月22日地坛又书市，未购；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二册，半价79元，未购。店内遇一北大退休老师，先是抱怨毛乱搞知识人让他们这一代人受苦太多，后抱怨北大一切向前看的种种劣迹。我听闻后亦愤愤然。
去校内转定书四本：《费正清论中国》（一册）、《追寻现代中国》（三册），皆为台版。据复印店的老板讲，受进来猪肉和石油涨价的影响，单独装订的价格由原来的两块提高为三块。看来这国际油价的上涨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复印店了，看来世界经济真是高度一体化了哦。
去物美地下逛博雅堂、野草、汉学。
去第三极，第三极因内部格局调整弄得乱七八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翻阅陈愤青《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其中的很多文章于我心有戚戚焉，感动得一塌糊涂。出来之时已是晚上九点。
好个“张维迎门”
【这年头也不知道怎么了，北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先是某副教授出来晒工资单，遭到大家一同暴贬；接着是某某某副教授在博客上笑谈，被大家拿出来调侃；北大拆个房子，也有人过来说，这是xx级遗产；三角地被拆去，也引发了还能外的广泛怀念。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北大成了新闻重灾区，成了很多不良媒体的看家宝。就是随便哪个学校的学生跳楼了，为了吸引眼球也会把题目改成“北京大学生xxxx”，让第一眼看到的人以为北大有咋地了。
这一次却是张维迎，这老张的故事确实比那些学生跳楼、拆迁xx遗产之类的事儿有意思多了。核心人物张维迎是光华学院的院长，先是那个邹海归离职，据说是被逼走的，接着是那个何教授出来骂街。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光华学院。
光华学院据说是北大最有钱的学院，据说该院的学生宿舍楼一度是北大学生宿舍中条件最好的；据说该院大楼外停放的小轿车的数量和质量是北大首屈一指的；据说该院的院庆施比北大百年校庆办得还热闹；据说该院的教授是北大教授里面最会挣钱的。。。。。
我跟一个光华的同学说起这件事，他很气愤的说，“他妈的，都是钱闹的”
但恐怕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转一篇写的很不错的评论文章。虽然光华学院的事情很猥琐，但这文章确实写得不错，相当不错。】
好一个“张维迎门”
杨禹
2007-12-04中国青年报
自“水门”后，天下“门”渐多。“伊朗门”、“莱温斯基门”、“华南虎
门”，俯拾皆是。世上本没有门，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门。
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之下的京城初冬，百年北大，萧瑟风中立，无事也飞
砖。那道建了拆、拆了建的南墙，还未曾撞回去多少倔强之人，倒是墙头之上，
已飘散起中关村日渐浓郁的商贾气息。此时有墙胜无墙，北大与外部世界的隔阂
正越来越小，而燕园之内的墙壁，却似乎越来越高。好一个“张维迎门”，正以
闹剧的方式，做着正剧的努力，走着喜剧的过场，奔向悲剧的结尾。
N年前的“海归”张维迎，曾是何等豪迈，纵是一晌贪欢，也揽得无限江山。
但自从主持北大内部改革得来毁誉参半，“张海归”的风头与气度，就在北京海
淀镇的上空归去不来兮。老张入主光华管理学院之后，半载之内，邹恒甫、何志
毅两位教授接连发难，“张维迎门”的门框，已基本上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上
站住脚跟，在网络的诸多论坛里长期盘踞于“置顶”之尊。而张教授自己的学术
成就，却逐渐萎靡，终于要靠“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高校收费太低”之类脑筋急
转弯式的立论，来烘托其尴尬的存在了。
张与邹，张与何，孰是孰非，连北大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遑论我等墙外之人。
但我们恨一个人，往往是因为爱之切；我们好奇一件事，往往是因为羡慕之切切。
暖冬里的“张海归”，时下很像《谍影重重3》里的马克•达蒙，左奔右突，竭
力证明着自己到底是谁——是行政治下的教授，还是教授面前的长官？他还很像
《色•戒》里的王力宏——带着懵懂而来，驾着理想而去，牺牲了自己所爱，事
未成，身已乱。
维系奉迎靠乖张，北大却有张维迎。治校的大学问从来就很多，张院长搞得
如此风生水起，责不在张，而在大学。N年前的北大教改，一年来的光华凸起，
都是办学者浮躁的产物，是“海归”在海淀的水土不服，是洋墨水在毛笔尖上的
沸腾，是商业强行嫁接于大学后的几株蔓枝。
光华还远未做成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张海归”却已做成了中国点击率最
高的商学院长。曾是何等雍容的燕园，如今也与阿忆博士的工资条、孔庆东博主
的嬉笑怒骂、数学中心的存废、“张海归”的开除术以及屡见报端的校园虐猫等
事，拉扯不清。百岁老者季羡林常住301医院之后，那曾经跟着他天天遛弯的爱
猫，也流浪燕园，时竟N年了。就算它等得回慈祥的季羡林，也等不回燕园里曾
经有过的平和之气了。
学而优则仕，仕而退则学，这是人生的某类选项，却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正途。曾经专心学术的张维迎，令人怀念；如今工于管理的张维迎，却弄巧成拙，
最终失于管理。与其说他的管理思维过于个人化、西方化，不如说他奇怪地迅速
继承了燕园里一个不成文的文化传统——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清华人任彦申，在
新近写就的回忆录里说，清华与北大，一墙之隔，校风却有所不同。清华人抱团，
遇外人来评说同事，清华人的回答句式一般为“不但……而且……”，把同事的
好处充分表达；北大人则大多个性鲜明，回答句式常为“虽然……但是……”，
总有点别扭在其中。
任彦申在北大的那几年，把清华人的基因嫁接过去不少。在那个扎实的1990
年代，北大人减少了彼此的争论和掣肘，埋头扩充学校实力，真可谓“聚精会神
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后来，任彦申届满调离，恰逢北大与北医大合并大
会。主席台上的任彦申，得到了北大师生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然而，掌声虽是对旧爱的肯定，却不见得是对新欢的拒绝。安度百岁生日之
后，新世纪来临，燕园的浮躁重新浮出了未名湖的水面。“海归”们倦鸟回巢，
张维迎们一夜间成为翘楚。见效慢的学术退居燕南园的旧宅，声势大的扩张之举
虽华而不实，却一路畅通。此背景下，诞生几个张与邹、何之争，一点都不意外。
它不过是暖冬里北极刚刚融化的一小块冰，是一腔内火串联到面部的几颗小红痘
痘。
此刻，痘里面是水是脓，已不重要。这个痘姓厉姓张姓邹姓何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任彦申笔下的北大传统基因再次发酵，快速扩招带来的少许遗患有所
放大，学科时髦所掩盖的学术缺失正在发作，商业的规则与潜规则已经越过北大
南墙，从教授们并不清静的书房边滑过，留下杂音袅袅。
“张维迎门”，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小段插曲。想必，多数的北大人，也正
对此无语凝噎。此门之内，细节上的正确者，或许正是全局上的失误者；舆论上
的主导者，不见得是真理的拥有者；一时的得势者，也不见得就经得起时间检验。
让人心疼的，是北大为此付出的校誉，是大学为此多走的弯路。流水落花春去也，
大学之大气如是，曾经的张维迎亦如是。
临近岁末，希望学者张维迎能够过个好年，希望院长张维迎能够有所思考。
大学发展之重，或许，非此陕北出生的海归后生所能持。思考到累极时，张院长
不妨踱出燕园，到柳荫不再的海淀镇里，找个影院VIP厅，先观《凤凰》，看看
持之以恒数十载的默默爱恋是个什么滋味；再观《集结号》，想想偌大个燕园，
还有没有一呼而百应的集结之力。
先是某副教授出来晒工资单，遭到大家一同暴贬；接着是某某某副教授在博客上笑谈，被大家拿出来调侃；北大拆个房子，也有人过来说，这是xx级遗产；三角地被拆去，也引发了还能外的广泛怀念。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北大成了新闻重灾区，成了很多不良媒体的看家宝。就是随便哪个学校的学生跳楼了，为了吸引眼球也会把题目改成“北京大学生xxxx”，让第一眼看到的人以为北大有咋地了。
这一次却是张维迎，这老张的故事确实比那些学生跳楼、拆迁xx遗产之类的事儿有意思多了。核心人物张维迎是光华学院的院长，先是那个邹海归离职，据说是被逼走的，接着是那个何教授出来骂街。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光华学院。
光华学院据说是北大最有钱的学院，据说该院的学生宿舍楼一度是北大学生宿舍中条件最好的；据说该院大楼外停放的小轿车的数量和质量是北大首屈一指的；据说该院的院庆施比北大百年校庆办得还热闹；据说该院的教授是北大教授里面最会挣钱的。。。。。
我跟一个光华的同学说起这件事，他很气愤的说，“他妈的，都是钱闹的”
但恐怕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转一篇写的很不错的评论文章。虽然光华学院的事情很猥琐，但这文章确实写得不错，相当不错。】
好一个“张维迎门”
杨禹
2007-12-04中国青年报
自“水门”后，天下“门”渐多。“伊朗门”、“莱温斯基门”、“华南虎
门”，俯拾皆是。世上本没有门，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门。
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之下的京城初冬，百年北大，萧瑟风中立，无事也飞
砖。那道建了拆、拆了建的南墙，还未曾撞回去多少倔强之人，倒是墙头之上，
已飘散起中关村日渐浓郁的商贾气息。此时有墙胜无墙，北大与外部世界的隔阂
正越来越小，而燕园之内的墙壁，却似乎越来越高。好一个“张维迎门”，正以
闹剧的方式，做着正剧的努力，走着喜剧的过场，奔向悲剧的结尾。
N年前的“海归”张维迎，曾是何等豪迈，纵是一晌贪欢，也揽得无限江山。
但自从主持北大内部改革得来毁誉参半，“张海归”的风头与气度，就在北京海
淀镇的上空归去不来兮。老张入主光华管理学院之后，半载之内，邹恒甫、何志
毅两位教授接连发难，“张维迎门”的门框，已基本上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上
站住脚跟，在网络的诸多论坛里长期盘踞于“置顶”之尊。而张教授自己的学术
成就，却逐渐萎靡，终于要靠“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高校收费太低”之类脑筋急
转弯式的立论，来烘托其尴尬的存在了。
张与邹，张与何，孰是孰非，连北大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遑论我等墙外之人。
但我们恨一个人，往往是因为爱之切；我们好奇一件事，往往是因为羡慕之切切。
暖冬里的“张海归”，时下很像《谍影重重3》里的马克•达蒙，左奔右突，竭
力证明着自己到底是谁——是行政治下的教授，还是教授面前的长官？他还很像
《色•戒》里的王力宏——带着懵懂而来，驾着理想而去，牺牲了自己所爱，事
未成，身已乱。
维系奉迎靠乖张，北大却有张维迎。治校的大学问从来就很多，张院长搞得
如此风生水起，责不在张，而在大学。N年前的北大教改，一年来的光华凸起，
都是办学者浮躁的产物，是“海归”在海淀的水土不服，是洋墨水在毛笔尖上的
沸腾，是商业强行嫁接于大学后的几株蔓枝。
光华还远未做成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张海归”却已做成了中国点击率最
高的商学院长。曾是何等雍容的燕园，如今也与阿忆博士的工资条、孔庆东博主
的嬉笑怒骂、数学中心的存废、“张海归”的开除术以及屡见报端的校园虐猫等
事，拉扯不清。百岁老者季羡林常住301医院之后，那曾经跟着他天天遛弯的爱
猫，也流浪燕园，时竟N年了。就算它等得回慈祥的季羡林，也等不回燕园里曾
经有过的平和之气了。
学而优则仕，仕而退则学，这是人生的某类选项，却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正途。曾经专心学术的张维迎，令人怀念；如今工于管理的张维迎，却弄巧成拙，
最终失于管理。与其说他的管理思维过于个人化、西方化，不如说他奇怪地迅速
继承了燕园里一个不成文的文化传统——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清华人任彦申，在
新近写就的回忆录里说，清华与北大，一墙之隔，校风却有所不同。清华人抱团，
遇外人来评说同事，清华人的回答句式一般为“不但……而且……”，把同事的
好处充分表达；北大人则大多个性鲜明，回答句式常为“虽然……但是……”，
总有点别扭在其中。
任彦申在北大的那几年，把清华人的基因嫁接过去不少。在那个扎实的1990
年代，北大人减少了彼此的争论和掣肘，埋头扩充学校实力，真可谓“聚精会神
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后来，任彦申届满调离，恰逢北大与北医大合并大
会。主席台上的任彦申，得到了北大师生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然而，掌声虽是对旧爱的肯定，却不见得是对新欢的拒绝。安度百岁生日之
后，新世纪来临，燕园的浮躁重新浮出了未名湖的水面。“海归”们倦鸟回巢，
张维迎们一夜间成为翘楚。见效慢的学术退居燕南园的旧宅，声势大的扩张之举
虽华而不实，却一路畅通。此背景下，诞生几个张与邹、何之争，一点都不意外。
它不过是暖冬里北极刚刚融化的一小块冰，是一腔内火串联到面部的几颗小红痘
痘。
此刻，痘里面是水是脓，已不重要。这个痘姓厉姓张姓邹姓何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任彦申笔下的北大传统基因再次发酵，快速扩招带来的少许遗患有所
放大，学科时髦所掩盖的学术缺失正在发作，商业的规则与潜规则已经越过北大
南墙，从教授们并不清静的书房边滑过，留下杂音袅袅。
“张维迎门”，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小段插曲。想必，多数的北大人，也正
对此无语凝噎。此门之内，细节上的正确者，或许正是全局上的失误者；舆论上
的主导者，不见得是真理的拥有者；一时的得势者，也不见得就经得起时间检验。
让人心疼的，是北大为此付出的校誉，是大学为此多走的弯路。流水落花春去也，
大学之大气如是，曾经的张维迎亦如是。
临近岁末，希望学者张维迎能够过个好年，希望院长张维迎能够有所思考。
大学发展之重，或许，非此陕北出生的海归后生所能持。思考到累极时，张院长
不妨踱出燕园，到柳荫不再的海淀镇里，找个影院VIP厅，先观《凤凰》，看看
持之以恒数十载的默默爱恋是个什么滋味；再观《集结号》，想想偌大个燕园，
还有没有一呼而百应的集结之力。
一退再退，退到何时
在嫦娥上天纸虎出世的盛世，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甚嚣尘上的今天，从那种呆板的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中走出来，以俗人的眼光来看，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种“进步”。然而一退再推，到底要退到何时退到何地呢？
合上《退步集续编》，在第三极书店的大大的玻璃窗下，望着外面青灰色的昊海楼灰色的背影，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陈丹青的第一部集子叫《退步集》，之所以叫退步，是源自陈上书清华领导，请求从“全面跃进”的美术学院教育体制中退出来，过一种个体画家的生活。虽然从精神层面与僵化的教育体制划清了界限，但囿于各种现实情况，陈并未能立刻从其中走出来。这部集子大概是陈自2001年归国之后，到上书请辞之时的一些文章的集合。其核心是有关美术界的一些故事及陈归国之后的感受，当然其中也有很大篇幅的关于当下城市建设的行政化等诸多问题有所批判。虽然，陈说，以访谈和研讨会发言的形式过多谈论城市建设方面的问题，有给这本集子注水之嫌，但从收入集子的很多文章来看，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颇有见地。
从陈上书请辞至真正从清华走出来的这段时间，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陈开始更多的关注教育问题，尤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学术的高度行政化以及教育管理者的官僚化着力颇多。《退步集续编》就是这样一部集子。如果说《退步集》是从美术教育个案角度来批判病态教育的话，这部集子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审视。说人话，不打文艺腔是陈在文章和访谈中一直强调的，这也是陈文章的特色。尤其是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开始用一种后现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鲁迅”这一政治形象的形成，颇让人惊艳。
让人惊艳的还不止文章，《退步集》的销量也让人惊艳，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本杂文集的发行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相当不容易。正是如此，才有了《退步集续编》，且其在宣传上用了“一退再退，意欲何为。”
脱离体制的并非陈丹青一人亦并非自陈丹青始，自十多年前那场血案开始，多少知识人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从这个体制中走出来，虽然表面上对这个政权没有什么影响，但内伤十眼中的且引发了更广泛的对于体制的怀疑与批判。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知识界的分野，虽然有一批犬儒做了哥德派，但是更多的知识人选择了不与体制合作的道路。他们从那种僵化的体制中走出来，选择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但这些非体制中人，如对体制稍有微词，便会被体制报复。这个强大的体制却不能容忍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对于它的批判。
话题好像有点愿了，像陈这样一人脱离体制能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且未遭到官方的干预，或许是第一次，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希冀从此那种不把人当人的教育、不把人当人的社会、不把人当人的国家能够猛然惊醒，割除流弊，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能”。不然，等到“毕其功于一役”的那一天，什么都来不及了。
#日志日期：2007-12-6 星期四(Thurs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
2007年度最搞笑的新闻
2007-12-5
香港新闻即时报道：“俄罗斯杜马选举刚刚结束，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指出，这次杜马选举存在徇私舞弊，选举结果是虚假的，而且选举人数上也造假了。
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12月3日声称，他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将号召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久加诺夫已经按照要求在联邦各地提交了游行示威的申请，他坚信届时将会有700万俄罗斯人响应俄国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揭露虚假的选举，要求真正的民主……”
香港新闻即时报道：“俄罗斯杜马选举刚刚结束，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指出，这次杜马选举存在徇私舞弊，选举结果是虚假的，而且选举人数上也造假了。
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12月3日声称，他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将号召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久加诺夫已经按照要求在联邦各地提交了游行示威的申请，他坚信届时将会有700万俄罗斯人响应俄国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揭露虚假的选举，要求真正的民主……”
姚监复笑话五十则
高瑜推荐：姚监复先生今年70有4，早已歇顶，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老人。他在1953年时是冯兰瑞教授经济学的得意门生，50年后被老师称为“老友”，如此美誉，在于姚先生勤于耕学，博闻强记，他不仅记得当年恩师穿着呢质西服裙风度翩翩倾倒课堂，还熟悉半个多世纪共产运动的轶闻掌故，这便是今天这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颇受大家欢迎的个人魅力所在。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1、“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2、“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3、“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4、“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5、“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6、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7、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8、“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9、“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10、“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11、“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12、“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13、“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14、“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15、“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16、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17、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18、“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19、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20、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21、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22、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23、周总理诗碑上的“到此一游”
在日本访问时，主人一定安排一个节目：参观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小山坡上有巨大的刻有周总理手书诗句的诗碑，即著名的周总理歌颂日本樱花的诗碑。诗碑旁边有一个中式亭子，当我们进入亭中观景时，我忽然发现日本的亭子也同颐和园、景山或西湖、东湖的亭子一样，刻上、划上或写上“到此一游”的中文，我看见有几个中国游客写的留念字句：“北京XXX到此一游。”我想用照相机留下记录，送给北京报纸发条新闻、查查这位北京游客是哪路神仙，竟然到东瀛日本的周总理诗碑上留下大名。翻译劝我不要照，以免别人以为我又在写一个新的题词：“北京XXX等到此一游。”很遗憾，我没留下这帧照片。如果还有去日本的旅游者，拜托前去照上一张，查查这位神仙出自什么单位。
24、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25、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26、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27、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28、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29、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30、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31、“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32、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33、“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34、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35、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36、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37、“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38、“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39、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40、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41、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42、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43、领导放的屁最香
雷英夫回忆录记述了他去苏联学习后，对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雷概括了苏联军队中唯领导之命是从、不讲民主的现象是：“领导的靴子最亮，领导的表最准，领导的话最正确，领导的……”说到此时，雷英夫停了下来，毛泽东马上对雷说：“讲下去！”雷英夫接着说：“领导放的屁最香。”众人一起哈哈大笑。
44、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45、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46、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47、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48、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49、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50、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1、“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2、“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3、“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4、“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5、“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6、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7、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8、“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9、“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10、“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11、“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12、“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13、“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14、“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15、“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16、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17、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18、“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19、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20、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21、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22、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23、周总理诗碑上的“到此一游”
在日本访问时，主人一定安排一个节目：参观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小山坡上有巨大的刻有周总理手书诗句的诗碑，即著名的周总理歌颂日本樱花的诗碑。诗碑旁边有一个中式亭子，当我们进入亭中观景时，我忽然发现日本的亭子也同颐和园、景山或西湖、东湖的亭子一样，刻上、划上或写上“到此一游”的中文，我看见有几个中国游客写的留念字句：“北京XXX到此一游。”我想用照相机留下记录，送给北京报纸发条新闻、查查这位北京游客是哪路神仙，竟然到东瀛日本的周总理诗碑上留下大名。翻译劝我不要照，以免别人以为我又在写一个新的题词：“北京XXX等到此一游。”很遗憾，我没留下这帧照片。如果还有去日本的旅游者，拜托前去照上一张，查查这位神仙出自什么单位。
24、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25、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26、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27、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28、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29、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30、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31、“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32、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33、“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34、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35、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36、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37、“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38、“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39、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40、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41、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42、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43、领导放的屁最香
雷英夫回忆录记述了他去苏联学习后，对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雷概括了苏联军队中唯领导之命是从、不讲民主的现象是：“领导的靴子最亮，领导的表最准，领导的话最正确，领导的……”说到此时，雷英夫停了下来，毛泽东马上对雷说：“讲下去！”雷英夫接着说：“领导放的屁最香。”众人一起哈哈大笑。
44、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45、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46、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47、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48、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49、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50、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无色的《色戒》不如毛片
2007-12-1 星期六(Saturday) 晴
《色戒》已经出来很久了，虽然它获得国外xx电影节的xx大奖，且媒体也在大肆宣传。一时间大有全民谈“色”之势头，连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都变成了“看了色戒没有”。即便如此，我看《色戒》也是在其公映近一个月之后。
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色戒》的原因有两个：一《色戒》主要是在电影院里放映。说句实在话，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尤其是在电影院里看这种被大家大肆炒作的电影。该电影的导演去年玩gay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一度成为华人电影的骄傲。而这一次他却玩起了sm，而这是该女主角的处女裸。这些已经具备了煽动性的因子，好比一对干柴沾火就着。但在我看来，这却像极了毛片。既然是毛片就没有必要大家一起挤到电影院这个公共场合里去集体观赏了；二、虽然这不电影是一部准毛片，也是汤唯在银幕上的处女裸，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她只能托给老外和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看。这种歧视大陆同胞的做法让我很反感，虽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导演和主演。别说是一部准毛片，就是一部毛片，如果把关键地方掐了，那还有谁愿意去看呢？况且还要花大把银子买票，有那钱还不如去买二斤猪肉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以弥补因为肉价上涨带来的营养缺乏。
在观看《色戒》的方式上，我选择了与看毛片一样的方式——在电脑上观看。虽然《色戒》制片方在版权保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依然未能阻止其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真是有了互联网就有了一切！互联网万岁！
这故事来自张爱玲。
这是一个引诱的故事，有关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年轻而帅气的同学和一位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有些老但依然帅气的易先生之间的感情故事。为了能够去英国留学，这位女大学生献出自己的肉体去勾引那个苍老而有些帅气的易先生。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不但能够达成自己去英国留学的心愿，而且落一个锄奸英雄的名头。但这位女大学生并没有成功，而是在跟易先生玩了一场sm的性游戏之后，竟然爱上了这个“汉奸”并由此导致锄奸团体被枪毙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王佳芝在以sm的方式献出肉体之后，并没有得到自己预先想要得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场sm激情大戏，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不看了”我坚持这样认为。
与很多以出演很“土”的角色走出国门的女演员相比，汤唯所出演的角色是比较“洋”的，但汤唯的演绎洋不起来。对汤唯而言，出演一个小镇里的女生是绰绰有余的，但出演这种十里洋场的女人却有些力不从心，这并不是演技层面的问题，而是其个人气质和修养已经决定了的。
可能还会有人说，这部电影不说别的有脱啊。话是不错，但和之前与之同名的有钟丽缇出演的电影相比，汤唯的身体资本及引诱技巧就逊色多了。
在前一部《色戒》中，钟丽缇所引诱的是一个心怀戒律修行多年的喇嘛，在钟丽缇的美色步步引诱和细腻的性挑逗之下，这位高僧居然放弃戒律。而汤唯并不具备引诱男人的身体资本，鬼才导演王晶都说汤唯的身材比例很奇怪，且在整部电影中也很难看出她引诱男人有哪些高明的技巧。无论是喇嘛还是汉奸，首先都是男人，要引诱男人要么貌赛天仙性感撩人如钟丽缇引诱喇嘛，要么技巧高超功夫一流如李薇成功引诱十多位高管落马。如果没有因有男人的身体资本和技巧，也就只能采取sm的方式引诱大家一观了。
在我看来，《色戒》是作为一部情色影片而存在的。但现在其立命之本——激情sm床戏本删除了，或许审查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但这不被阉割了的电影确实不值得一看了。所有我让它享受与毛片一样的待遇，已经是高看它了。更何况《色戒》的女主角在身材和技术方面与毛片女主角有相当大的差距。
无色的《色戒》确实不如毛片
《色戒》已经出来很久了，虽然它获得国外xx电影节的xx大奖，且媒体也在大肆宣传。一时间大有全民谈“色”之势头，连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都变成了“看了色戒没有”。即便如此，我看《色戒》也是在其公映近一个月之后。
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色戒》的原因有两个：一《色戒》主要是在电影院里放映。说句实在话，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尤其是在电影院里看这种被大家大肆炒作的电影。该电影的导演去年玩gay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一度成为华人电影的骄傲。而这一次他却玩起了sm，而这是该女主角的处女裸。这些已经具备了煽动性的因子，好比一对干柴沾火就着。但在我看来，这却像极了毛片。既然是毛片就没有必要大家一起挤到电影院这个公共场合里去集体观赏了；二、虽然这不电影是一部准毛片，也是汤唯在银幕上的处女裸，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她只能托给老外和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看。这种歧视大陆同胞的做法让我很反感，虽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导演和主演。别说是一部准毛片，就是一部毛片，如果把关键地方掐了，那还有谁愿意去看呢？况且还要花大把银子买票，有那钱还不如去买二斤猪肉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以弥补因为肉价上涨带来的营养缺乏。
在观看《色戒》的方式上，我选择了与看毛片一样的方式——在电脑上观看。虽然《色戒》制片方在版权保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依然未能阻止其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真是有了互联网就有了一切！互联网万岁！
这故事来自张爱玲。
这是一个引诱的故事，有关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年轻而帅气的同学和一位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有些老但依然帅气的易先生之间的感情故事。为了能够去英国留学，这位女大学生献出自己的肉体去勾引那个苍老而有些帅气的易先生。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不但能够达成自己去英国留学的心愿，而且落一个锄奸英雄的名头。但这位女大学生并没有成功，而是在跟易先生玩了一场sm的性游戏之后，竟然爱上了这个“汉奸”并由此导致锄奸团体被枪毙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王佳芝在以sm的方式献出肉体之后，并没有得到自己预先想要得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场sm激情大戏，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不看了”我坚持这样认为。
与很多以出演很“土”的角色走出国门的女演员相比，汤唯所出演的角色是比较“洋”的，但汤唯的演绎洋不起来。对汤唯而言，出演一个小镇里的女生是绰绰有余的，但出演这种十里洋场的女人却有些力不从心，这并不是演技层面的问题，而是其个人气质和修养已经决定了的。
可能还会有人说，这部电影不说别的有脱啊。话是不错，但和之前与之同名的有钟丽缇出演的电影相比，汤唯的身体资本及引诱技巧就逊色多了。
在前一部《色戒》中，钟丽缇所引诱的是一个心怀戒律修行多年的喇嘛，在钟丽缇的美色步步引诱和细腻的性挑逗之下，这位高僧居然放弃戒律。而汤唯并不具备引诱男人的身体资本，鬼才导演王晶都说汤唯的身材比例很奇怪，且在整部电影中也很难看出她引诱男人有哪些高明的技巧。无论是喇嘛还是汉奸，首先都是男人，要引诱男人要么貌赛天仙性感撩人如钟丽缇引诱喇嘛，要么技巧高超功夫一流如李薇成功引诱十多位高管落马。如果没有因有男人的身体资本和技巧，也就只能采取sm的方式引诱大家一观了。
在我看来，《色戒》是作为一部情色影片而存在的。但现在其立命之本——激情sm床戏本删除了，或许审查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但这不被阉割了的电影确实不值得一看了。所有我让它享受与毛片一样的待遇，已经是高看它了。更何况《色戒》的女主角在身材和技术方面与毛片女主角有相当大的差距。
无色的《色戒》确实不如毛片
找下家的过程
2007-11-29 星期四(Thursday) 晴
自4月中旬至今
1、北京晨报，酒多被拒
2、中华工商时报，内耗未成
3、中国公路，完全不对路子
4、南方周末·北京，在珠峰下未能赶回，欲赴粤时已迟。
5、凤凰网·历史频道 没有下文。
6、中国青年。谈得很爽，没有后话。
7、it时代周刊·北京。二面未去
8、新京报·深度。不适合
9、中国图书评论、太拽。
10、北京青年报。首轮淘汰
11、中国国家地理。等待中
12、中新社侨务新闻
13、科学时报。被拒
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好玩，那天静下心来将其一一写出，一定会非常好玩。
......
自4月中旬至今
1、北京晨报，酒多被拒
2、中华工商时报，内耗未成
3、中国公路，完全不对路子
4、南方周末·北京，在珠峰下未能赶回，欲赴粤时已迟。
5、凤凰网·历史频道 没有下文。
6、中国青年。谈得很爽，没有后话。
7、it时代周刊·北京。二面未去
8、新京报·深度。不适合
9、中国图书评论、太拽。
10、北京青年报。首轮淘汰
11、中国国家地理。等待中
12、中新社侨务新闻
13、科学时报。被拒
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好玩，那天静下心来将其一一写出，一定会非常好玩。
......
Monday, November 26, 2007
冉云飞《统治全法性焦虑与引号》（转）
【此文为冉云飞的博文，发表后不久即被删除。此文观点虽不是新观点，但却说出了一种真实情况。希望此文的转载能给那些揣着糊涂装明白的人以警醒。】
统治全法性焦虑与引号
冉云飞
大陆官方一直在反台独，非为真反台独，乃假借反台独来增添其统治合法性也。统治合法性焦虑的真正目的，非因中华民族，非为一国，更非为两岸人民之公利，乃为一党之私利也。不然，推行民主自由即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台海问题，其充耳不闻，乃至为何？实乃推行民主自由，利大陆利台海之民众，而不利大陆官方之独裁统治也。推行了民主自由，他们这一小集团便不能独占中国天下利益为己有了，贪污公行，枉法害民，就不能无碍地实施了。因此，你说民主自由统一中国，他们是决不会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国民党来遏制台独，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国民党的打压与曲解依旧很多。对比较亲近他们的国民党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政策，看似殊不可解，其实他们看重一党之私利，远甚于国家民族、全体两岸人民之公利，才会做出如此荒谬矛盾的台海政策。
自己偏居一隅，借机发展壮大，作敌后骚扰状，却说自已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如此冠冕堂皇地对中国大众及国民党说谎，你说怎么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的事，做得太多，你不管其他说辞多么好，你就不会再有公信力。谁还相信你装出的姿态，做出的诚意呢？得鼎五十八年来，你们所说的好话可以车载斗量，但有多少是真心实意想来实现的呢？你们只是想继续欺骗世人，好从中捞取自己的党派私利而已，此点国民党也不会看不清楚。想继续如此愚弄台湾人民与相关政党，作为自己的对台策略，实在愚蠢之极。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说话的底牌吗？连你愚民几十年的大陆许多百姓，都可看出你的B门，况乎那些已初具民主自由训练的台湾民众？
常读大陆出版的港台类书籍，大陆的处理方式无非几种：一是删节有碍之辞，尤其是批评共产党的内容；二是打磨处理涉及到民主自由的言论，即批评独裁而非直接点名共产党的内容，要经过装饰，使文章显得不那么刺眼；三是将港台书中提到的相关国民党的许多称谓，套上双引号。最近所读吴相湘先生的《三生有幸》，中华书局的出版后记里又玩这套并不新鲜的把戏，“作者1949年后长期生活于台湾地区，晚年旅居美国。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为尊重作品原貌，我们仅在若干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另外书中出现的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官职、机构等名称，如‘总统’、‘外交部’、‘中央’、‘国立’等，均以引号特加表示，请读者鉴察。”中华书局这套把戏，当然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官方的新闻出版制度之严苛而出现的怪象，因为这样的事太多，大家不以为怪。我在这里不深责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这种做法，因为大家被不自由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搞怕了。但我查了相关的官方出版文献，似乎并没有此项加引号的硬性规定，只是大家自骟以合官方之意，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开的“自选动作”而已。事实上有不少书也没这样加引号，并未引致什么麻烦，如近读钟叔河先生《偶然集》里提到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P64），其中的中央并没有加引号。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不少，这说明出版过程中的自保已经形成了一种自骟以合官方之意的传统。
1987年未解严之前，国民党也称大陆官方为共匪，但我很少看到他们的书中提到大陆称谓与机构加引号的，看来他们的聪明程度，的确不如“共匪”。正统与法统，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核心部分，大家都是靠血洗，靠抢劫，靠武力起家，所以没有哪朝哪代的统治者没有统治合法性焦虑，这说明从骨子里面，我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是知道，抢来的东西是不合法的。正统与法统之争，在中国历代屡见不鲜，其原因大率类此。其实在抢劫与流血之下，没有哪个政权是真正符合正统与法统的。按照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只有民选与票决，而不是通过武力而组成的政府，其才是合法的。换言之，在民主政治出现之前，那些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的合法性、正统与法统，都是可笑的，都是不足道的。虽然我们不必深责古人，但身处目下世界文明政治之大趋势的情况下，还想将自己武力抢劫而形成的独裁高压，看作是符合正统与法统，实在可笑可鄙之至。国民党如今只是台湾在野党，既不称共匪，也没在大陆机构上加引号了，倒是大陆官方不放过这只已是在野党的“死老虎”，所出的书籍中只要出现与国民党有关的官职与机构，必用引号以示其不伦，必用引号以示其不符合正统，必用引号以示相当之嘲讽。
可以这样说，不是通过合法的民选而组成之政府，都是不合法的，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通则。自己通过武力窃据而得政府之领导位置，窃民众之利为己有，自己也知道不合法，所以才起劲的愚弄民众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但你以为通过给台湾的机构与官职加上几个引号就消除自己统治合法性焦虑，实在太过自欺欺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解决一个政府统治合法性的焦虑，而不像如今这样的掩耳盗铃。2007年11月25日8：46分于成都急就
统治全法性焦虑与引号
冉云飞
大陆官方一直在反台独，非为真反台独，乃假借反台独来增添其统治合法性也。统治合法性焦虑的真正目的，非因中华民族，非为一国，更非为两岸人民之公利，乃为一党之私利也。不然，推行民主自由即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台海问题，其充耳不闻，乃至为何？实乃推行民主自由，利大陆利台海之民众，而不利大陆官方之独裁统治也。推行了民主自由，他们这一小集团便不能独占中国天下利益为己有了，贪污公行，枉法害民，就不能无碍地实施了。因此，你说民主自由统一中国，他们是决不会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国民党来遏制台独，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国民党的打压与曲解依旧很多。对比较亲近他们的国民党依旧采取阳奉阴违的政策，看似殊不可解，其实他们看重一党之私利，远甚于国家民族、全体两岸人民之公利，才会做出如此荒谬矛盾的台海政策。
自己偏居一隅，借机发展壮大，作敌后骚扰状，却说自已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如此冠冕堂皇地对中国大众及国民党说谎，你说怎么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的事，做得太多，你不管其他说辞多么好，你就不会再有公信力。谁还相信你装出的姿态，做出的诚意呢？得鼎五十八年来，你们所说的好话可以车载斗量，但有多少是真心实意想来实现的呢？你们只是想继续欺骗世人，好从中捞取自己的党派私利而已，此点国民党也不会看不清楚。想继续如此愚弄台湾人民与相关政党，作为自己的对台策略，实在愚蠢之极。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说话的底牌吗？连你愚民几十年的大陆许多百姓，都可看出你的B门，况乎那些已初具民主自由训练的台湾民众？
常读大陆出版的港台类书籍，大陆的处理方式无非几种：一是删节有碍之辞，尤其是批评共产党的内容；二是打磨处理涉及到民主自由的言论，即批评独裁而非直接点名共产党的内容，要经过装饰，使文章显得不那么刺眼；三是将港台书中提到的相关国民党的许多称谓，套上双引号。最近所读吴相湘先生的《三生有幸》，中华书局的出版后记里又玩这套并不新鲜的把戏，“作者1949年后长期生活于台湾地区，晚年旅居美国。他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为尊重作品原貌，我们仅在若干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另外书中出现的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官职、机构等名称，如‘总统’、‘外交部’、‘中央’、‘国立’等，均以引号特加表示，请读者鉴察。”中华书局这套把戏，当然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官方的新闻出版制度之严苛而出现的怪象，因为这样的事太多，大家不以为怪。我在这里不深责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这种做法，因为大家被不自由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搞怕了。但我查了相关的官方出版文献，似乎并没有此项加引号的硬性规定，只是大家自骟以合官方之意，从而形成了一个公开的“自选动作”而已。事实上有不少书也没这样加引号，并未引致什么麻烦，如近读钟叔河先生《偶然集》里提到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P64），其中的中央并没有加引号。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不少，这说明出版过程中的自保已经形成了一种自骟以合官方之意的传统。
1987年未解严之前，国民党也称大陆官方为共匪，但我很少看到他们的书中提到大陆称谓与机构加引号的，看来他们的聪明程度，的确不如“共匪”。正统与法统，历来是中国政治中的核心部分，大家都是靠血洗，靠抢劫，靠武力起家，所以没有哪朝哪代的统治者没有统治合法性焦虑，这说明从骨子里面，我们民族以及整个人类是知道，抢来的东西是不合法的。正统与法统之争，在中国历代屡见不鲜，其原因大率类此。其实在抢劫与流血之下，没有哪个政权是真正符合正统与法统的。按照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只有民选与票决，而不是通过武力而组成的政府，其才是合法的。换言之，在民主政治出现之前，那些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的合法性、正统与法统，都是可笑的，都是不足道的。虽然我们不必深责古人，但身处目下世界文明政治之大趋势的情况下，还想将自己武力抢劫而形成的独裁高压，看作是符合正统与法统，实在可笑可鄙之至。国民党如今只是台湾在野党，既不称共匪，也没在大陆机构上加引号了，倒是大陆官方不放过这只已是在野党的“死老虎”，所出的书籍中只要出现与国民党有关的官职与机构，必用引号以示其不伦，必用引号以示其不符合正统，必用引号以示相当之嘲讽。
可以这样说，不是通过合法的民选而组成之政府，都是不合法的，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通则。自己通过武力窃据而得政府之领导位置，窃民众之利为己有，自己也知道不合法，所以才起劲的愚弄民众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但你以为通过给台湾的机构与官职加上几个引号就消除自己统治合法性焦虑，实在太过自欺欺人。只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解决一个政府统治合法性的焦虑，而不像如今这样的掩耳盗铃。2007年11月25日8：46分于成都急就
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
【南方周末一度是我连续买了近三年的报纸，在中国这么多的报纸当中能够享受本人这么青睐的报纸恐怕独此一家。但自2000年之后，我有五六年的时间没有看过这份报纸，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我用我在这里罗嗦。我觉得这份报纸堕落了，且有很多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虽然那句“总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流行大江南北，但这份报纸却再也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
但自2006年，看了一篇名为《天不丧斯文》的有关刘小枫的访谈之后，我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倒不是我觉得这访谈对象如何如之何，而从这篇文章中闻到了一丝复活的气息。我觉得这份报纸很快就会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
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
南方周末 2007-11-08 11:13:49
□本报特约撰稿 王康
俄国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场，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但并没有被灭绝；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国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斯芬克思之谜
无论拥护还是反对，没有人能否认十月革命对于20世纪乃至可以想象的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完整性出发，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现代史的开端。直到苏联解体，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的。
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历程相比，苏俄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散发着史诗般的光辉，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一开始就以人类和世界的名义，开创着文明的新纪元。
苏俄的成就举世皆知：它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巨大危机；它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它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愚昧、落后、腐朽的三流国家改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它的国民教育、退休养老、医疗保健令全世界艳羡不已；它的电影、芭蕾舞和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相形见绌；它的哲学、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为无数民族仰望和遵从的典范；它的原子弹、氢弹足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五十次以上；它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它对西方的最终取代和胜利，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苏俄一度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仅成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精神祖国，而且获得了包括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德国戏剧天才布莱希特、法国物理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西班牙现代艺术泰斗毕加索、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等成千上万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赞同、神往。苏俄社会充满朝气、活力、天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民正在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74年之后，这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没有被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在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并无重大危机时，戏剧般地坍塌了。无论捍卫者或颠覆者，都没有为之流血，更没有战争——甚至已没有捍卫和颠覆者。
这是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思之谜。
如果说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命运，那么，苏俄的溃散则再次变换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衰亡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洞悉、明辨、审问苏俄的败亡，是更为峻急的任务。
是革命，也是救赎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曾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他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当黑夜降临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上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上帝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国。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苏俄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列·托洛茨基自传》)。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预言得到应验
虽然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他还是无法想象，在他身后，革命将会发生何等严重的变形和倒退。
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十月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十月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会发展到怎样严重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
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嘱托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伟大历史运动，竟然出现相反的结果。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斯大林被称颂为“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
鸿沟，最终没能跨越
1946年，流亡的苏联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巴黎写道：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苏联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从作家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苏俄历史的苦涩和力量在于，正是因为人民长期处于与真相隔绝的境地，一旦发现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质，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帝国。
1998年7月16日，在乌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稣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这位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强调，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它那无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终没有在这个国度建立起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现代社会。
这场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它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质、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鸿沟。然而，俄国在承揽解放人类这一伟大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气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这场革命沦为悲剧的过程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命运的人类性，苏俄的启示将永远属于全世界。
这场革命如此出人意料地收场，有一个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被严重变形，被手段取代，但是并没有被完全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后的监视器和防波堤，它从暴力、谎言和鲜血中拯救下来的救赎精神和道德遗产，已经并继续成为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新基础，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罗斯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本文有删节)
但自2006年，看了一篇名为《天不丧斯文》的有关刘小枫的访谈之后，我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倒不是我觉得这访谈对象如何如之何，而从这篇文章中闻到了一丝复活的气息。我觉得这份报纸很快就会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
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
南方周末 2007-11-08 11:13:49
□本报特约撰稿 王康
俄国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场，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但并没有被灭绝；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国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斯芬克思之谜
无论拥护还是反对，没有人能否认十月革命对于20世纪乃至可以想象的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完整性出发，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现代史的开端。直到苏联解体，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的。
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历程相比，苏俄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散发着史诗般的光辉，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一开始就以人类和世界的名义，开创着文明的新纪元。
苏俄的成就举世皆知：它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巨大危机；它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它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愚昧、落后、腐朽的三流国家改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它的国民教育、退休养老、医疗保健令全世界艳羡不已；它的电影、芭蕾舞和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相形见绌；它的哲学、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为无数民族仰望和遵从的典范；它的原子弹、氢弹足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五十次以上；它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它对西方的最终取代和胜利，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苏俄一度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仅成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精神祖国，而且获得了包括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德国戏剧天才布莱希特、法国物理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西班牙现代艺术泰斗毕加索、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等成千上万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赞同、神往。苏俄社会充满朝气、活力、天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民正在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74年之后，这样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没有被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在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并无重大危机时，戏剧般地坍塌了。无论捍卫者或颠覆者，都没有为之流血，更没有战争——甚至已没有捍卫和颠覆者。
这是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思之谜。
如果说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命运，那么，苏俄的溃散则再次变换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衰亡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
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洞悉、明辨、审问苏俄的败亡，是更为峻急的任务。
是革命，也是救赎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曾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他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当黑夜降临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上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上帝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帝国。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
苏俄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十月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列·托洛茨基自传》)。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预言得到应验
虽然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他还是无法想象，在他身后，革命将会发生何等严重的变形和倒退。
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十月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十月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
马克思、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会发展到怎样严重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
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嘱托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伟大历史运动，竟然出现相反的结果。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斯大林被称颂为“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
鸿沟，最终没能跨越
1946年，流亡的苏联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巴黎写道：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苏联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从作家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苏俄历史的苦涩和力量在于，正是因为人民长期处于与真相隔绝的境地，一旦发现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质，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帝国。
1998年7月16日，在乌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稣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这位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强调，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它那无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终没有在这个国度建立起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现代社会。
这场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它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质、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鸿沟。然而，俄国在承揽解放人类这一伟大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气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这场革命沦为悲剧的过程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命运的人类性，苏俄的启示将永远属于全世界。
这场革命如此出人意料地收场，有一个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被严重变形，被手段取代，但是并没有被完全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后的监视器和防波堤，它从暴力、谎言和鲜血中拯救下来的救赎精神和道德遗产，已经并继续成为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新基础，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罗斯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本文有删节)
嫦娥1号上天了！
1.天宫:
玉帝:何方妖孽?搅我天宫清净?
千里眼:烟雾太大,看不清……
顺风耳：好大的噪音！我的耳朵快聋了！
王母：莫非又是悟空出世？
太白金星：不象……冲着广寒宫去的……难道是八戒？
2。广寒宫
嫦娥：后羿！你这个杀千刀的！不就是和你分居了吗？你至于用这么大个炸弹搞我？
玉兔：搞也就算了，还TM转来转去的不落下来！
吴刚：最好炸到桂花树上，老子砍了几千年，今天也给它动动炸药！
嫦娥1号：我日！说好了三缺一的，怎么还有个兔子？
玉兔：你TM快下来！砸我窝上了！
3。西方
如来：我佛慈悲！这嫦娥1号是什么原理？怎么如此的快？
观音：嫦娥1号选用的有效载荷有6套24件，包括CCD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成像光谱仪、伽马/X射线谱仪、微波探测仪和太阳风粒子探测器等。其中CCD立体相机是拍摄全月面三维影像的专用相机，在中国属首次使用；成像光谱仪用于获取月面光波图谱；伽马/X射线谱仪用于探测月球表面元素；微波探测仪除用于获取月壤厚度信息外，还能给出月球背面的亮度温度图和月球两极地面的信息……
如来：闭嘴！你TM欺负我没文化？我告诉你，老子是印度人，我们国家的计算机技术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观音：简单的说吧，就是用一个炮筒子，下面装上燃料，喷火，把一个铁疙瘩运到月球上，拍几张照片再走两步什么的就回来。
如来：善哉善哉！
4。三国
张飞：大哥！流星！快许个愿吧！
刘备：（大哭）呜呼！吾空有五尺之躯，下安不得黎民，上不及此物直达九天！此生和其困顿也！
关羽：大哥勿忧！何不问计于军师？
诸葛亮：主公勿忧！吾发明“孔明灯”，只需按图纸做大，载上主公，与这火箭实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刘备：吾得军师，真如虎添翼也！只是到了天上，如何返回？
诸葛亮：咳……这个……只需把灯吹灭……
刘备：然后呢？
诸葛亮：这个……主公……我有一个锦囊，主公到天上后再打开！（密写一锦囊，上书：闭眼……）
玉帝:何方妖孽?搅我天宫清净?
千里眼:烟雾太大,看不清……
顺风耳：好大的噪音！我的耳朵快聋了！
王母：莫非又是悟空出世？
太白金星：不象……冲着广寒宫去的……难道是八戒？
2。广寒宫
嫦娥：后羿！你这个杀千刀的！不就是和你分居了吗？你至于用这么大个炸弹搞我？
玉兔：搞也就算了，还TM转来转去的不落下来！
吴刚：最好炸到桂花树上，老子砍了几千年，今天也给它动动炸药！
嫦娥1号：我日！说好了三缺一的，怎么还有个兔子？
玉兔：你TM快下来！砸我窝上了！
3。西方
如来：我佛慈悲！这嫦娥1号是什么原理？怎么如此的快？
观音：嫦娥1号选用的有效载荷有6套24件，包括CCD立体相机、激光高度计、成像光谱仪、伽马/X射线谱仪、微波探测仪和太阳风粒子探测器等。其中CCD立体相机是拍摄全月面三维影像的专用相机，在中国属首次使用；成像光谱仪用于获取月面光波图谱；伽马/X射线谱仪用于探测月球表面元素；微波探测仪除用于获取月壤厚度信息外，还能给出月球背面的亮度温度图和月球两极地面的信息……
如来：闭嘴！你TM欺负我没文化？我告诉你，老子是印度人，我们国家的计算机技术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观音：简单的说吧，就是用一个炮筒子，下面装上燃料，喷火，把一个铁疙瘩运到月球上，拍几张照片再走两步什么的就回来。
如来：善哉善哉！
4。三国
张飞：大哥！流星！快许个愿吧！
刘备：（大哭）呜呼！吾空有五尺之躯，下安不得黎民，上不及此物直达九天！此生和其困顿也！
关羽：大哥勿忧！何不问计于军师？
诸葛亮：主公勿忧！吾发明“孔明灯”，只需按图纸做大，载上主公，与这火箭实乃异曲同工之妙也！
刘备：吾得军师，真如虎添翼也！只是到了天上，如何返回？
诸葛亮：咳……这个……只需把灯吹灭……
刘备：然后呢？
诸葛亮：这个……主公……我有一个锦囊，主公到天上后再打开！（密写一锦囊，上书：闭眼……）
纪念三角地君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就是北京大学为十月三十日三角地被拆除的那一天 ，我独在三角地徘徊，遇见许core，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三角地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三角地被拆前经常能看到先生的小广告。”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张贴的小广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结果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选定了全年张贴小广告的地方就有它。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被拆者毫不相干，但在未被拆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教育部评估之后三角地真有恢复的那一天，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校园。多少个字眼：评估、学生证、校园卡、迟到、通报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借教育部评估之名拆掉三角地，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官僚主义之弊所造成的苦难；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校园，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待拆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已被拆者的灵前。
二
真的学生，敢于直面教育部的评估，敢于正视三角地被拆的事实。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管理者所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空空的草坪和无力的诉说。在bbs版上的讨论中，又给人以虚假的幻象，维持学生似乎还是校园主人的假象。我不知道这样的学习生涯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校园内学习、生活；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十月三十日也已有四日，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诸多被拆的广告栏之中，三角地是我的最爱。最爱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三角地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粘贴商业小广告、不再具有思想交流意义”的信息栏，是北大被拆除的历史遗迹中的一分子。
它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90年代初刚来北京时。在北大诸多的景观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它；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才有一个师兄领着我在校园内逛时，指着一个贴满学术海报的地方告诉我，说：这就是三角地。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三角地之所以名声在外，无论如何，总该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的，但三角地只有这么大。待进入北大之后，我也开始在三角地留意各种信息，为了赚生活费，开始帮着新东方张贴小广告。于是在三角地贴的广告多了，也就熟悉了。待到工作后又重新回校读书，就很少去三角地了。“十一”之后，去过一次三角地，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去过。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三十一日早晨，才知道三角地被拆的事；上bbs一看才知道，许多地方的广告栏在夜间被偷偷拆掉，而三角地即在被拆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保卫部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狠心到这地步。况且始终静静地呆在大讲堂旁的三角地，更何至于无端被拆呢？
然而到三角地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那空空如也的地方。被拆的不只三角地，还有教学楼、餐厅前面的信息栏广告栏。这证明着这不但是仅仅拆除三角地，而是有组织地消灭广告栏。
但学校就有令，说是为了教学评估！
但接着保卫部放出话，说三角地是“不再具有思想交流意义”的信息栏。
评估，已使我无法忍受了了；保卫部的托辞，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学生只能在bbs发帖慨叹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它，三角地，是在夜间偷偷被拆除的。自然，拆除而已，稍有关心者，谁也不会料到三角地有这样的结果。
始终张贴各种信息的三角地确是被拆除了，这是真的，有三角地的草坪为证；教学楼和餐厅的广告栏也被拆掉了，有在原来地方停放的自行车为证；只有大讲堂边的电子牌还在倒数着08年奥运会时间。当这几个地方的广告栏被保卫部拆除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餐饮中心提高食堂饭菜价格的伟绩，学校基建处拆除27楼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处拆除抹杀了。
但是拆除三角地的阴谋者和实施者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自个早晨起床后没洗脸……。
六
时间永是流驶，校园依旧安静，有限的几个历史遗迹，在北大被拆除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同学们在bbs上的谈资，或者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和搜狐网作报道的素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无力的呐喊。北大的遗迹被破坏的历史，正如当初北京的城墙被拆除一样，是管理者的心血来潮，不会理睬有识之士的呼吁，结果是一样的。
七
我目睹北大历史遗迹的被破坏，是始于今年初开始的，先是鱼洗的被盗（竟然被盗了两次，前后相隔一天），然后是27楼的被拆。至于这一回三角地被拆，一方面出乎我的意料，另一方面，则更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迎接评估，为了短期的利益，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三角地的消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就是北京大学为十月三十日三角地被拆除的那一天 ，我独在三角地徘徊，遇见许core，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三角地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三角地被拆前经常能看到先生的小广告。”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张贴的小广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结果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选定了全年张贴小广告的地方就有它。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被拆者毫不相干，但在未被拆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教育部评估之后三角地真有恢复的那一天，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校园。多少个字眼：评估、学生证、校园卡、迟到、通报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借教育部评估之名拆掉三角地，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官僚主义之弊所造成的苦难；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校园，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待拆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已被拆者的灵前。
二
真的学生，敢于直面教育部的评估，敢于正视三角地被拆的事实。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管理者所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空空的草坪和无力的诉说。在bbs版上的讨论中，又给人以虚假的幻象，维持学生似乎还是校园主人的假象。我不知道这样的学习生涯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校园内学习、生活；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十月三十日也已有四日，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诸多被拆的广告栏之中，三角地是我的最爱。最爱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三角地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粘贴商业小广告、不再具有思想交流意义”的信息栏，是北大被拆除的历史遗迹中的一分子。
它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90年代初刚来北京时。在北大诸多的景观中，其中的一个就是它；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才有一个师兄领着我在校园内逛时，指着一个贴满学术海报的地方告诉我，说：这就是三角地。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三角地之所以名声在外，无论如何，总该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的，但三角地只有这么大。待进入北大之后，我也开始在三角地留意各种信息，为了赚生活费，开始帮着新东方张贴小广告。于是在三角地贴的广告多了，也就熟悉了。待到工作后又重新回校读书，就很少去三角地了。“十一”之后，去过一次三角地，此后的日子再也没有去过。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三十一日早晨，才知道三角地被拆的事；上bbs一看才知道，许多地方的广告栏在夜间被偷偷拆掉，而三角地即在被拆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保卫部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狠心到这地步。况且始终静静地呆在大讲堂旁的三角地，更何至于无端被拆呢？
然而到三角地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那空空如也的地方。被拆的不只三角地，还有教学楼、餐厅前面的信息栏广告栏。这证明着这不但是仅仅拆除三角地，而是有组织地消灭广告栏。
但学校就有令，说是为了教学评估！
但接着保卫部放出话，说三角地是“不再具有思想交流意义”的信息栏。
评估，已使我无法忍受了了；保卫部的托辞，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学生只能在bbs发帖慨叹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它，三角地，是在夜间偷偷被拆除的。自然，拆除而已，稍有关心者，谁也不会料到三角地有这样的结果。
始终张贴各种信息的三角地确是被拆除了，这是真的，有三角地的草坪为证；教学楼和餐厅的广告栏也被拆掉了，有在原来地方停放的自行车为证；只有大讲堂边的电子牌还在倒数着08年奥运会时间。当这几个地方的广告栏被保卫部拆除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餐饮中心提高食堂饭菜价格的伟绩，学校基建处拆除27楼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处拆除抹杀了。
但是拆除三角地的阴谋者和实施者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自个早晨起床后没洗脸……。
六
时间永是流驶，校园依旧安静，有限的几个历史遗迹，在北大被拆除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同学们在bbs上的谈资，或者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新浪网和搜狐网作报道的素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无力的呐喊。北大的遗迹被破坏的历史，正如当初北京的城墙被拆除一样，是管理者的心血来潮，不会理睬有识之士的呼吁，结果是一样的。
七
我目睹北大历史遗迹的被破坏，是始于今年初开始的，先是鱼洗的被盗（竟然被盗了两次，前后相隔一天），然后是27楼的被拆。至于这一回三角地被拆，一方面出乎我的意料，另一方面，则更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迎接评估，为了短期的利益，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三角地的消失！
京城，那布满红箍儿的地方
经常经过的那个天桥上，没有看到那些摆小摊的小贩，取而代之的是警察、联防、小脚老太太组成的治安巡逻队伍，这多少让我有些奇怪，因为这里是北京的南城地区，在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里，一直有“东富西贵 南穷北贱”的说法，自满清以来这里一直是贱民居住的地方，即使prc成立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本质上的改观。但17大来临之时，这些国家机关的专政人员还光临这个地方，不能不让人奇怪。那个警察的个子很高，我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低头轻蔑的看了我一眼。
用了五年的显示器淘汰了，想找个地方把它卖了，换点银子回来。到电脑城回收显示器的柜台，那个肥胖的女人听我陈述完之后，熟练的说：“五十”
“不能再高点？”
“高不了了，就这个价。”
“我那个可是珑管的。”
“我们这就价儿，卖还是不买。”
听了他这话，我没有搭茬儿就走了。
从电脑城出来，过天桥去对面的工商银行取钱，发现路边有一个收显示器的，赶紧上去搭茬儿。
“你这儿收显示器吗？”
“你的多大的啊？”
“15的，给多少钱”
“也就几十块钱”
“能给几十块啊？”我心有不甘的说。
“五六十吧，现在15的球面显示器不好卖。”
“我那可是15的珑管，新索尼的”我补充说。
“那也就八十吧”
“那你跟我回去去吧”
“你住在哪儿”
“就马路对面那个小区，过了天桥就是。”
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跟那个男人说，那小区有人在收，咱们去了也进不去。“我们这生意也是划片儿的。你要想卖的话，就把东西拿到我们这儿来吧。”
听她这么说，恍然大悟，原来这收破烂儿的也是划片儿的。
坐394路公共汽车，刚上车就发现一个操唐山口音的老人再跟乘务员吵架，听了一会才明白吵架是因为乘务员没有及时给老人找座位儿。
晚上9点多坐车回来，一路上的情形也与往日大不同，不但车少，而且人少。车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北京新闻，内容是有关警察如何抓那些发传单的人的。
到家喝了点二锅头，打开电视全是迎接17大的。欢庆 和谐 盛会 繁荣富强。好像各个地方都搞了欢庆演出，有个台还在播17大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说，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2217名代表，经代表资格审查，有1人因严重危机而被取消代表资格，2216名代表资格有效，期中三人因病逝不能参加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213人，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代表参与率达到98%。
用了五年的显示器淘汰了，想找个地方把它卖了，换点银子回来。到电脑城回收显示器的柜台，那个肥胖的女人听我陈述完之后，熟练的说：“五十”
“不能再高点？”
“高不了了，就这个价。”
“我那个可是珑管的。”
“我们这就价儿，卖还是不买。”
听了他这话，我没有搭茬儿就走了。
从电脑城出来，过天桥去对面的工商银行取钱，发现路边有一个收显示器的，赶紧上去搭茬儿。
“你这儿收显示器吗？”
“你的多大的啊？”
“15的，给多少钱”
“也就几十块钱”
“能给几十块啊？”我心有不甘的说。
“五六十吧，现在15的球面显示器不好卖。”
“我那可是15的珑管，新索尼的”我补充说。
“那也就八十吧”
“那你跟我回去去吧”
“你住在哪儿”
“就马路对面那个小区，过了天桥就是。”
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跟那个男人说，那小区有人在收，咱们去了也进不去。“我们这生意也是划片儿的。你要想卖的话，就把东西拿到我们这儿来吧。”
听她这么说，恍然大悟，原来这收破烂儿的也是划片儿的。
坐394路公共汽车，刚上车就发现一个操唐山口音的老人再跟乘务员吵架，听了一会才明白吵架是因为乘务员没有及时给老人找座位儿。
晚上9点多坐车回来，一路上的情形也与往日大不同，不但车少，而且人少。车上的电视里正在播放北京新闻，内容是有关警察如何抓那些发传单的人的。
到家喝了点二锅头，打开电视全是迎接17大的。欢庆 和谐 盛会 繁荣富强。好像各个地方都搞了欢庆演出，有个台还在播17大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说，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2217名代表，经代表资格审查，有1人因严重危机而被取消代表资格，2216名代表资格有效，期中三人因病逝不能参加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213人，在选举代表的过程中，代表参与率达到98%。
Tuesday, October 09, 2007
北京银行门与股市孙子
【今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单位组织去xx部参观“反腐败倡廉洁书画展览”。虽然本人认为反腐败是国家大事，但这反腐败书画展览还是让我觉得非常之搞笑，不过听说号称中资产最大的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冒出许多儿童级股东的消息时候，还是让我惊讶了三分之二炷香的时间。
本人不炒股，主要是没钱，而且也没有眼光，所以在全民炒股的浊浪中本人仍保持了两袖清风一股不染。我估计像我这样“清廉”的人，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富饶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炒股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经常浮现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去买股的情形。都说养老钱让某些部门管着不安全，最好还是能从股市中赚点，可是放到股市里就安全了吗？虽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股市很可悲，我们的股民很可悲。
北京银行的这一事件已经被网友戏称为“北京银行门”事件，等我想在网上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时候，发现很多网站的帖子已经删除，这其中有网易、凤凰网、天涯。在中国，帖子被删除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谣言；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真是的，它的存在让很多大人物觉得不爽，影响了稳定和谐的大局。根据以往的经验，后一种情况发生的机率远远大于前一种情况。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仅仅是儿童的持股年龄问题，而是由此引发的这些儿童是谁的孙子的问题，据说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引发股市的动荡
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但我还是从诸多网站留下的蛛丝马迹中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感谢网络。现在就将网上的有关消息放到博客上，算是立此存照吧。】
翻开中国股市历次熊市的开始，无不是因为某个事件引发的，比如“银广夏”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蓝田股份”事件等。个股事件当然不能代表整个股市，却是整个股市缩影-----引发诚信危机。一旦政府的诚信没了，投资者的信心会土崩瓦解，引发雪崩。这是中国股市的历史教训。如果北京银行事件不能合理合法公正的给与解决，那么我坚信，中国的股市就从2007年国庆节之后步入至少3年的熊市。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政府监管部门如何解决这个事件，如何给老百姓们一个信念。
北京银行1996年成立，1997年开始发行股份，每股发行价不过1元出头，2007年9月19日上市首日股价达到25元，市值超过1556亿。最近北京银行股东的年龄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居然是一群婴儿和儿童，当时最大年龄18岁，最小年龄1岁。大概是考虑到一大群儿童股东不懂现代银行管理，该银行上市前以不足一年利润的超低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变成了外国银行。
北京银行招股书第399页中的“ 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名册”的第一名： 吴振鹏，股份数 5,000 ,000,他的身份证号码：110101 19841103XXX， 大家有什么感觉，84年的小孩有那 么多钱买原始股？估计在改制买的时 候可能20都没有！大家再看看，排第13的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居然是一个才10岁的小P孩，也成了股东，按照今天收盘价格算，身家已经超过2900万。
北京银行儿童持股情况（一部分）
1 吴振鹏110101198401103xxx 5,000,000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13 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 1,340,000 已登记 10岁 97年时 1岁
38 霍陆陆110103199006160xxx 582,936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4 孙畅110101198510014xxx 550,000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59 贾行之110102199007302xxx 482,414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62 唐瑭110108198603042xxx 470,25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111 邓晗110102198502150xxx 326,04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122 杨之光110108198811046xxx 3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93 段英110101198206044xxx 229,725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214 朱正宇110103199007261xxx 216,610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227 刘杨110102197910210xxx 210,000 已登记 28岁 97年时 18岁
243 耿一帆110102198308130xxx 203,106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246 汪烨华110108199501241xxx 201,512 已登记 12岁 97年时 2岁
308 于佳璐110103198303060xxx 184,851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23 李潇雯110102198106052xxx 179,860 已登记 26岁 97年时 16岁
325 刘林智110102198406041xxx 179,839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338 王宁110107198810241xxx 175,728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341 平雅男110102198506263xxx 175,402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343 何晓璐110108198202196xxx 175,12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350 程文端110104198306223xxx 173,177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62 宗恒110108199003291xxx 169,97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370 李真110102198605152xxx 168,000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425 李洋110104198205191xxx 157,083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453 潘左熠110104199007122xxx 152,80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55 孟嘉110101198404030xxx 152,357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470 吕林110108198009184xxx 150,000 已登记 27岁 97年时 17岁
478 范鑫110106198512110xxx 148,78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482 范磊110103198205301xxx 147,438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32 刘思羽110108199306851xxx 140,074 已登记 14岁 97年时 4岁
574 孙润哲110106198202230xxx 133,7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81 鞠然110104198608112xxx 133,414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596 李子君110101198401190xxx 130,983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618 金婕110102198203081xxx 127,339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57 吴昊110104198208191xxx 122,501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95 刘柳110104198401170xxx 118,631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0 张沛110103198410030xxx 118,256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7 王金鹏110108198411252xxx 116,905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38 刘欣欣110108198210203xxx 114,0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742 张啸晨110102198604271xxx 113,707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44 刘静雅110106198606134xxx 113,56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62 苗菲110102198503200xxx 111,774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767 戴悦110107199409270xxx 110,832 已登记 13岁 97年时 3岁
895 辛心110107199104220xxx 100,756 已登记 16岁 97年时 6岁
946 李阳110108198810093xxx 1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121 范秋明110108198909041xxx 93,163 已登记 18岁 97年时 8岁
北京银行给出的解释：
由于北京银行在设立的初期存在部分原信用社股东要求退股而未能及时办理退股手续的情况,本行在设立后在1997年和1998年由行领导带头由全行员工以及部分非员工自然人股动自愿认购。由于1998年霍海音案件的爆发,导致了该部分退股的认购工作开支比较困难,为了顺利完成该部分股份的认购工作,在选择非员工自然人时,本行采取了各支行、各部门员工广泛动员对本行有一定认识且对本行的发展有信息的自然人参与认购的方式来实施这部分退股的认购。这部分股权价格为每股1.9元。
本人不炒股，主要是没钱，而且也没有眼光，所以在全民炒股的浊浪中本人仍保持了两袖清风一股不染。我估计像我这样“清廉”的人，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富饶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炒股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经常浮现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去买股的情形。都说养老钱让某些部门管着不安全，最好还是能从股市中赚点，可是放到股市里就安全了吗？虽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股市很可悲，我们的股民很可悲。
北京银行的这一事件已经被网友戏称为“北京银行门”事件，等我想在网上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时候，发现很多网站的帖子已经删除，这其中有网易、凤凰网、天涯。在中国，帖子被删除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谣言；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真是的，它的存在让很多大人物觉得不爽，影响了稳定和谐的大局。根据以往的经验，后一种情况发生的机率远远大于前一种情况。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仅仅是儿童的持股年龄问题，而是由此引发的这些儿童是谁的孙子的问题，据说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引发股市的动荡
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但我还是从诸多网站留下的蛛丝马迹中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感谢网络。现在就将网上的有关消息放到博客上，算是立此存照吧。】
翻开中国股市历次熊市的开始，无不是因为某个事件引发的，比如“银广夏”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蓝田股份”事件等。个股事件当然不能代表整个股市，却是整个股市缩影-----引发诚信危机。一旦政府的诚信没了，投资者的信心会土崩瓦解，引发雪崩。这是中国股市的历史教训。如果北京银行事件不能合理合法公正的给与解决，那么我坚信，中国的股市就从2007年国庆节之后步入至少3年的熊市。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政府监管部门如何解决这个事件，如何给老百姓们一个信念。
北京银行1996年成立，1997年开始发行股份，每股发行价不过1元出头，2007年9月19日上市首日股价达到25元，市值超过1556亿。最近北京银行股东的年龄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居然是一群婴儿和儿童，当时最大年龄18岁，最小年龄1岁。大概是考虑到一大群儿童股东不懂现代银行管理，该银行上市前以不足一年利润的超低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变成了外国银行。
北京银行招股书第399页中的“ 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名册”的第一名： 吴振鹏，股份数 5,000 ,000,他的身份证号码：110101 19841103XXX， 大家有什么感觉，84年的小孩有那 么多钱买原始股？估计在改制买的时 候可能20都没有！大家再看看，排第13的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居然是一个才10岁的小P孩，也成了股东，按照今天收盘价格算，身家已经超过2900万。
北京银行儿童持股情况（一部分）
1 吴振鹏110101198401103xxx 5,000,000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13 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 1,340,000 已登记 10岁 97年时 1岁
38 霍陆陆110103199006160xxx 582,936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4 孙畅110101198510014xxx 550,000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59 贾行之110102199007302xxx 482,414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62 唐瑭110108198603042xxx 470,25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111 邓晗110102198502150xxx 326,04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122 杨之光110108198811046xxx 3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93 段英110101198206044xxx 229,725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214 朱正宇110103199007261xxx 216,610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227 刘杨110102197910210xxx 210,000 已登记 28岁 97年时 18岁
243 耿一帆110102198308130xxx 203,106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246 汪烨华110108199501241xxx 201,512 已登记 12岁 97年时 2岁
308 于佳璐110103198303060xxx 184,851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23 李潇雯110102198106052xxx 179,860 已登记 26岁 97年时 16岁
325 刘林智110102198406041xxx 179,839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338 王宁110107198810241xxx 175,728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341 平雅男110102198506263xxx 175,402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343 何晓璐110108198202196xxx 175,12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350 程文端110104198306223xxx 173,177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62 宗恒110108199003291xxx 169,97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370 李真110102198605152xxx 168,000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425 李洋110104198205191xxx 157,083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453 潘左熠110104199007122xxx 152,80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55 孟嘉110101198404030xxx 152,357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470 吕林110108198009184xxx 150,000 已登记 27岁 97年时 17岁
478 范鑫110106198512110xxx 148,78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482 范磊110103198205301xxx 147,438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32 刘思羽110108199306851xxx 140,074 已登记 14岁 97年时 4岁
574 孙润哲110106198202230xxx 133,7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81 鞠然110104198608112xxx 133,414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596 李子君110101198401190xxx 130,983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618 金婕110102198203081xxx 127,339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57 吴昊110104198208191xxx 122,501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95 刘柳110104198401170xxx 118,631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0 张沛110103198410030xxx 118,256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7 王金鹏110108198411252xxx 116,905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38 刘欣欣110108198210203xxx 114,0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742 张啸晨110102198604271xxx 113,707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44 刘静雅110106198606134xxx 113,56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62 苗菲110102198503200xxx 111,774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767 戴悦110107199409270xxx 110,832 已登记 13岁 97年时 3岁
895 辛心110107199104220xxx 100,756 已登记 16岁 97年时 6岁
946 李阳110108198810093xxx 1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121 范秋明110108198909041xxx 93,163 已登记 18岁 97年时 8岁
北京银行给出的解释：
由于北京银行在设立的初期存在部分原信用社股东要求退股而未能及时办理退股手续的情况,本行在设立后在1997年和1998年由行领导带头由全行员工以及部分非员工自然人股动自愿认购。由于1998年霍海音案件的爆发,导致了该部分退股的认购工作开支比较困难,为了顺利完成该部分股份的认购工作,在选择非员工自然人时,本行采取了各支行、各部门员工广泛动员对本行有一定认识且对本行的发展有信息的自然人参与认购的方式来实施这部分退股的认购。这部分股权价格为每股1.9元。
Sunday, October 07, 2007
胡老大的节俭生活（转自fubin333）
老胡是我们的老大，平时我们都不晓得他是怎样生活的．但那天听渝中宾馆的一位总监很是得意的摆起给老胡端盘子上菜的事，我等才略知一二老大的生活．
老大来的时候重庆正下着绵绵的暴雨，在党****的高度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忧患中，电视上我们看见了老大亲切和蔼的脸面，也在摄像机各个角度不遗余力的辛勤工作下，我们还看见了老大眼角盈盈的泪光．在举国上下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大要回京了．临了，在宾馆开了一张发票－－－－二百四十人民币．
感动啊．我们的老大如此节俭．
末了．我等鼠辈小心翼翼问，真只花这么点？
得了哦．总监扬起那非常骄傲的头，三天花了一百多万．
我的乖乖．姑且不说一百多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庞大的数字，以我等那简单的智商哪里知道其中无尽的玄妙．老大的行程那么繁忙，重庆不过是很小的一个落脚处，我想，处处肯定都是二百四十元吧．我们国家不仅是汉语言高深莫测，连数学都是别国无法比拟的先进．正好枕边放着一本林达所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里面描述了当初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事，其中一个失败原因就是他筹不到当事人的＂堵嘴钱＂，因为总统要用的钱每一笔都是受到监督的．也活该他倒霉，要是他在中国，多好．
总监还很骄傲地透露，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前任老大也要来重庆．携夫人．夫人要求不高，只喜欢用红色清一色的搪瓷盆．这个要求简直是小事啊，找遍了重庆大小古董店，硬是找不出这么一个红色搪瓷盆，不是夫人要求高，实在是重庆物质太匮乏了．
老大来的时候重庆正下着绵绵的暴雨，在党****的高度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忧患中，电视上我们看见了老大亲切和蔼的脸面，也在摄像机各个角度不遗余力的辛勤工作下，我们还看见了老大眼角盈盈的泪光．在举国上下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大要回京了．临了，在宾馆开了一张发票－－－－二百四十人民币．
感动啊．我们的老大如此节俭．
末了．我等鼠辈小心翼翼问，真只花这么点？
得了哦．总监扬起那非常骄傲的头，三天花了一百多万．
我的乖乖．姑且不说一百多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庞大的数字，以我等那简单的智商哪里知道其中无尽的玄妙．老大的行程那么繁忙，重庆不过是很小的一个落脚处，我想，处处肯定都是二百四十元吧．我们国家不仅是汉语言高深莫测，连数学都是别国无法比拟的先进．正好枕边放着一本林达所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里面描述了当初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事，其中一个失败原因就是他筹不到当事人的＂堵嘴钱＂，因为总统要用的钱每一笔都是受到监督的．也活该他倒霉，要是他在中国，多好．
总监还很骄傲地透露，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前任老大也要来重庆．携夫人．夫人要求不高，只喜欢用红色清一色的搪瓷盆．这个要求简直是小事啊，找遍了重庆大小古董店，硬是找不出这么一个红色搪瓷盆，不是夫人要求高，实在是重庆物质太匮乏了．
两个饭局、四部电影、逛书店以及睡觉
两个饭局、四部电影、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
我的国庆黄金周这样度过！
国庆黄金周，到处都是人。这七天基本上是呆在家里，基本上哪里也没有去，因为哪里都不想去。说是黄金周，其实我有九天的时间休息。在这九天里，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两个饭局、四部电影和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来概括。
两个饭局：
一个是9月30日的同学聚会，聚会的地点在北大南门很著名的天上天，到场的当然是各位同学，谈论的话题也少不了国家社会生活之类的；另一个饭局是6日晚在格萨尔藏餐吧的同事聚餐，之所以去这里，是因为三个月前去了一趟西藏中了西藏的毒，在这里感受一下北京的藏文化。说句实在的，这里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据说老板是安多地区的，就是酒水种类很少且太贵，没有喝上在拉萨喝的那种青稞酒，连我非常迷恋的拉萨啤酒也没有。虽然如此，这里的藏族舞蹈表演还是很有味道的。
四部电影：
《窃听风暴》这个关于gd控制人民的故事，在去年的奥斯卡上这部影片获得最佳外语片且赢得了很多人士的欣赏甚至交口称赞。看过之后，真是觉得头皮发麻，一身冷汗，原来和谐 真是无处不在，特网严密。真是把国家控制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该片的导演在前一部作品《再见列宁》中还运用了很多戏剧化的元素来再现那由红色通知带来的闹剧，不客气的说，《再见列宁》像极了一部高兴片，但笑声的背后却内涵丰富。而《窃听风暴》却非常的正经，完全是用很平静的语气给你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但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却难以平静下来。
《静静的玛尼石》这个片子主要是讲述的青海尖扎县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剧中的小活佛由当地的活佛出演，用白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境遇——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消弭了：村子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喇嘛了；在传统的藏戏表演和现代影视之间，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小喇嘛的弟弟学习数学不再是为了计算宇宙洪荒而是为了能够在村里当会计和到大城市去生活。虽然这个作品获得了中国射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影片。尤其是那些想了解当下藏族生活的人。
《剃头匠》则是很平静的讲述了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该片中全部都是群众演员且都是老北京，那口京腔忒地道了。尤其要说的是，该片的主角出演此片是已经是92岁高龄，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年龄最大的群众演员。
《西藏七年》则是讲述的一位奥地利探险家与达赖喇嘛的故事，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关于此片的是是非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谴责其负面影响的人亦不再少数。不过此片作为好莱坞有关西藏题材的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逛五天书店：
1日-5日逛书店，主要去了万泉河的采薇阁、万泉河边书店、第三波、博雅堂、汉学、野草、第三极、淘书公社等，购书若干。翻阅浏览也是以西藏游记为主。
睡觉：
睡觉就是睡觉，只是时间颠倒了，昼伏夜出。
我的国庆黄金周这样度过！
国庆黄金周，到处都是人。这七天基本上是呆在家里，基本上哪里也没有去，因为哪里都不想去。说是黄金周，其实我有九天的时间休息。在这九天里，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两个饭局、四部电影和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来概括。
两个饭局：
一个是9月30日的同学聚会，聚会的地点在北大南门很著名的天上天，到场的当然是各位同学，谈论的话题也少不了国家社会生活之类的；另一个饭局是6日晚在格萨尔藏餐吧的同事聚餐，之所以去这里，是因为三个月前去了一趟西藏中了西藏的毒，在这里感受一下北京的藏文化。说句实在的，这里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据说老板是安多地区的，就是酒水种类很少且太贵，没有喝上在拉萨喝的那种青稞酒，连我非常迷恋的拉萨啤酒也没有。虽然如此，这里的藏族舞蹈表演还是很有味道的。
四部电影：
《窃听风暴》这个关于gd控制人民的故事，在去年的奥斯卡上这部影片获得最佳外语片且赢得了很多人士的欣赏甚至交口称赞。看过之后，真是觉得头皮发麻，一身冷汗，原来和谐 真是无处不在，特网严密。真是把国家控制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该片的导演在前一部作品《再见列宁》中还运用了很多戏剧化的元素来再现那由红色通知带来的闹剧，不客气的说，《再见列宁》像极了一部高兴片，但笑声的背后却内涵丰富。而《窃听风暴》却非常的正经，完全是用很平静的语气给你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但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却难以平静下来。
《静静的玛尼石》这个片子主要是讲述的青海尖扎县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剧中的小活佛由当地的活佛出演，用白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境遇——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消弭了：村子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喇嘛了；在传统的藏戏表演和现代影视之间，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小喇嘛的弟弟学习数学不再是为了计算宇宙洪荒而是为了能够在村里当会计和到大城市去生活。虽然这个作品获得了中国射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影片。尤其是那些想了解当下藏族生活的人。
《剃头匠》则是很平静的讲述了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该片中全部都是群众演员且都是老北京，那口京腔忒地道了。尤其要说的是，该片的主角出演此片是已经是92岁高龄，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年龄最大的群众演员。
《西藏七年》则是讲述的一位奥地利探险家与达赖喇嘛的故事，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关于此片的是是非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谴责其负面影响的人亦不再少数。不过此片作为好莱坞有关西藏题材的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逛五天书店：
1日-5日逛书店，主要去了万泉河的采薇阁、万泉河边书店、第三波、博雅堂、汉学、野草、第三极、淘书公社等，购书若干。翻阅浏览也是以西藏游记为主。
睡觉：
睡觉就是睡觉，只是时间颠倒了，昼伏夜出。
“他，马的，就是爱台湾”和“马的！真的没格调”
真是太有才了！凌晨时分，在网上看到这条十分八卦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种比较有创意的标语都会被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这则消息属实的话，它只能增加我对民进党同志的敬意。无论如何，这些标语口号都比我们那些以数字开头的一家之言的口号好玩多了！本来大家都是在玩，关键是要好玩！]
（台北讯）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在高雄悬挂“他，马的，就是爱台湾”文宣看板，引起争议，只挂了一天就匆匆拆掉。
中时电子报报道，虽然受争议的广告布幅连夜撤下，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信瑜、康裕成以及李文良还是到爱河畔批评这样的举动。他们拿着标语写着：“马英九没水准”、“马的！真的没格调”。
三位市议员说，国民党的广告用低俗的文字语气，以为切合南部文化，让南部的乡亲感觉受辱，也让人怀疑马英九这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格。三位议员也请马英九应该为此事道歉，以表诚意。
民进党三位女性立委王淑慧、叶宜津、谢欣霓则举行记者会，代表老中青三代母亲，痛批马英九与国民党“简直是把下流当风流”，严重污辱台湾女性。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昨天下午也召开记者会，书记长黄柏霖表示，文宣是他与年轻朋友的集体创作，与党团无关。他深感抱歉，所以随即拆卸文宣，盼绿营不要再刻意扭曲。
马英九本身则说，他是看报才知道情状，文宣内容确实可能引起争议，“拆掉是对的”。
（台北讯）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在高雄悬挂“他，马的，就是爱台湾”文宣看板，引起争议，只挂了一天就匆匆拆掉。
中时电子报报道，虽然受争议的广告布幅连夜撤下，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信瑜、康裕成以及李文良还是到爱河畔批评这样的举动。他们拿着标语写着：“马英九没水准”、“马的！真的没格调”。
三位市议员说，国民党的广告用低俗的文字语气，以为切合南部文化，让南部的乡亲感觉受辱，也让人怀疑马英九这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格。三位议员也请马英九应该为此事道歉，以表诚意。
民进党三位女性立委王淑慧、叶宜津、谢欣霓则举行记者会，代表老中青三代母亲，痛批马英九与国民党“简直是把下流当风流”，严重污辱台湾女性。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昨天下午也召开记者会，书记长黄柏霖表示，文宣是他与年轻朋友的集体创作，与党团无关。他深感抱歉，所以随即拆卸文宣，盼绿营不要再刻意扭曲。
马英九本身则说，他是看报才知道情状，文宣内容确实可能引起争议，“拆掉是对的”。
Friday, October 05, 2007
太牛逼了，全国青年编辑业务能力六级全真模拟题
一、文化常识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在图书市场空前庞大繁荣的今天，享受着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雕版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代。
A、商 B、五 C、古 D、晋
2、海明威的一生就像他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那样，一直在惊涛骇浪里起起伏伏，正如另一位美国作家斯泰因所说，他属于“（ ）的一代”。
A、堕落 B、迷惘 C、沉沦 D、销魂
3、写下《离骚》、《九歌》的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被贬之前的职务是楚国的（ ）。
A、医生 B、大夫 C、护士 D、药剂师
4、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取材于周灭商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天意顺应人道、正义必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以下选项中，（ ）不是该书中的动物。
A、花狐貂 B、申公豹 C、金睛兽 D、哮天犬
5、“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自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请问对这首诗的标题的正确理解是（ ）
A、作者去访友，却没有找到所要找的人。
B、作者认为公园门票太贵，景点太少，不值一游。
C、作者游了一次公园后摘到一朵杏花，觉得很值。
D、作者觉得不值得买门票进公园，偷偷摘走一朵伸出园墙的杏花。
6、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名句流传，后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如下的引申义：（ ）
A、出头椽子先烂
B、新人崭露头角
C、昆虫不叮无缝的蛋
D、新生事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7、《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让关羽改变心意放弃刘备投靠自己，想了许多办法。以下选项中，（ ）是曹操赠给关羽的礼品。
A、一辆四轮车。
B、一块出师表。
C、一匹赤兔马。
D、一合酥糖。
8、“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的这句诗的意思是要把敌人赶尽杀绝，不要像（ ）一样迟迟疑疑。
A、后汉孙策 B、梁山周通 C、西楚项羽 D、薛府薛蟠
9、《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诨名，其中与“活闪婆王定六”、“短命二郎阮小五”、“中箭虎丁得孙”、“旱地忽律朱贵”的解释中正确的是（ ）
A、王定六和顾大嫂相当于同龄姐妹。
B、阮小五曾被算命先生断定活不过20岁。
C、丁得孙身上有伤疤一样的胎记。
D、朱贵曾经当过律师。
10、中国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诗歌灿若群星，以下诗句中正确无误的是：（ ）
A、芦花荡里一扁舟，俊杰还从此地游。
B、国破山河在，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恨别鸟惊心。
C、有的人活着，他还没死。有的人死了，他还死着。
D、商女不知王国维，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出版知识、出版政策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版业需要做到坚持大方向和兼容并蓄的结合，宣扬主旋律和保证文化产品丰富性的结合。以下书中，（ ）不属于主旋律作品。
A、《中国可以说不》 B、《绞刑架下的报告》 C、《暴风雨中诞生的》 D、《学哲学 用哲学》
2、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出版行业不能死守这一精神性规定，而须作灵活掌握。绝大多数宗教出版物都必须按照无损社会稳定的原则自审或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请问以下列哪一种教是肯定不需要提交专审的？ （ ）
A、印度教 B、伊斯兰教 C、罗盛教 D、奥姆真理教
3、农民问题类的出版物是我国社科出版业的重点，好的农民类研究书籍可以宣传我国乡村建设成就，让农业生产的新形势深入人心，方向有误的农民类书籍则片面渲染一些阴暗面，严重的可能煽动其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的不满情绪。请问以下图书中，那一本农村问题专著是基本可以免检的？ （ ）
A、《三农问题及我们的反思》
B、《中国农民调查》
C、《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D、《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4、上海文艺出版社因出版长篇小说《沧桑》受到严厉批评，为此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第94号文件，号召全国出版界吸取教训，练就识别问题图书的火眼金睛。以下关于《沧桑》的介绍和评价中，大体正确的一项是（ ）
A、《沧桑》的问题系一位退休老党员发现，他旋即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发帖，引起了众多有正义感的网友的愤怒，遂群起而攻之。
B、《沧桑》所犯主要错误在于披露了叶挺独立团在北大荒种植罂粟等不容泄漏的历史事实。
C、《沧桑》故意使用了一个十分中性的词作书名，这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D、《沧桑》曾在近10年前以另一书名“土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上海文艺社版的此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的一篇文字：“沧桑十年话——重版后记”。
5、某出版社决定收集第三代、第四代国家领导人的诗作结集出版，拟收入JZM同志的《登黄山有感》，WJB同志的《仰望星空》，李照星同志的情诗等等。结成之后需要收入一篇现成的文章作代序，请问以下文章中哪一篇最适合 （ ）
A、桂兴华《回忆接见过我的领导人们》
B、毛ZD|《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C、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D、陆建德《麻雀啁啾》
6、为了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出版界需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贡献。近年来，回忆父亲，表现父子（女）深情的优秀图书不断有问世，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我的父亲DXP》是DXP之女毛毛在父亲去世后发表的一部长篇回忆录，曾在全球华人圈内掀起争读热潮。
B、《还吾老子》是上海学者沈善增呕心沥血之作，回忆了作者在父亲被绑架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绑匪交涉，筹集赎金，联络警方，最后救父脱险的曲折经历。
C、《八十忆双亲》是钱穆的晚年之作，钱穆的家庭非常封建传统，他本人也没有上过新式学堂，基本属于自学成才，所以政治上相当保守，无法像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那样走上革命道路。
D、《我是你儿子》是青年作家孙睿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向王朔《我是你爸爸》呼应的涵义，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想做王朔的儿子。
7、信札类的作品通常可以传递人与人之间最真挚、乃至最隐秘的感情，故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请指出在下列书信类作品中，哪一种不适合传播。 （ ）
A、《从文家书》 B、《两地书》 C、《遗情书》 D、《傅雷家书》
8、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作者，出于各种目的，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容易让人产生误导的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漏网。在下列对图书的解释中，正确概率最高的是（ ）
A、《教你看云雨》很可能是一本气象学科普读物。
B、《布拉格之春》很可能是一本捷克旅游指南。
C、《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很可能是一本天体运行方面的科普读物。
D、《午夜的孩子》很可能是一本产科接生学教材。
9、随着中西交流的日渐活跃，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无数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作品纷纷出，但其中也有鱼目混珠者。在下列图书中，（ ）其实是中国人写的。
A、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B、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C、库恩《他改变了中国》
D、费约翰《唤醒中国》
8、淫秽色情图书是精神文明的大敌，我国每年查处的淫秽色情图书，扣除查处过程中被经手人员私藏的部分，总数仍达三百万册以上。正规出版社尤其要注意把好这道关，否则将严重有损社格。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专著《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只允许以科学技术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购者必须出示相关证件才可取走书中所附光盘。
B、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没有被禁，体现了我国保证文学工作者享受充分的创作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作家刺激读者阅读欲的技术性行为。
C、小说《上海宝贝》被禁，是因为书中充斥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写完全突破了精神文明的低线，造成难以估量的文化污染。
D、全国各地的“社精办”有责任监督出版物中有无淫秽色情情节，并且随时随地向新闻出版署举报。
1、在图书市场空前庞大繁荣的今天，享受着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雕版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代。
A、商 B、五 C、古 D、晋
2、海明威的一生就像他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那样，一直在惊涛骇浪里起起伏伏，正如另一位美国作家斯泰因所说，他属于“（ ）的一代”。
A、堕落 B、迷惘 C、沉沦 D、销魂
3、写下《离骚》、《九歌》的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被贬之前的职务是楚国的（ ）。
A、医生 B、大夫 C、护士 D、药剂师
4、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取材于周灭商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天意顺应人道、正义必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以下选项中，（ ）不是该书中的动物。
A、花狐貂 B、申公豹 C、金睛兽 D、哮天犬
5、“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自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请问对这首诗的标题的正确理解是（ ）
A、作者去访友，却没有找到所要找的人。
B、作者认为公园门票太贵，景点太少，不值一游。
C、作者游了一次公园后摘到一朵杏花，觉得很值。
D、作者觉得不值得买门票进公园，偷偷摘走一朵伸出园墙的杏花。
6、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名句流传，后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如下的引申义：（ ）
A、出头椽子先烂
B、新人崭露头角
C、昆虫不叮无缝的蛋
D、新生事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7、《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让关羽改变心意放弃刘备投靠自己，想了许多办法。以下选项中，（ ）是曹操赠给关羽的礼品。
A、一辆四轮车。
B、一块出师表。
C、一匹赤兔马。
D、一合酥糖。
8、“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的这句诗的意思是要把敌人赶尽杀绝，不要像（ ）一样迟迟疑疑。
A、后汉孙策 B、梁山周通 C、西楚项羽 D、薛府薛蟠
9、《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诨名，其中与“活闪婆王定六”、“短命二郎阮小五”、“中箭虎丁得孙”、“旱地忽律朱贵”的解释中正确的是（ ）
A、王定六和顾大嫂相当于同龄姐妹。
B、阮小五曾被算命先生断定活不过20岁。
C、丁得孙身上有伤疤一样的胎记。
D、朱贵曾经当过律师。
10、中国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诗歌灿若群星，以下诗句中正确无误的是：（ ）
A、芦花荡里一扁舟，俊杰还从此地游。
B、国破山河在，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恨别鸟惊心。
C、有的人活着，他还没死。有的人死了，他还死着。
D、商女不知王国维，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出版知识、出版政策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版业需要做到坚持大方向和兼容并蓄的结合，宣扬主旋律和保证文化产品丰富性的结合。以下书中，（ ）不属于主旋律作品。
A、《中国可以说不》 B、《绞刑架下的报告》 C、《暴风雨中诞生的》 D、《学哲学 用哲学》
2、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出版行业不能死守这一精神性规定，而须作灵活掌握。绝大多数宗教出版物都必须按照无损社会稳定的原则自审或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请问以下列哪一种教是肯定不需要提交专审的？ （ ）
A、印度教 B、伊斯兰教 C、罗盛教 D、奥姆真理教
3、农民问题类的出版物是我国社科出版业的重点，好的农民类研究书籍可以宣传我国乡村建设成就，让农业生产的新形势深入人心，方向有误的农民类书籍则片面渲染一些阴暗面，严重的可能煽动其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的不满情绪。请问以下图书中，那一本农村问题专著是基本可以免检的？ （ ）
A、《三农问题及我们的反思》
B、《中国农民调查》
C、《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D、《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4、上海文艺出版社因出版长篇小说《沧桑》受到严厉批评，为此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第94号文件，号召全国出版界吸取教训，练就识别问题图书的火眼金睛。以下关于《沧桑》的介绍和评价中，大体正确的一项是（ ）
A、《沧桑》的问题系一位退休老党员发现，他旋即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发帖，引起了众多有正义感的网友的愤怒，遂群起而攻之。
B、《沧桑》所犯主要错误在于披露了叶挺独立团在北大荒种植罂粟等不容泄漏的历史事实。
C、《沧桑》故意使用了一个十分中性的词作书名，这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D、《沧桑》曾在近10年前以另一书名“土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上海文艺社版的此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的一篇文字：“沧桑十年话——重版后记”。
5、某出版社决定收集第三代、第四代国家领导人的诗作结集出版，拟收入JZM同志的《登黄山有感》，WJB同志的《仰望星空》，李照星同志的情诗等等。结成之后需要收入一篇现成的文章作代序，请问以下文章中哪一篇最适合 （ ）
A、桂兴华《回忆接见过我的领导人们》
B、毛ZD|《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C、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D、陆建德《麻雀啁啾》
6、为了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出版界需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贡献。近年来，回忆父亲，表现父子（女）深情的优秀图书不断有问世，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我的父亲DXP》是DXP之女毛毛在父亲去世后发表的一部长篇回忆录，曾在全球华人圈内掀起争读热潮。
B、《还吾老子》是上海学者沈善增呕心沥血之作，回忆了作者在父亲被绑架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绑匪交涉，筹集赎金，联络警方，最后救父脱险的曲折经历。
C、《八十忆双亲》是钱穆的晚年之作，钱穆的家庭非常封建传统，他本人也没有上过新式学堂，基本属于自学成才，所以政治上相当保守，无法像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那样走上革命道路。
D、《我是你儿子》是青年作家孙睿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向王朔《我是你爸爸》呼应的涵义，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想做王朔的儿子。
7、信札类的作品通常可以传递人与人之间最真挚、乃至最隐秘的感情，故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请指出在下列书信类作品中，哪一种不适合传播。 （ ）
A、《从文家书》 B、《两地书》 C、《遗情书》 D、《傅雷家书》
8、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作者，出于各种目的，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容易让人产生误导的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漏网。在下列对图书的解释中，正确概率最高的是（ ）
A、《教你看云雨》很可能是一本气象学科普读物。
B、《布拉格之春》很可能是一本捷克旅游指南。
C、《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很可能是一本天体运行方面的科普读物。
D、《午夜的孩子》很可能是一本产科接生学教材。
9、随着中西交流的日渐活跃，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无数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作品纷纷出，但其中也有鱼目混珠者。在下列图书中，（ ）其实是中国人写的。
A、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B、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C、库恩《他改变了中国》
D、费约翰《唤醒中国》
8、淫秽色情图书是精神文明的大敌，我国每年查处的淫秽色情图书，扣除查处过程中被经手人员私藏的部分，总数仍达三百万册以上。正规出版社尤其要注意把好这道关，否则将严重有损社格。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专著《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只允许以科学技术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购者必须出示相关证件才可取走书中所附光盘。
B、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没有被禁，体现了我国保证文学工作者享受充分的创作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作家刺激读者阅读欲的技术性行为。
C、小说《上海宝贝》被禁，是因为书中充斥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写完全突破了精神文明的低线，造成难以估量的文化污染。
D、全国各地的“社精办”有责任监督出版物中有无淫秽色情情节，并且随时随地向新闻出版署举报。
孩子啊，别读博士了！
一只壁虎正在河边游荡，一条鳄鱼远远地爬过来，准备一口吃掉壁虎。情急之下，小壁虎一把抱住了鳄鱼的大腿，嘴里大胜喊：“妈妈！”，鳄鱼一愣，转瞬间老泪纵横：“孩子啊，别读博士了，半个月不见就瘦成这样了。”
Monday, October 01, 2007
热烈祝贺《〈江泽民文选〉成语典故》发行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在《JZM文选》出版发行一周年之际，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该书收录了《JZM文选》中引用的近千条成语典故，并作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说明。该书展示了JZM同志运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高超艺术，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为该书作序。
《〈JZM文选〉成语典故》序
许嘉璐
《JZM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汇集了JZM同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展现了以JZM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MKS主义、MZD思想和DXP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所以一经确立并提出，不但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发展，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前几年在我出访欧洲、非洲，或接待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时，对方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这一理论。一位西方国家的总理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看来我们也应该做“三个代表”。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正在全力贯彻落实以HJT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在中国人民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对国际时时变幻的风云，破解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越发显示出了它作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的强大威力。在我学习《文选》时，或许是由于“职业本能”吧，对其中的语言比较留心。我深切感到JZM同志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为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运用语言的楷模。例如，无论是书面语性质的还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章，成语用得多而且灵活、准确就是其特色之一。让我随手举个例子吧。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篇约5000字的讲话中，JZM同志就用了近30个成语，而排在这篇讲话之后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4000字的讲话中，成语竟用了30多个。完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与全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相得益彰。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对《文选》中的语言及其应用艺术进行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张秀强同志撰写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清样，不禁心中一喜：想到此点的不止我，而且有人已经做出了成绩。
对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我只有阅读时的笼统印象，现在翻阅张秀强同志的书稿，才知道《文选》中用的成语竟超过1000个！
成语，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从语言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凝聚与沉淀。成语，在其短短的几个字（即词，以四字为主）中常常浓缩着一段史实或传说、神话（或笼统称之为典故），传神而引人联想，同时还含蓄地表达着人们褒贬的感情。因而使用成语，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些“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但同时也就要求使用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读之者也就当然需要一定的古代文化基础才能理解文中成语的丰富含义。就使用成语而言，JZM同志文化底蕴之厚是人们所熟知的，广博的知识来自读书不辍，成语、典故随口而出，并未费斟酌，所以用得丰富、贴切、自然，文章、讲话因此而增加了说服力、感染力；就读者而言，就需要有人帮助人们了解《文选》中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和在此处的含义。张秀强同志之编撰此书，用意即在于此。
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成语不产生于一时，那么也应该允许、鼓励现代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成语，经过约定俗成（社会认可），进入成语的宝库。例如，“与时俱进”就是JZM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当然，要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成语，需要更高的文化修养。
张秀强同志并非语言学工作者，他学的是世界经济，因为对修辞，尤其是对成语的运用有着特殊的爱好，所以在出版了几本有关成语的工具书后，又集中精力编撰了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该书搜集之全是自不待言的，释义、出处和例证严谨周详，皆有所据，这是应该称赞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拘泥于成语的传统定义，把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惯用语、新成语也收进来了。对此，读者们可能各有仁智之见，这不要紧，只要这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通过对《文选》中成语的准确理解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作者和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再说，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等等都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创造，已经为全国人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作为固定结构经常使用，何以就不能称其为成语呢？当然，成语不能随心所欲地乱造，能不能成为成语，最终要靠社会实践、靠人民群众的“验收”，即能不能进入全民语言。
《〈JZM文选〉成语典故》即将出版，作者要我为之序，于是我愉快地写下了我翻阅书稿后的感受。是为序。
2007年8月13日
《〈JZM文选〉成语典故》跋
李行健
中央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JZM文选》之际，本人有幸读到了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书稿。该书全面地收集并准确地注释了《JZM文选》中的成语，为读者正确理解《JZM文选》内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预期，《〈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出版必将在《JZM文选》深入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观《JZM文选》，令人不禁叹服大量、熟练地运用成语已成为JZM同志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他语言风格的一个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运用成语典故的行家里手。在这一点上，JZM同志是一脉相承的。《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高超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成语是民族语言中的瑰宝，它是随着民族语言长期应用和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它最富于民族文化的特色，体现民族语言的特点。汉语的成语以它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性，以及它富含典故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形象生动的背景色彩，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但真正要应用好成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功底，娴熟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JZM文选》应用成语的特色很多，本文谨就学习所得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妙用成语
1.准确、精当运用成语
准确、精当是《JZM文选》运用成语的最大特色。只有把成语用准确了，才能体现成语之妙，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所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成语之妙，在于运用。”
JZM同志满怀热情和希望，看到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他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1— 215）在分析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时，他说：“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才干。”（3—121）显然，“异军突起”和“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最恰当不过地表达了JZM同志确切的意思和对新事物的激情。可以设想，我们很难换别的词语比这两个成语表义更准确、精当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JZM同志说：“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封建式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大地上也一去不复返了。”（3—268）“一去不复返”这个成语用得太妙了。这很自然让人想到唐朝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原诗是对黄鹤一去不返的怀念，而这个成语巧用在这里，表达了送走“瘟神”后憎恨和兴奋的心情，而又暗含尖锐的讽刺，使话语十分有力又非常风趣。幽默、讥讽、嘲笑和憎恶交融在一起，很能让人回味。2.正反对照使用成语
对比是帮助说明问题的有效方法，对比使用成语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述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成语的表达功能。
JZM同志在谈到老干部保持革命晚节时说：“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有的人表现一直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很好地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最后却搞得自己身败名裂。”（1—624）“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对比非常鲜明、准确地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JZM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宣科，空喊口号。”（3—89）JZM同志在这里将成语成组对比使用，使分析的问题能多层面和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JZM文选》中有时还多项两两对比使用，更显出成语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或事物中绘声绘色的作用。在《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一文中说：“对于这类事情，既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要草木皆兵，惊惶失措，而应见微知著，防微杜渐。”（2—113）JZM同志这里要求领导干部“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从要重视发现问题，然后正确对待再到认真处理，用三组成语深刻、形象地逐层加以说明，把成语运用得丰富多彩。
3.创造性活用成语
创造性活用成语有形式和内容不同的方面。这里只说意义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突破原有的语义范围，在特定上下文中赋予它面目一新的含义。成语的语义是多年流传下来不能随意变动的，要从语义上按自己的创意活用成语而不被人误解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语言修养和使用成语的艺术。
JZM同志在谈到党风建设时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2—45）“取之不尽”本指物质资源等有形财富，JZM同志却很自然地把它移接到精神财富的源泉上面，让读者感到自然顺畅。
“新陈代谢，不舍昼夜。年轻的总要代替年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2—136）“青出于蓝”原比喻人通过学习增长才干而改变自己，后比喻学生胜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不舍昼夜”本为孔子在川上看到河水的流逝而发出的感叹，JZM同志却把它们的内涵扩展成“新陈代谢”、“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境界大大提高了。
成语“前无古人”，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原指超越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或事，JZM同志却轻松自然地把超越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3—516）这个“前无古人”用得太妙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是创举，因为它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老祖宗那里当然找不到先例，在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它也是当之无愧“前无古人”的创举了。
二、连用成语
为了更全面地从各个侧面描绘或说明事物，使读者对某一事物有更深刻全面的印象，往往可以将同义或近义的成语连贯使用，形成成语排比的宏伟气势。
JZM同志在《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一文中说：“要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3—197）从“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开始，连用四个成语，从主客观和前因后果关系刻画了脱离时代的落伍者的面貌，既形象又全面。
JZM同志在谈《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时说：“我们要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避免临渴掘井。”（1—544）连用四个成语，铿锵有力，全面概括了防范风险的指导思想。
JZM同志在谈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不同群众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工作。他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3—90）我们熟悉成语“因地制宜”，但为了说明思想工作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所以JZM同志按照表意的客观需要，很自然地连用了后面新的准成语。这样就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人和事四方面说明了要用不同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JZM同志连用成语还有集大成者。《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1— 301）
上面用了8组共16个四字格的固定语，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见常用的成语。这样气势磅礴地连用成语确实不多见，把要发扬的革命精神的各个方面表述得淋漓尽致，酣畅有力，一般人不易做到。
三、创造新成语
语言是为适应使用语言的社会需要不断发展的，成语自然也不例外。创新成语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因为要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当原有语言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的时候，使用语言的高手、大师们就会创造新的语言成分来满足社会表达的需要，使现有语言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说明，新成语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社会需要所催生的；创造新成语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只有丰富地掌握语言并能熟练地运用它们的语言大家才能胜任。JZM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JZM同志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1—322—323）“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1—326）“权钱交易”“勤政爱民”“乐于奉献”都是新创的成语。前者正是当前腐败中权力寻租的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但还没有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成语来表达。JZM同志抓住问题实质，概括出了“权”和“钱”的交易，创造了这个准成语。“勤政爱民”“乐于奉献”同样也是为建立新风尚经常要表达的意思，用两个四字格的准成语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上述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人民富裕后怎么办，特别是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常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所以JZM同志在多处提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3—90）的问题。前文谈到留住人才时，JZM同志创造了“拴心留人”。这些固定语概括得非常好，随着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它们很可能被反复使用而成为新的成语。
“文人相轻”，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为了适应新型的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人便把“轻”改为“亲”，创出了“文人相亲”，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活用的成语形式，说明还需要创造新的成语来满足表达的需要。JZM同志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中说：“要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激励，提倡文人互勉，反对文人相轻。”（3—404）“文人互勉”是JZM同志的创新，正好同“文人相轻”相映比照。
现实中的语言可以创出新成语，历史上的事实也可以用成语的形式加以格式化，使之成为新成语。JZM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就用“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3—186）总结形成盛世的原因。
可以看到，其中不少创新的准成语已经流行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成语。它们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汇，又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功能，满足了某些特殊语境中对成语的需要。
四、复活起用旧成语
JZM同志很喜欢成语，对成语的应用也有很高的造诣。这除了他个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高超的语言修养外，大概还同汉语的特性有关，一般成语都采取表达功能很强的四字格的形式。四字格词语不仅读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它的语素语义构成也容易恰到好处，表达意思也就能达到完满充分。为了表达的需要，语言大师们除了创造新成语外，也时常复活起用旧成语。自然，这只有具备深厚的成语知识，熟悉汉语古今丰富的成语，又能体察现实语言需要的大家才能做到。这也正是《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特色之一。
JZM同志在《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一文中，鼓励青少年勤奋学习时，列举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刻苦学习的范例：“古时候，有刺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要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2—589）如果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不大量地掌握成语，绝不可能一连举出四个不同情况下刻苦学习的历史故事成语。青少年接触到这四个故事成语会受到很大的鼓励，说明勤奋、刻苦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要有立志向学的决心，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式和手段。而这种表述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JZM同志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中说：“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2—61）“亲仁善邻”是我国传统思想中很好的经验概括，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这个成语并未使用开来，大家感到生疏了。经JZM同志挖出，当会在我国和平崛起中发挥它的交际功能。类似的情况，还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1—54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玉汝于成”（1—620）等等。
上面仅谈了四个方面，不可能深刻全面。但仅此也可以看到，JZM同志在成语运用上许多特点和创新，值得我们在运用成语中认真学习，也应该进一步研究总结JZM同志运用成语的成果。
****
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发掘JZM同志成语运用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它不仅是我们学习《JZM文选》很有用的工具书，更是我们学习研究JZM同志运用成语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首先，《〈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精选典范用例时，非常注意例句能够充分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之妙。只有典范的用例才能很好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大量常用的成语在《JZM文选》中多次运用，就必须将所有用例全部收列进行对比后，选出一种最典范的作为范例。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选用了JZM同志表达自己任军委主席以来的态度和心情的用例（3—604），非常典型。又比如“安居乐业”，《JZM文选》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选用JZM同志在《建立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中的用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家园。”（2— 317）显然，这里的“安居乐业”意义已达到了极致。它不指一家、一地或一国，而是指整个星球。又如“与时俱进”，使用率非常高。作者从中挑选第一次使用的做范例。为了保持用例语境的完整性，让读者很好地体会JZM同志使用该成语的准确含义，作者将整段原文引出。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原著和选例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此作者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其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认真探索了每条被使用的成语在《JZM文选》的具体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如果抽象地讨论成语的含义，我们在书店找一本成语词典即可解决问题。但词典中所注释的语义只是该成语可能有的概括义，但该条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活的语义却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JZM同志的著作中，更是把成语用得灵活多变，不结合上下文，甚至整段原文的语义，有时不大可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该成语的意义。张秀强同志编写的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最难能可贵的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张秀强同志在学习中反复阅读原文体会出来的成果，所以《〈JZM文选〉成语典故》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它是专门为读《JZM文选》服务的，是很有特色的工具书。比如注释“死灰复燃”时，首先指出“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后，又特别指出《JZM文选》中“这里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这就能够很好地帮助一般读者领会JZM同志原文的语义。
又比如作者对“温故而知新”的注释。该成语是JZM同志号召大家对经典著作要反复学习时说的话，所以作者首先注释为“这里指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条成语有时还用于别的意义上，作者又接着注释出“也用来指回忆过去，能更好地认识现在”。这样就注出了成语的多层语义，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该成语而不致发生片面的理解。
特别不容易的是，某些成语在具体语境中还含有言外之意。这种意义不易发现，更不易注释。我感到本书作者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天花乱坠”，作者注出典故和难字后，指出《JZM文选》中“这里用‘天花乱坠’形容说话有声有色，极其动听”后，又用括号注出“多指夸张而不合实际”。“推波助澜”注释出“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的蔓延和发展，扩大影响”时，特别在“事物”后括注“多指坏的事物”。“求同存异”，注出“找出彼此间的共同点，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后，又用括号注出“以便继续合作”。括号内的释义可谓画龙点睛，指出了言外之意。“求同存异”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今后再合作。这对于我们理解《JZM文选》的原意和成语的隐含义都非常有好处，而这种意义是注释中的大难点。
上述事实说明，作者注释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不少成语都是多义性的，既要注释出该成语在具体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又要向读者说明该成语还可能有的别的语义以及它的隐含义。这样既能帮助读者学好原著，又能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成语的含义。仅就这一点说，我认为就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学习《JZM文选》时很实用的辅助读物。
再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注释成语时，用语相当通俗易懂，能做到深入浅出。比如：“求真务实”——“追求真理、讲求实际。”“趋利避害”——“趋向有利的，避开不利的。”“一言以蔽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以贯之”——“指用一种思想或理论贯穿于各类事物之中。”对于上面这类成语要注释得简明扼要、明白如话，也是要下功夫的。这非常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学习。
自然，上面一类成语中也有需要疏通的难字，只有理解了这些难字才能明白作者的注释，所以作者先注解难字。比如“一言以蔽之”中的 “蔽”，作者先注出“蔽：遮，引申为概括。”“一以贯之”中的“贯”，“贯：贯串。”对于比较复杂、含有需要注释的典故时，作者也适当简明做注，这就较好地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需要，对《JZM文选》的外语翻译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参考资料。比如“天花乱坠”，作者先说明典故：“传说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和尚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纷纷落下花来”，然后才指出成语的语义。又如“拔苗助长”，作者先指出“《孟子•公孙丑上》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起一点，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然后作者才指出“这里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JZM文选〉成语典故》的作者为了读者方便和需要，连某些成语的不同形式这个特点也未忽略。成语在流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变体，即同一条成语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为了让读者认清这些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条成语，作者在这些成语注释后就用“又作某某”说明，如“前车之鉴”末尾指出“又作‘覆车之鉴’”，“矢志不移”指出“又作‘矢志不渝’”，“人心所向”指出“又作‘人心归向’”等等。这就无形中扩展了读者的成语知识。
作者张秀强同志是一位党政干部，《〈JZM文选〉成语典故》完全是用业余时间编写出来的。能编写好这本书，全凭着他对《JZM文选》执著地学习钻研的精神。自然，这同他原来喜爱研究成语，并且先后出版过《实用成语类编》《汉语反义成语词典》和《成语精华应用范例》等专著分不开。这些工作和成果为他注释好《JZM文选》成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我想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了。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7年8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为该书作序。
《〈JZM文选〉成语典故》序
许嘉璐
《JZM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汇集了JZM同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展现了以JZM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MKS主义、MZD思想和DXP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所以一经确立并提出，不但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发展，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前几年在我出访欧洲、非洲，或接待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时，对方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这一理论。一位西方国家的总理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看来我们也应该做“三个代表”。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正在全力贯彻落实以HJT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在中国人民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对国际时时变幻的风云，破解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越发显示出了它作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的强大威力。在我学习《文选》时，或许是由于“职业本能”吧，对其中的语言比较留心。我深切感到JZM同志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为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运用语言的楷模。例如，无论是书面语性质的还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章，成语用得多而且灵活、准确就是其特色之一。让我随手举个例子吧。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篇约5000字的讲话中，JZM同志就用了近30个成语，而排在这篇讲话之后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4000字的讲话中，成语竟用了30多个。完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与全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相得益彰。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对《文选》中的语言及其应用艺术进行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张秀强同志撰写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清样，不禁心中一喜：想到此点的不止我，而且有人已经做出了成绩。
对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我只有阅读时的笼统印象，现在翻阅张秀强同志的书稿，才知道《文选》中用的成语竟超过1000个！
成语，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从语言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凝聚与沉淀。成语，在其短短的几个字（即词，以四字为主）中常常浓缩着一段史实或传说、神话（或笼统称之为典故），传神而引人联想，同时还含蓄地表达着人们褒贬的感情。因而使用成语，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些“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但同时也就要求使用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读之者也就当然需要一定的古代文化基础才能理解文中成语的丰富含义。就使用成语而言，JZM同志文化底蕴之厚是人们所熟知的，广博的知识来自读书不辍，成语、典故随口而出，并未费斟酌，所以用得丰富、贴切、自然，文章、讲话因此而增加了说服力、感染力；就读者而言，就需要有人帮助人们了解《文选》中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和在此处的含义。张秀强同志之编撰此书，用意即在于此。
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成语不产生于一时，那么也应该允许、鼓励现代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成语，经过约定俗成（社会认可），进入成语的宝库。例如，“与时俱进”就是JZM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当然，要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成语，需要更高的文化修养。
张秀强同志并非语言学工作者，他学的是世界经济，因为对修辞，尤其是对成语的运用有着特殊的爱好，所以在出版了几本有关成语的工具书后，又集中精力编撰了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该书搜集之全是自不待言的，释义、出处和例证严谨周详，皆有所据，这是应该称赞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拘泥于成语的传统定义，把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惯用语、新成语也收进来了。对此，读者们可能各有仁智之见，这不要紧，只要这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通过对《文选》中成语的准确理解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作者和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再说，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等等都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创造，已经为全国人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作为固定结构经常使用，何以就不能称其为成语呢？当然，成语不能随心所欲地乱造，能不能成为成语，最终要靠社会实践、靠人民群众的“验收”，即能不能进入全民语言。
《〈JZM文选〉成语典故》即将出版，作者要我为之序，于是我愉快地写下了我翻阅书稿后的感受。是为序。
2007年8月13日
《〈JZM文选〉成语典故》跋
李行健
中央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JZM文选》之际，本人有幸读到了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书稿。该书全面地收集并准确地注释了《JZM文选》中的成语，为读者正确理解《JZM文选》内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预期，《〈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出版必将在《JZM文选》深入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观《JZM文选》，令人不禁叹服大量、熟练地运用成语已成为JZM同志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他语言风格的一个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运用成语典故的行家里手。在这一点上，JZM同志是一脉相承的。《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高超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成语是民族语言中的瑰宝，它是随着民族语言长期应用和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它最富于民族文化的特色，体现民族语言的特点。汉语的成语以它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性，以及它富含典故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形象生动的背景色彩，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但真正要应用好成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功底，娴熟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JZM文选》应用成语的特色很多，本文谨就学习所得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妙用成语
1.准确、精当运用成语
准确、精当是《JZM文选》运用成语的最大特色。只有把成语用准确了，才能体现成语之妙，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所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成语之妙，在于运用。”
JZM同志满怀热情和希望，看到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他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1— 215）在分析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时，他说：“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才干。”（3—121）显然，“异军突起”和“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最恰当不过地表达了JZM同志确切的意思和对新事物的激情。可以设想，我们很难换别的词语比这两个成语表义更准确、精当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JZM同志说：“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封建式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大地上也一去不复返了。”（3—268）“一去不复返”这个成语用得太妙了。这很自然让人想到唐朝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原诗是对黄鹤一去不返的怀念，而这个成语巧用在这里，表达了送走“瘟神”后憎恨和兴奋的心情，而又暗含尖锐的讽刺，使话语十分有力又非常风趣。幽默、讥讽、嘲笑和憎恶交融在一起，很能让人回味。2.正反对照使用成语
对比是帮助说明问题的有效方法，对比使用成语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述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成语的表达功能。
JZM同志在谈到老干部保持革命晚节时说：“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有的人表现一直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很好地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最后却搞得自己身败名裂。”（1—624）“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对比非常鲜明、准确地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JZM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宣科，空喊口号。”（3—89）JZM同志在这里将成语成组对比使用，使分析的问题能多层面和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JZM文选》中有时还多项两两对比使用，更显出成语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或事物中绘声绘色的作用。在《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一文中说：“对于这类事情，既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要草木皆兵，惊惶失措，而应见微知著，防微杜渐。”（2—113）JZM同志这里要求领导干部“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从要重视发现问题，然后正确对待再到认真处理，用三组成语深刻、形象地逐层加以说明，把成语运用得丰富多彩。
3.创造性活用成语
创造性活用成语有形式和内容不同的方面。这里只说意义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突破原有的语义范围，在特定上下文中赋予它面目一新的含义。成语的语义是多年流传下来不能随意变动的，要从语义上按自己的创意活用成语而不被人误解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语言修养和使用成语的艺术。
JZM同志在谈到党风建设时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2—45）“取之不尽”本指物质资源等有形财富，JZM同志却很自然地把它移接到精神财富的源泉上面，让读者感到自然顺畅。
“新陈代谢，不舍昼夜。年轻的总要代替年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2—136）“青出于蓝”原比喻人通过学习增长才干而改变自己，后比喻学生胜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不舍昼夜”本为孔子在川上看到河水的流逝而发出的感叹，JZM同志却把它们的内涵扩展成“新陈代谢”、“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境界大大提高了。
成语“前无古人”，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原指超越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或事，JZM同志却轻松自然地把超越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3—516）这个“前无古人”用得太妙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是创举，因为它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老祖宗那里当然找不到先例，在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它也是当之无愧“前无古人”的创举了。
二、连用成语
为了更全面地从各个侧面描绘或说明事物，使读者对某一事物有更深刻全面的印象，往往可以将同义或近义的成语连贯使用，形成成语排比的宏伟气势。
JZM同志在《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一文中说：“要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3—197）从“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开始，连用四个成语，从主客观和前因后果关系刻画了脱离时代的落伍者的面貌，既形象又全面。
JZM同志在谈《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时说：“我们要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避免临渴掘井。”（1—544）连用四个成语，铿锵有力，全面概括了防范风险的指导思想。
JZM同志在谈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不同群众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工作。他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3—90）我们熟悉成语“因地制宜”，但为了说明思想工作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所以JZM同志按照表意的客观需要，很自然地连用了后面新的准成语。这样就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人和事四方面说明了要用不同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JZM同志连用成语还有集大成者。《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1— 301）
上面用了8组共16个四字格的固定语，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见常用的成语。这样气势磅礴地连用成语确实不多见，把要发扬的革命精神的各个方面表述得淋漓尽致，酣畅有力，一般人不易做到。
三、创造新成语
语言是为适应使用语言的社会需要不断发展的，成语自然也不例外。创新成语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因为要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当原有语言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的时候，使用语言的高手、大师们就会创造新的语言成分来满足社会表达的需要，使现有语言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说明，新成语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社会需要所催生的；创造新成语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只有丰富地掌握语言并能熟练地运用它们的语言大家才能胜任。JZM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JZM同志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1—322—323）“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1—326）“权钱交易”“勤政爱民”“乐于奉献”都是新创的成语。前者正是当前腐败中权力寻租的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但还没有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成语来表达。JZM同志抓住问题实质，概括出了“权”和“钱”的交易，创造了这个准成语。“勤政爱民”“乐于奉献”同样也是为建立新风尚经常要表达的意思，用两个四字格的准成语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上述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人民富裕后怎么办，特别是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常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所以JZM同志在多处提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3—90）的问题。前文谈到留住人才时，JZM同志创造了“拴心留人”。这些固定语概括得非常好，随着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它们很可能被反复使用而成为新的成语。
“文人相轻”，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为了适应新型的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人便把“轻”改为“亲”，创出了“文人相亲”，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活用的成语形式，说明还需要创造新的成语来满足表达的需要。JZM同志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中说：“要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激励，提倡文人互勉，反对文人相轻。”（3—404）“文人互勉”是JZM同志的创新，正好同“文人相轻”相映比照。
现实中的语言可以创出新成语，历史上的事实也可以用成语的形式加以格式化，使之成为新成语。JZM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就用“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3—186）总结形成盛世的原因。
可以看到，其中不少创新的准成语已经流行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成语。它们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汇，又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功能，满足了某些特殊语境中对成语的需要。
四、复活起用旧成语
JZM同志很喜欢成语，对成语的应用也有很高的造诣。这除了他个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高超的语言修养外，大概还同汉语的特性有关，一般成语都采取表达功能很强的四字格的形式。四字格词语不仅读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它的语素语义构成也容易恰到好处，表达意思也就能达到完满充分。为了表达的需要，语言大师们除了创造新成语外，也时常复活起用旧成语。自然，这只有具备深厚的成语知识，熟悉汉语古今丰富的成语，又能体察现实语言需要的大家才能做到。这也正是《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特色之一。
JZM同志在《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一文中，鼓励青少年勤奋学习时，列举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刻苦学习的范例：“古时候，有刺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要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2—589）如果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不大量地掌握成语，绝不可能一连举出四个不同情况下刻苦学习的历史故事成语。青少年接触到这四个故事成语会受到很大的鼓励，说明勤奋、刻苦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要有立志向学的决心，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式和手段。而这种表述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JZM同志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中说：“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2—61）“亲仁善邻”是我国传统思想中很好的经验概括，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这个成语并未使用开来，大家感到生疏了。经JZM同志挖出，当会在我国和平崛起中发挥它的交际功能。类似的情况，还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1—54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玉汝于成”（1—620）等等。
上面仅谈了四个方面，不可能深刻全面。但仅此也可以看到，JZM同志在成语运用上许多特点和创新，值得我们在运用成语中认真学习，也应该进一步研究总结JZM同志运用成语的成果。
****
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发掘JZM同志成语运用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它不仅是我们学习《JZM文选》很有用的工具书，更是我们学习研究JZM同志运用成语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首先，《〈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精选典范用例时，非常注意例句能够充分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之妙。只有典范的用例才能很好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大量常用的成语在《JZM文选》中多次运用，就必须将所有用例全部收列进行对比后，选出一种最典范的作为范例。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选用了JZM同志表达自己任军委主席以来的态度和心情的用例（3—604），非常典型。又比如“安居乐业”，《JZM文选》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选用JZM同志在《建立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中的用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家园。”（2— 317）显然，这里的“安居乐业”意义已达到了极致。它不指一家、一地或一国，而是指整个星球。又如“与时俱进”，使用率非常高。作者从中挑选第一次使用的做范例。为了保持用例语境的完整性，让读者很好地体会JZM同志使用该成语的准确含义，作者将整段原文引出。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原著和选例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此作者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其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认真探索了每条被使用的成语在《JZM文选》的具体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如果抽象地讨论成语的含义，我们在书店找一本成语词典即可解决问题。但词典中所注释的语义只是该成语可能有的概括义，但该条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活的语义却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JZM同志的著作中，更是把成语用得灵活多变，不结合上下文，甚至整段原文的语义，有时不大可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该成语的意义。张秀强同志编写的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最难能可贵的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张秀强同志在学习中反复阅读原文体会出来的成果，所以《〈JZM文选〉成语典故》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它是专门为读《JZM文选》服务的，是很有特色的工具书。比如注释“死灰复燃”时，首先指出“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后，又特别指出《JZM文选》中“这里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这就能够很好地帮助一般读者领会JZM同志原文的语义。
又比如作者对“温故而知新”的注释。该成语是JZM同志号召大家对经典著作要反复学习时说的话，所以作者首先注释为“这里指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条成语有时还用于别的意义上，作者又接着注释出“也用来指回忆过去，能更好地认识现在”。这样就注出了成语的多层语义，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该成语而不致发生片面的理解。
特别不容易的是，某些成语在具体语境中还含有言外之意。这种意义不易发现，更不易注释。我感到本书作者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天花乱坠”，作者注出典故和难字后，指出《JZM文选》中“这里用‘天花乱坠’形容说话有声有色，极其动听”后，又用括号注出“多指夸张而不合实际”。“推波助澜”注释出“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的蔓延和发展，扩大影响”时，特别在“事物”后括注“多指坏的事物”。“求同存异”，注出“找出彼此间的共同点，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后，又用括号注出“以便继续合作”。括号内的释义可谓画龙点睛，指出了言外之意。“求同存异”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今后再合作。这对于我们理解《JZM文选》的原意和成语的隐含义都非常有好处，而这种意义是注释中的大难点。
上述事实说明，作者注释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不少成语都是多义性的，既要注释出该成语在具体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又要向读者说明该成语还可能有的别的语义以及它的隐含义。这样既能帮助读者学好原著，又能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成语的含义。仅就这一点说，我认为就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学习《JZM文选》时很实用的辅助读物。
再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注释成语时，用语相当通俗易懂，能做到深入浅出。比如：“求真务实”——“追求真理、讲求实际。”“趋利避害”——“趋向有利的，避开不利的。”“一言以蔽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以贯之”——“指用一种思想或理论贯穿于各类事物之中。”对于上面这类成语要注释得简明扼要、明白如话，也是要下功夫的。这非常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学习。
自然，上面一类成语中也有需要疏通的难字，只有理解了这些难字才能明白作者的注释，所以作者先注解难字。比如“一言以蔽之”中的 “蔽”，作者先注出“蔽：遮，引申为概括。”“一以贯之”中的“贯”，“贯：贯串。”对于比较复杂、含有需要注释的典故时，作者也适当简明做注，这就较好地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需要，对《JZM文选》的外语翻译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参考资料。比如“天花乱坠”，作者先说明典故：“传说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和尚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纷纷落下花来”，然后才指出成语的语义。又如“拔苗助长”，作者先指出“《孟子•公孙丑上》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起一点，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然后作者才指出“这里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JZM文选〉成语典故》的作者为了读者方便和需要，连某些成语的不同形式这个特点也未忽略。成语在流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变体，即同一条成语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为了让读者认清这些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条成语，作者在这些成语注释后就用“又作某某”说明，如“前车之鉴”末尾指出“又作‘覆车之鉴’”，“矢志不移”指出“又作‘矢志不渝’”，“人心所向”指出“又作‘人心归向’”等等。这就无形中扩展了读者的成语知识。
作者张秀强同志是一位党政干部，《〈JZM文选〉成语典故》完全是用业余时间编写出来的。能编写好这本书，全凭着他对《JZM文选》执著地学习钻研的精神。自然，这同他原来喜爱研究成语，并且先后出版过《实用成语类编》《汉语反义成语词典》和《成语精华应用范例》等专著分不开。这些工作和成果为他注释好《JZM文选》成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我想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了。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7年8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07
最浪漫的达赖喇嘛
【有一个藏族诗人叫仓央嘉措。仓央嘉措，意为“梵音海”，他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生于1683年，一个农民的儿子。格鲁派严格的戒律束缚不了他那一刻浪漫的心，他白天念经拜佛，晚上就便装出去约会情人。在他25岁之时，被西藏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殃及，以至被康熙废黜并押解北京，在途径青海时不知所终。仓央嘉措是西藏著名诗人，也是历史达赖喇嘛中最为浪漫的一个。在短短的25年中，他留下了上百首情诗，今天这些诗在西藏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拉萨大昭寺旁著名的马吉阿米酒吧就来自仓央嘉多的故事。马吉阿米是未出嫁的姑娘。《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是我看了一眼就迷上的一首，梦幻一样的西藏因此让我更加留恋。】
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
仓央嘉措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
我飞升成仙，
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佛，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细翻遍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
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只是，
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
抛却了信仰，
舍弃了轮回，
只为，
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
仓央嘉措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
我飞升成仙，
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佛，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细翻遍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
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只是，
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
抛却了信仰，
舍弃了轮回，
只为，
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Friday, September 14, 2007
偏激的不是老百姓
【偏激在当下的意思和愤青差不多，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贬义词。不管面对什么问题什么人，只要用上偏激这个词语就好像姜太公祭出了打神鞭一样，也仿佛是文革时期的那一句“你反对毛主席”一样威力无穷。总之，偏激就像一定大帽子，强人用此可以打击批评者，在言论上获得快感，在实际生活中获得利益。大而化之，政权可以用此来打击那些善于思考用于批评的头脑，很多异议人士就是这么产生的。
这样的情况我在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你只要批评一下处于强势的团体或者人，马上就会有人说，你看问题不要那么偏激嘛！说了这句还不算完，还要接着说上一句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才是辩证法。他妈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站在弱者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呢。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站在强人或者强权的一方？难道强人或者强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而弱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偏激的。
无论如何，那个一句“反对毛主席”就可以定罪的年代已经过去，但那种奴性思维运动式的思维却还基本完全的保留在我们的头脑中。现代社会，对强人或者强权提出批评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使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作为批评者个人而言，错了还可以改，而对于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言，如果错了，就殃及苍生。偏激这大帽子谁用都能杀人于无形，目下用谁身上都会伤害那些独立思考的头颅。
不要再随便扣这顶大帽子了。以下是冉云飞的文章，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
到底谁偏激
冉云飞
现在常遇着的一种批评叫偏激，好像一说偏激，你的一切言论便不足道，你的言论根基便已然塌方，不堪一击，有一种不战而胜的优越感。有些人对政府几十年的作恶不出一声，却对政府有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无限理解，得着很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被迫害狂的心理企盼，却并不自知，甚至还满足于这样的心理疾患。这种人质爱上绑匪的现象，在专制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尤为严重。哪怕是被剥夺与被迫害的弱者，也乐意站在强势一边，向他们发出一种无望的献媚，乐意在心里上达成一种不受排斥的幻觉，且乐意生活在此中幻觉里了此残生。因之，在中国有一种他国没有的特殊景观，自己也是弱势的一方，自己也是受尽盘剥的人，却因为要在心理上归宿于强势一方——注意只是一种心理归宿，而非实质上的归宿，实质上他有可能是最下层的人，但他的思维已经被“人民日报化”了（关于思维的“人民日报化”，改日我会专文论述）——他宁愿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以换取少许的安全感。其实这安全靠连止痛药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只是饮鸩而不止渴。
中国人历来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无日无之，乃至无时无刻无之。生活在恐惧之中，个人的行为、表达乃情感都遭受空前的扭曲。这种空前的扭曲，已深入我们文化的骨血。比如我们许多的委婉语词，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做奴才做久了的下意识反应与外化；比如我们的言论必失、祸从口出，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而产生的对自由表达害怕的一种必然结果；有许多文章不是出于修辞之必须，而是出于内心的害怕，变得云山雾罩，这在许多杂文体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使许多写人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难逃“小骂大帮忙”之讥（十多年前龙应台先生参加《美文》一次会，痛感大陆文章的云山雾罩，让其不明就里，她所表达的意见与我相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写作模式，有许多时候不是出于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是出于产生戏仿谐谑的美学效果，而是出于害怕的一种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拜我们没有言说自由，没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赐。但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说明白话、直白表达的人，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全面而显得偏激。他不分析一篇文章乃至甚一本书要分析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实，他不愿意认真阅读他人的文章，只是因为其表达与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大不相侔，比如读那种云山雾罩的文章过多，以为天底下就“云山雾罩”最好。于是便因此而得出他人“偏激”的结论。
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已成为许多中国习焉不察的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绑匪当然乐意看着你向他献媚，乐意看着你爱上他。但他爱不爱你，分一杯羹予你与否？全赖他的心情好不好，全赖他当时还有点善心否？全赖他的恩赐，全无可靠之制度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爱上绑匪的人质，不仅连他们剩的骨头汤都喝不到一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像一种商业投资一样，大家都做爱人质的绑匪，人质很多，供过于求，人质的“价格”在绑匪心目中就大为降低，这也就是你争相做奴才，而奴才之地位尚不保的原因。我们现在作为人质爱上绑匪的人特别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者不耳你、不尿你（此为四川话，意为不理你）的原因之一。因为爱绑匪的人太多，绑匪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统治人质，同时由爱绑匪的人质太多，而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人引咎辞职，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降半旗致哀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奴才太多，奴才的价码就像搞倾销一样滥市，其低于市价，乃至变成废品一堆就会成为必然。人的尊严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你的一部分权利却是可以用价格来衡度的。学习一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常识，知道怎么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该并非难事。有些官员成天乐意像哈叭狗一样侍奉上级，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二种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虽然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伤害的基础之上，值得我们深加批评，但损人利己还稍可理解。我最不理解的是，许多底层人一无所有，或者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多，或者一些略读点书的人（能上网并发表一点言论，应该也算读点书）却乐意损人不利己。损己利人可谓高尚（不过这高尚很多时候是虚幻的），损人利己是一种本能（虽然这本能不一定都好），最不可理喻的当属损人不利己，而利的是盘剥自己利益的第三方。在中国，损人不利己，而利盘剥自己利益之第三方的人，可谓夥也，他们似乎乐在其中，甚或引以为豪。
站在强势一边，但对政府的批评者却常饱以“偏激”的老拳，看过195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一译为《在江边》，卡赞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观众不难知晓我要说什么。被逼而起，进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特里太少，而麻木的码头工人太多，尽管他们一同争取合法，他们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他们也宁愿麻木，无动于衷。卡赞最后是特里胜利，大家觉醒，在我看来反而有蛇足之饥。好莱坞在某些时候太喜欢做苦难生活的甜点，却不愿做苦难生活的药石，这也是他们造梦方式常后诟病之处，尽管在商业上讲，不失为聪明的策略。事实上不愿觉醒，不知自己权益的美国人是很少的（有时想美国人比较喜欢夸大自己的权益受损，这也多年来民主自由熏沐的必然结果，不像我们受损了，却自我欺骗，自我麻醉，都去当全身受伤而不喊痛的“关公”），这电影对应中国的现实生活，更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我常想，你“满足”和“陶醉”于自己被盘剥的生活，或者说你虽不满，但你因害怕而不敢说，也就罢了，这无足深责。但你不仅“满足”于被盘剥，而且你还帮着我们共有的盘剥者来压制别人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这恐怕不值得称道。在中国这种损人不利己，却利自己的统治者，利于盘剥自己的奴隶主的奴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不幸的人，虽然也是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值得同情，但最终我不能不深感遗憾地指出，你对绑匪太热爱了，别人不迫害你，你已经不习惯了。你爱绑匪爱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也就罢了（因为你有怎么处置自己利益的权利），但你爱绑匪，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罢。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或许并不高尚，但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进而客观上也可能为你摆脱绑匪对你利益的剥夺，做出了一点贡献。你不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你可以沉默地享受好处，但你不应该公开赞赏绑匪吧，是不是？做个这样的普通人，难道需要很高要求吗？
常来敝博说我偏激者，请以衡度我的方式来衡度政府，如果你不是睁眼不顾事实的话，我想你应该得出在中国，官方是最偏激的群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官方偏激的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深圳的野蛮执法，深圳的野蛮游街，至于枪击伤害百姓也并非只是偶一为之。比如教育很差是有目共睹的，却说自己的教育是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免费过，却说自己的是义务教育。到处充溢伤害人权的案件事实，一些高官说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不顾民众利益的奥运却不允许半点批评（前天我发的搞笑旧文《奥运与吞稀饭大赛》本来全文刊载于此前的传统传媒，却在此被删，原因是奥运会不准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是中国最偏激的媒体，因为他只报喜报忧，只报道主子的旋律（主旋律）。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偏激？要我历数官方的偏激，可谓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各位说我偏激的朋友，在中国到底是官方偏激还是我们民众偏激？
当然，我欢迎各位就我的观点据实指陈，说我哪一点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说我证据不够充分，我都万分欢迎。但对不看完文章，不据实指陈，反而说我没证据（可以这样说，我写文章十分重证据，虽然不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可以说基点都在事实之上），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受批评，也不敢以正确自居。我说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贡献了一种或许与官方不相同信息，是与非，正确与否，判断权利在你自己手里。当你指责我偏激的时候，我希望你之一之二地说将出来，摆事实，拿证据，讲道理，则善莫大焉。另外，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与公正，这样的人没有。我也是有情感倾向的人，也是有缺陷的人，我不是神，所以不能神来要求我。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欢迎别人来帮我剔除和改正我的局限。但是对政府有意的偏激——歪曲真相，愚弄民众——却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是我们纳税人养的，它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的监督。若说普通民众有“偏激”（很多时候的“偏激”就是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应该便没偏激的权利。偏激不是政府的权益，而利用偏激（一面之辞）来愚弄民众，盘剥他们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民众强烈的“偏激”（批评）的。政府有犯错的时候，有犯偏激错误的时候，却不能把犯“偏激”的错误视为当然，而是说政府的“偏激”理应得到制度的制约与相关的监督，否则政府的“偏激”将危害甚巨。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更偏激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军队与税收以及高压，决定更偏激的是官方，而不是生活在恐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事实上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偏激的资本，因为你头胪不是可以再生的韭菜。2007年9月14日7：49分于成都
这样的情况我在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你只要批评一下处于强势的团体或者人，马上就会有人说，你看问题不要那么偏激嘛！说了这句还不算完，还要接着说上一句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才是辩证法。他妈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站在弱者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呢。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站在强人或者强权的一方？难道强人或者强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而弱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偏激的。
无论如何，那个一句“反对毛主席”就可以定罪的年代已经过去，但那种奴性思维运动式的思维却还基本完全的保留在我们的头脑中。现代社会，对强人或者强权提出批评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使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作为批评者个人而言，错了还可以改，而对于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言，如果错了，就殃及苍生。偏激这大帽子谁用都能杀人于无形，目下用谁身上都会伤害那些独立思考的头颅。
不要再随便扣这顶大帽子了。以下是冉云飞的文章，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
到底谁偏激
冉云飞
现在常遇着的一种批评叫偏激，好像一说偏激，你的一切言论便不足道，你的言论根基便已然塌方，不堪一击，有一种不战而胜的优越感。有些人对政府几十年的作恶不出一声，却对政府有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无限理解，得着很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被迫害狂的心理企盼，却并不自知，甚至还满足于这样的心理疾患。这种人质爱上绑匪的现象，在专制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尤为严重。哪怕是被剥夺与被迫害的弱者，也乐意站在强势一边，向他们发出一种无望的献媚，乐意在心里上达成一种不受排斥的幻觉，且乐意生活在此中幻觉里了此残生。因之，在中国有一种他国没有的特殊景观，自己也是弱势的一方，自己也是受尽盘剥的人，却因为要在心理上归宿于强势一方——注意只是一种心理归宿，而非实质上的归宿，实质上他有可能是最下层的人，但他的思维已经被“人民日报化”了（关于思维的“人民日报化”，改日我会专文论述）——他宁愿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以换取少许的安全感。其实这安全靠连止痛药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只是饮鸩而不止渴。
中国人历来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无日无之，乃至无时无刻无之。生活在恐惧之中，个人的行为、表达乃情感都遭受空前的扭曲。这种空前的扭曲，已深入我们文化的骨血。比如我们许多的委婉语词，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做奴才做久了的下意识反应与外化；比如我们的言论必失、祸从口出，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而产生的对自由表达害怕的一种必然结果；有许多文章不是出于修辞之必须，而是出于内心的害怕，变得云山雾罩，这在许多杂文体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使许多写人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难逃“小骂大帮忙”之讥（十多年前龙应台先生参加《美文》一次会，痛感大陆文章的云山雾罩，让其不明就里，她所表达的意见与我相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写作模式，有许多时候不是出于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是出于产生戏仿谐谑的美学效果，而是出于害怕的一种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拜我们没有言说自由，没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赐。但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说明白话、直白表达的人，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全面而显得偏激。他不分析一篇文章乃至甚一本书要分析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实，他不愿意认真阅读他人的文章，只是因为其表达与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大不相侔，比如读那种云山雾罩的文章过多，以为天底下就“云山雾罩”最好。于是便因此而得出他人“偏激”的结论。
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已成为许多中国习焉不察的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绑匪当然乐意看着你向他献媚，乐意看着你爱上他。但他爱不爱你，分一杯羹予你与否？全赖他的心情好不好，全赖他当时还有点善心否？全赖他的恩赐，全无可靠之制度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爱上绑匪的人质，不仅连他们剩的骨头汤都喝不到一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像一种商业投资一样，大家都做爱人质的绑匪，人质很多，供过于求，人质的“价格”在绑匪心目中就大为降低，这也就是你争相做奴才，而奴才之地位尚不保的原因。我们现在作为人质爱上绑匪的人特别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者不耳你、不尿你（此为四川话，意为不理你）的原因之一。因为爱绑匪的人太多，绑匪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统治人质，同时由爱绑匪的人质太多，而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人引咎辞职，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降半旗致哀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奴才太多，奴才的价码就像搞倾销一样滥市，其低于市价，乃至变成废品一堆就会成为必然。人的尊严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你的一部分权利却是可以用价格来衡度的。学习一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常识，知道怎么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该并非难事。有些官员成天乐意像哈叭狗一样侍奉上级，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二种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虽然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伤害的基础之上，值得我们深加批评，但损人利己还稍可理解。我最不理解的是，许多底层人一无所有，或者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多，或者一些略读点书的人（能上网并发表一点言论，应该也算读点书）却乐意损人不利己。损己利人可谓高尚（不过这高尚很多时候是虚幻的），损人利己是一种本能（虽然这本能不一定都好），最不可理喻的当属损人不利己，而利的是盘剥自己利益的第三方。在中国，损人不利己，而利盘剥自己利益之第三方的人，可谓夥也，他们似乎乐在其中，甚或引以为豪。
站在强势一边，但对政府的批评者却常饱以“偏激”的老拳，看过195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一译为《在江边》，卡赞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观众不难知晓我要说什么。被逼而起，进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特里太少，而麻木的码头工人太多，尽管他们一同争取合法，他们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他们也宁愿麻木，无动于衷。卡赞最后是特里胜利，大家觉醒，在我看来反而有蛇足之饥。好莱坞在某些时候太喜欢做苦难生活的甜点，却不愿做苦难生活的药石，这也是他们造梦方式常后诟病之处，尽管在商业上讲，不失为聪明的策略。事实上不愿觉醒，不知自己权益的美国人是很少的（有时想美国人比较喜欢夸大自己的权益受损，这也多年来民主自由熏沐的必然结果，不像我们受损了，却自我欺骗，自我麻醉，都去当全身受伤而不喊痛的“关公”），这电影对应中国的现实生活，更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我常想，你“满足”和“陶醉”于自己被盘剥的生活，或者说你虽不满，但你因害怕而不敢说，也就罢了，这无足深责。但你不仅“满足”于被盘剥，而且你还帮着我们共有的盘剥者来压制别人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这恐怕不值得称道。在中国这种损人不利己，却利自己的统治者，利于盘剥自己的奴隶主的奴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不幸的人，虽然也是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值得同情，但最终我不能不深感遗憾地指出，你对绑匪太热爱了，别人不迫害你，你已经不习惯了。你爱绑匪爱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也就罢了（因为你有怎么处置自己利益的权利），但你爱绑匪，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罢。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或许并不高尚，但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进而客观上也可能为你摆脱绑匪对你利益的剥夺，做出了一点贡献。你不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你可以沉默地享受好处，但你不应该公开赞赏绑匪吧，是不是？做个这样的普通人，难道需要很高要求吗？
常来敝博说我偏激者，请以衡度我的方式来衡度政府，如果你不是睁眼不顾事实的话，我想你应该得出在中国，官方是最偏激的群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官方偏激的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深圳的野蛮执法，深圳的野蛮游街，至于枪击伤害百姓也并非只是偶一为之。比如教育很差是有目共睹的，却说自己的教育是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免费过，却说自己的是义务教育。到处充溢伤害人权的案件事实，一些高官说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不顾民众利益的奥运却不允许半点批评（前天我发的搞笑旧文《奥运与吞稀饭大赛》本来全文刊载于此前的传统传媒，却在此被删，原因是奥运会不准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是中国最偏激的媒体，因为他只报喜报忧，只报道主子的旋律（主旋律）。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偏激？要我历数官方的偏激，可谓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各位说我偏激的朋友，在中国到底是官方偏激还是我们民众偏激？
当然，我欢迎各位就我的观点据实指陈，说我哪一点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说我证据不够充分，我都万分欢迎。但对不看完文章，不据实指陈，反而说我没证据（可以这样说，我写文章十分重证据，虽然不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可以说基点都在事实之上），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受批评，也不敢以正确自居。我说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贡献了一种或许与官方不相同信息，是与非，正确与否，判断权利在你自己手里。当你指责我偏激的时候，我希望你之一之二地说将出来，摆事实，拿证据，讲道理，则善莫大焉。另外，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与公正，这样的人没有。我也是有情感倾向的人，也是有缺陷的人，我不是神，所以不能神来要求我。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欢迎别人来帮我剔除和改正我的局限。但是对政府有意的偏激——歪曲真相，愚弄民众——却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是我们纳税人养的，它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的监督。若说普通民众有“偏激”（很多时候的“偏激”就是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应该便没偏激的权利。偏激不是政府的权益，而利用偏激（一面之辞）来愚弄民众，盘剥他们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民众强烈的“偏激”（批评）的。政府有犯错的时候，有犯偏激错误的时候，却不能把犯“偏激”的错误视为当然，而是说政府的“偏激”理应得到制度的制约与相关的监督，否则政府的“偏激”将危害甚巨。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更偏激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军队与税收以及高压，决定更偏激的是官方，而不是生活在恐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事实上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偏激的资本，因为你头胪不是可以再生的韭菜。2007年9月14日7：49分于成都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07
运动式思维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是运动式的，从建国就开始了。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而在运动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迈进，这种运动虽然很多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但这种以运动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运动式管理却带来了跟深层次的损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思维模式，而且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层的思维模式。大到全国性的三讲保先，小到各个单位内部的你正我夺，从大领导到小领导都在不断使用这种思维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从中收益，很多人也从中受害。
为什么这种运动能够潜入现代的头脑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下来？这是我到了现在的半机关性质的单位三年间一直思考的问题。近日，拜读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从一篇名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对照这些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次运动都能够发生并得到民意的支持，也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为何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
以下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研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的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意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为什么这种运动能够潜入现代的头脑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下来？这是我到了现在的半机关性质的单位三年间一直思考的问题。近日，拜读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从一篇名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对照这些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次运动都能够发生并得到民意的支持，也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为何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
以下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研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的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意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Friday, August 24, 2007
Thursday, August 02, 2007
杨显惠谈47年前的人吃人惨剧——向潇湘晨报致敬
杨显惠谈47年前的人吃人惨剧
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版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版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刘洪波：我们的“归化学”（转载）
我们一向有这样一个毛病，对于人家比我们先进的东西，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了，并且会追根溯源，硬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出十分牵强的根据来；对于我们我们存在的问题则不正视，而是从最先进的国家哪里找出看似相同的现象，然后大言不惭的说，看这个毛病人家也有。这应该是一种病，而刘洪波先生的这篇文章则点出了这种病的一种典型症状：
我们的“归化学”
刘洪波
任何一种思考，在我们这里不过是预作“古已有之”的材料而已。我想，这个道理一百年前有效，现在仍然有效。一百年后有没有效，到时再看吧。
在一个会上见到一位教授。会是谈论整治占道的，教授不知怎么讲到了“双赢”。双赢，正是刚刚流行过的词，在此听到，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在这样想，教授却又解释起何谓“双赢”起来，教授说，“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我们过去就有的，我们叫互利，外国叫双赢，现在大家都喜欢说些新词，就到处都说双赢了”。
教授发言，理论权威是很高的，大家就一起点头，“哦，哦哦……”，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虽然没有点头“大悟”，却也没有当场提出自己正在犯着的迷糊。我想，双赢和互利，固然都表明双方共同得益，但“双赢”的要义是利益上的博弈和竞争，互利却往往意味着主动的退让，可以是因为竞争而退让，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选择。两者怎么能够“就是”起来呢？
不过，我还是佩服“互利就是双赢”论的归化功夫。把一种新的学问、思想、观点，化归于“古已有之”的旗下，在中国近代的诸种学问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一门。二进制不是什么新东西，阴阳就是；八进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八卦就是；原子论不是新东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物理学不是新东西，“格物致知”就是；化学也不是什么东西，炼丹术就是；飞机也不是新东西，风筝就是；民主呢，“民为贵”就是；自由呢，“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人权，“吾民劬劳”就是；法治，“王子与庶民同罪”就是；民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世界主义，“天下大同”就是；动物保护主义呢，“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是……
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就是”一下。你有发现的能力，我有“归化”的能力；无穷的想法，都架不住“就是”两个字来划等号的。有兴趣来搞“归化”、划等号已经很客气了，要知道以前我们连这都是不屑于做的呢，什么玩艺嘛，搞些新说法，造些新东西，纯粹是多此一举吗，奇技淫巧，不利于人心归纯。
以前读《史记》，读到大禹巡行天下，划分疆土，感到在古代人的心中，天下之所以特别地宽广，不过是为了保证永远有人来“归化”我们而已。“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荒服之外是什么呢，暂时是不知道了，但天子的权力，至少在荒服范围之内不会停止的，“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者慢也，礼简怠慢，来者不拒，去者不禁，任其自便。
事实已经证明，这服来服去的划分，不过成了杀戮圈的划分而已。越是居天子之国，越是方便于天子的杀戮；离天子之国越远，越可以“任其自便”。“归化”于天子王国，跪倒于天子脚下，不过顶一个“化内之民”的帽子，代价却实在大得很。
近代以来，虽然“内行其威，外怀其柔”的法术不变，总算是明白天下之大，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永久的归化来源。但另一方面，却又生出一种毛病，使得“归化学”继续光大，不过是把“归化”的范围从地域和人民转向学问与思想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和思想，如果搞不成，我们是要看笑话的，如果搞成了，那是要“就是”的。学问和思想之所以无以穷尽，之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搞成，也只是为了我们永远可以“就是”下去。
我曾经以为这“归化学”已经接近于式微了，但不断又有新的归化行为提醒着，归化学的余绪还是相当顽强的。“双赢，互利就是”，“环境科学，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合就是”……
世界发展得越丰富，我们用“就是”来归化的东西就越多，而归化的东西越多，也就越能证明我们的博大精深，世界再怎么变，我们只要有“就是”就应付裕如了。
我们的“归化学”
刘洪波
任何一种思考，在我们这里不过是预作“古已有之”的材料而已。我想，这个道理一百年前有效，现在仍然有效。一百年后有没有效，到时再看吧。
在一个会上见到一位教授。会是谈论整治占道的，教授不知怎么讲到了“双赢”。双赢，正是刚刚流行过的词，在此听到，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在这样想，教授却又解释起何谓“双赢”起来，教授说，“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我们过去就有的，我们叫互利，外国叫双赢，现在大家都喜欢说些新词，就到处都说双赢了”。
教授发言，理论权威是很高的，大家就一起点头，“哦，哦哦……”，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虽然没有点头“大悟”，却也没有当场提出自己正在犯着的迷糊。我想，双赢和互利，固然都表明双方共同得益，但“双赢”的要义是利益上的博弈和竞争，互利却往往意味着主动的退让，可以是因为竞争而退让，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选择。两者怎么能够“就是”起来呢？
不过，我还是佩服“互利就是双赢”论的归化功夫。把一种新的学问、思想、观点，化归于“古已有之”的旗下，在中国近代的诸种学问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一门。二进制不是什么新东西，阴阳就是；八进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八卦就是；原子论不是新东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物理学不是新东西，“格物致知”就是；化学也不是什么东西，炼丹术就是；飞机也不是新东西，风筝就是；民主呢，“民为贵”就是；自由呢，“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人权，“吾民劬劳”就是；法治，“王子与庶民同罪”就是；民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世界主义，“天下大同”就是；动物保护主义呢，“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是……
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就是”一下。你有发现的能力，我有“归化”的能力；无穷的想法，都架不住“就是”两个字来划等号的。有兴趣来搞“归化”、划等号已经很客气了，要知道以前我们连这都是不屑于做的呢，什么玩艺嘛，搞些新说法，造些新东西，纯粹是多此一举吗，奇技淫巧，不利于人心归纯。
以前读《史记》，读到大禹巡行天下，划分疆土，感到在古代人的心中，天下之所以特别地宽广，不过是为了保证永远有人来“归化”我们而已。“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荒服之外是什么呢，暂时是不知道了，但天子的权力，至少在荒服范围之内不会停止的，“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者慢也，礼简怠慢，来者不拒，去者不禁，任其自便。
事实已经证明，这服来服去的划分，不过成了杀戮圈的划分而已。越是居天子之国，越是方便于天子的杀戮；离天子之国越远，越可以“任其自便”。“归化”于天子王国，跪倒于天子脚下，不过顶一个“化内之民”的帽子，代价却实在大得很。
近代以来，虽然“内行其威，外怀其柔”的法术不变，总算是明白天下之大，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永久的归化来源。但另一方面，却又生出一种毛病，使得“归化学”继续光大，不过是把“归化”的范围从地域和人民转向学问与思想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和思想，如果搞不成，我们是要看笑话的，如果搞成了，那是要“就是”的。学问和思想之所以无以穷尽，之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搞成，也只是为了我们永远可以“就是”下去。
我曾经以为这“归化学”已经接近于式微了，但不断又有新的归化行为提醒着，归化学的余绪还是相当顽强的。“双赢，互利就是”，“环境科学，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合就是”……
世界发展得越丰富，我们用“就是”来归化的东西就越多，而归化的东西越多，也就越能证明我们的博大精深，世界再怎么变，我们只要有“就是”就应付裕如了。
Thursday, May 10, 2007
三联记者孟静《人艺沧桑》（未删节版）
如果报道中出现现任或前领导人，必须上报宣宣批准，这一批就跟电影审查似的，没完没了，不见不散。我前一段写了个关于人艺的稿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都删去了，现在贴个未删节版，其实什么反动言论都没有，根本是隔靴也没搔着痒。
人艺沧桑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九十度的弯曲，日常的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三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再愿意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十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一百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
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十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三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十个演剧队只留下了三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作“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来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装作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之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包括从不看话剧的毛泽东，也耐着性子看了第一幕。据说，喜欢听京剧老生高腔的毛泽东评价说：“（话剧）说的和大街上说的一样，给我100块大洋也不看。”好在其他首长都十分喜欢，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惟一的终身剧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细微到观众进剧场时不许穿拖鞋、不许带食物。这些规定沿袭至今。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四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赫赫显名的“红色公主”。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矛盾很深，没有凝聚力。青艺曾经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阵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的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有一年的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创作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时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采，可也就这一幕精采。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堃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地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三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的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此时上海参市委书记柯庆施正提出大演13年，这13年指的是1949-1962年。柯庆施说：“不演社会主义的事不算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在文联会上指出：“13年要写，13年以前的戏也要写。”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白刃相见。文革前就有人说秦二爷在工厂查封时反对改造，常四爷、松二爷对推翻封建主义唱反调，这戏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堃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黑人造反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没承想刚果政变失败了。焦菊隐说：“钱别白花了，布景都做好了。这样吧，改成南朝鲜。”居然就黑人变黄种人地演出了。那时也有体验生活，梁秉堃和蓝天野要写反美援越的话剧，真的去越南前线采风，炸弹最近时离他们500米。这样大批生产的应景之作很多，只是后来无人再提。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关系亲近的周恩来曾批评曹禺说：“家宝，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作人了。”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的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七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副院长赵起扬给他打电话时咳嗽两声，他就能一夜睡不着觉。陈毅找上门问曹禺：“怎么不写了？”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临了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岸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彭真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用还是没用。”赵起扬说：“非常有用。”焦菊隐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六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待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五位生者和十位逝者的亲属，惟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八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十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努力过一次次，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
有一年，胡耀邦找四位文艺界人士谈话，想从中挑选一个当文化部部长。于是之回家后很兴奋地找忘年交李龙云商量。李龙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有次某某背后议论：“于是之就是想出国。”他听到了，无处发作，只好找了个别的茬，在排练厅摔了回杯子。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剧院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茶馆》演出时，导演规定好谢幕时于是之站中间，依次是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人。郑榕无意中站到了中央，于是之瞅了他一眼，这一眼吓得郑榕一身冷汗，“国民党”的履历让他一辈子提心吊胆。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人艺的早期被看作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作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人艺沧桑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九十度的弯曲，日常的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三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再愿意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十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一百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
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十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三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十个演剧队只留下了三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作“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来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装作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之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包括从不看话剧的毛泽东，也耐着性子看了第一幕。据说，喜欢听京剧老生高腔的毛泽东评价说：“（话剧）说的和大街上说的一样，给我100块大洋也不看。”好在其他首长都十分喜欢，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惟一的终身剧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细微到观众进剧场时不许穿拖鞋、不许带食物。这些规定沿袭至今。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四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赫赫显名的“红色公主”。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矛盾很深，没有凝聚力。青艺曾经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阵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的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有一年的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创作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时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采，可也就这一幕精采。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堃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地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三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的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此时上海参市委书记柯庆施正提出大演13年，这13年指的是1949-1962年。柯庆施说：“不演社会主义的事不算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在文联会上指出：“13年要写，13年以前的戏也要写。”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白刃相见。文革前就有人说秦二爷在工厂查封时反对改造，常四爷、松二爷对推翻封建主义唱反调，这戏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堃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黑人造反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没承想刚果政变失败了。焦菊隐说：“钱别白花了，布景都做好了。这样吧，改成南朝鲜。”居然就黑人变黄种人地演出了。那时也有体验生活，梁秉堃和蓝天野要写反美援越的话剧，真的去越南前线采风，炸弹最近时离他们500米。这样大批生产的应景之作很多，只是后来无人再提。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关系亲近的周恩来曾批评曹禺说：“家宝，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作人了。”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的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七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副院长赵起扬给他打电话时咳嗽两声，他就能一夜睡不着觉。陈毅找上门问曹禺：“怎么不写了？”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临了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岸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彭真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用还是没用。”赵起扬说：“非常有用。”焦菊隐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六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待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五位生者和十位逝者的亲属，惟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八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十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努力过一次次，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
有一年，胡耀邦找四位文艺界人士谈话，想从中挑选一个当文化部部长。于是之回家后很兴奋地找忘年交李龙云商量。李龙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有次某某背后议论：“于是之就是想出国。”他听到了，无处发作，只好找了个别的茬，在排练厅摔了回杯子。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剧院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茶馆》演出时，导演规定好谢幕时于是之站中间，依次是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人。郑榕无意中站到了中央，于是之瞅了他一眼，这一眼吓得郑榕一身冷汗，“国民党”的履历让他一辈子提心吊胆。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人艺的早期被看作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作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Friday, May 04, 2007
世上已无真狂徒
《非常道》中有一则故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斯事并非虚言，确有其事，但因年代久远，附会者众，故世行版本众多。据考证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
刘文典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
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恕我孤陋，听说刘文典这格名字，是去年看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的时候。说起来，真叫我这个号称历史专业的学生汗颜。转一篇网上关于刘文典的文章《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世说刘文典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斯事并非虚言，确有其事，但因年代久远，附会者众，故世行版本众多。据考证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
刘文典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
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恕我孤陋，听说刘文典这格名字，是去年看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的时候。说起来，真叫我这个号称历史专业的学生汗颜。转一篇网上关于刘文典的文章《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世说刘文典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Monday, April 30, 2007
荔枝园在沦陷
福建省漳浦县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项目，在该县旧镇镇的山兜行政村和苑上行政村征地1000亩，所征土地有大约600亩是荔枝园，涉及荔枝树10000多棵。当地政府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与村民签订征地协议，且在征地时出动了公安干警和边防武警。文/徐 锋
3·20锯树事件
阳春三月，闽南大地春意盎然，空气里弥漫着荔枝花的味道。
漳浦县是“中国荔枝之乡”，旧镇就是著名的乌石荔枝的产地。除荔枝外，这里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红柿、荷兰豆、台湾枣、香蕉等。乌石的荔枝树有近一半是1958年种植的，还有一些是1980年左右种植的。这些荔枝树曾经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2007年1月5日，旧镇方面在长春中学召开征地动员会，旧镇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表示，征地是为了旧镇以后的发展，开发也是出于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政府对于被征地的农户给予每亩15000元的补偿。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征地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月8日，当地政府设征地指挥部于山兜小学，在镇里干部的指挥下，一支由公安干警、镇村干部和雇用人员组成的征地队伍开进了村里。据村民反映，这支队伍人多时有100多人，平时也有50人左右的规模。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每天反复播放着“征地是强制性的，赶快量地”的讲话。
从3月8日开始，不满现有征地政策的村民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反映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和补偿标准太低的问题，多次上访后得到的答案是“到下面来处理。”
据村民反映，最初到漳州市国土局上访时，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说山兜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亩时，就做了一个手揣兜的动作，意为补偿太低了，补偿款都被别人装兜里去了。在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村民干脆就坐在漳州市国土局，以等待县里对此问题有个说法。无奈之下，市国土局通知漳浦县有关部门将这些上访的村民领回去。但村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们想见的父母官们。
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次征地是为了所谓的“台玻工业园”项目，而村民则说：“指挥部的人最开始说这工业园项目是市里的项目，在我们多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又说是省里的重点项目，你们不要再上访了”。
3月20日，政府方面通知上访村民中两个最有威望的人到县里去开会，说是县里的领导要召开座谈会，解决村民的问题。在这两个“反抗骨干”离开后，由镇里干部出面，带领着由公安干警、边防武警及雇工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田里。他们出动警车，携带电锯等工具，不由分说直接将荔枝树锯倒在地。有村民上前阻拦，被按倒在地。当日就锯掉了60亩的荔枝树，约有1000多棵。
这两位村民回来后，发现自己田里的荔枝树已经被锯掉了，就去质问负责征地的驻村镇干部：为什么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锯掉我们的树？
“我不知道”，这位镇干部的回答也很干脆。
村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之后，指挥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征地锯树，但却放慢了进度。趁村民吃饭或者休息的中午或晚上将荔枝树锯掉。
村民说，征地开始后，山兜村的村干部合伙买了台推土机，隔两天就把它开出来，“东推一下，西推以下，有时候甚至是乱推一气”，试图以此给还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人施加压力。
村民的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征地进行的非常仓促，当地政府和被征地村民之间并没有充分的沟通。据村民反映，“1月5日当天凡是去开会的村民，只要签了名字，按上手印儿，就可以拿到10块钱和一包香烟”，虽然有这么实惠的条件，但去开会的村民依然不到被征地村民的一半。
虽然开了动员大会，但征地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给所有被征地村民，征地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开始的，随着征地工作的展开，这种不对称也越来越严重。
丈量土地时，征地指挥部的人跟村民说：“大家都是朋友，赶紧把土地量一下，拿一包烟给你抽了。”很多村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丈量的土地。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皮尺是松的。本来是1亩地，丈量时有时会多于1亩，有时会少于一亩，这基本是由村民的地位来决定的。用村民的话说，征地指挥部在丈量土地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为了能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征地指挥部采取了很多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翻旧账抓短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漳州大水之后，政府为了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村民重新建房免收各种税费，但有村民因为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征地指挥部的人就要强行将其带到镇里去，还要他补交建房的各种税费。山兜村一位村民因不同意征地，当地政府就将其10年前捡到一个弃婴抚养的事翻出来，以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为由将其带到镇里关了起来。
西坂自然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地上的作物也没收，这些作物都是他养牛的主要饲料，在这些土地被推掉之后，他养牛要到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我们都种田种了一辈子了，就是征地，也要把地上的作物收了啊。推地那天，村里来了好几部车，还有警车，看到这种阵势，很多村民吓得不敢出来。”看到要推地，这位老人上前阻止，结果手指被弄断。
在征地动员大会上，驻村的镇干部公开讲，“钱就这么多，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15000元是一次性补偿。村民除了觉得这15000元的三费补偿太低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锯掉的荔枝树进行补偿。有村民告诉记者，“就在征地的同一时间，有人从村里买了60亩地，当时的补偿标准是3万多一亩，且在此之外每一棵荔枝树补偿1500元。同样是征地，为什么我们只有15000元？我当时问这位驻村镇干部，他却说‘那60亩是一个大老板买去建别墅，人家有钱就多补偿你们，政府没钱就只能补偿15000元’。”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地建设项目收益的一部分应该拿出来给失地较多的农民提供生活来源。征地超过一定比例的农民，还要纳入城镇居民体系，进行统一安置。村民们说“政府方面虽然说等以后由镇里统一解决，但毕竟没有落实啊。到时候，领导都换了，找谁去啊。我们都年岁大了，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我们靠土地生活，现在没有土地了，生活也没保障，以后靠什么活啊。”
针对当地政府在征地程序、征地补偿、生活安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村民曾多次提出，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政府方面一直予以正面回应。
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
4月4日，记者到漳浦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此次征地的有关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局长去县上开会去了。记者又联系了旧镇镇李益民镇长，李镇长在电话里表示，非常欢迎新闻媒体前来采访，但由于自己要去县里开会不能亲自接待，如果去镇里的话，他会安排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后，在旧镇镇政府明亮的会议室里，三位旧镇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是山兜村的驻村干部，姓卢；一位是卢姓干部的同事，据说姓郑；还有一位是做秘书工作的，据说姓王。面对记者，这三位镇干部都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
双方坐定之后，那位郑姓的干部，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照本宣科的读了起来，俨然是一幅开大会做报告的架势，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据这位干部介绍，征地是依照漳浦县2006年度第十二次村镇建设用地和土地征用的批复（闽政文[2006]561号），征收旧镇镇山兜村园地29.2797公顷、其他农用地0.868公顷，苑上村园地22.5999公顷、其他农用地0.2557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1357公顷，吾江村园地10.1678公顷、其他农用地0.109公顷，深士镇山尾村旱地0.4946公顷、园地0.1896公顷、未利用土地0.0225公顷，墩柄村旱地1.1459公顷、未利用土地1.087公顷，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3554公顷。其中，山兜村和苑上村征收土地53.139公顷，约合800亩。也就是说，这次所征土地，大部分是园地，但没有水田。但村民说，经过他们的测量，实际征地已经超过1000亩。
而征地补偿方面，按照旧镇方面的说法，山兜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717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279元；苑上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868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441元。而在实际支付征地补偿三费时是统一按照每亩15000元的标准，已经超过了省里批复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省里还是充分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卢姓干部说：“这次征地是为了建设台玻工业园项目，台玻是世界知名的玻璃生产厂商，这个工业园项目也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山兜村那个林如龙，以前做过村支部书记，这个人讲话是不能信的。他从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后心里不平衡，就想以跟政府作对的方式来树立他的个人威望。这个人平时在村子里就生活作风不好，喜欢抬杠，讲起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前两年，修高速的时候，他就带头跟着闹，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他好像尝到了甜头。这次征地，闹得更厉害了。所谓的上访，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鼓动。”
对于被征地村民以后的生活，旧镇干部承认眼下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不过，他认为，台玻项目建成之后，不但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要不懒，就是卖矿泉水每天也能赚几十块”。
在征地程序上，旧镇镇的干部一直强调程序是没问题的。那位郑姓干部说，征地是省里批复的，程序上也是完全合法的。而对于征地协议，这位干部也坦陈，没有签订什么征地协议。在征地工作开始后并没有与村民进行沟通。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工作的方便，因现在基层的工作很难做啊。不能什么事都跟老百姓说，现在他们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就这么跟政府闹，要是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没得做了。
采访结束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就旧镇征地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旧镇征地在程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省里的批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荔枝树的赔偿问题。“国土局现在已经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向媒体通报的。”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事件，本刊将继续关注。(<百姓>2007年5期)
3·20锯树事件
阳春三月，闽南大地春意盎然，空气里弥漫着荔枝花的味道。
漳浦县是“中国荔枝之乡”，旧镇就是著名的乌石荔枝的产地。除荔枝外，这里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红柿、荷兰豆、台湾枣、香蕉等。乌石的荔枝树有近一半是1958年种植的，还有一些是1980年左右种植的。这些荔枝树曾经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2007年1月5日，旧镇方面在长春中学召开征地动员会，旧镇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表示，征地是为了旧镇以后的发展，开发也是出于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政府对于被征地的农户给予每亩15000元的补偿。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征地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月8日，当地政府设征地指挥部于山兜小学，在镇里干部的指挥下，一支由公安干警、镇村干部和雇用人员组成的征地队伍开进了村里。据村民反映，这支队伍人多时有100多人，平时也有50人左右的规模。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每天反复播放着“征地是强制性的，赶快量地”的讲话。
从3月8日开始，不满现有征地政策的村民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反映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和补偿标准太低的问题，多次上访后得到的答案是“到下面来处理。”
据村民反映，最初到漳州市国土局上访时，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说山兜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亩时，就做了一个手揣兜的动作，意为补偿太低了，补偿款都被别人装兜里去了。在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村民干脆就坐在漳州市国土局，以等待县里对此问题有个说法。无奈之下，市国土局通知漳浦县有关部门将这些上访的村民领回去。但村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们想见的父母官们。
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次征地是为了所谓的“台玻工业园”项目，而村民则说：“指挥部的人最开始说这工业园项目是市里的项目，在我们多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又说是省里的重点项目，你们不要再上访了”。
3月20日，政府方面通知上访村民中两个最有威望的人到县里去开会，说是县里的领导要召开座谈会，解决村民的问题。在这两个“反抗骨干”离开后，由镇里干部出面，带领着由公安干警、边防武警及雇工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田里。他们出动警车，携带电锯等工具，不由分说直接将荔枝树锯倒在地。有村民上前阻拦，被按倒在地。当日就锯掉了60亩的荔枝树，约有1000多棵。
这两位村民回来后，发现自己田里的荔枝树已经被锯掉了，就去质问负责征地的驻村镇干部：为什么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锯掉我们的树？
“我不知道”，这位镇干部的回答也很干脆。
村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之后，指挥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征地锯树，但却放慢了进度。趁村民吃饭或者休息的中午或晚上将荔枝树锯掉。
村民说，征地开始后，山兜村的村干部合伙买了台推土机，隔两天就把它开出来，“东推一下，西推以下，有时候甚至是乱推一气”，试图以此给还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人施加压力。
村民的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征地进行的非常仓促，当地政府和被征地村民之间并没有充分的沟通。据村民反映，“1月5日当天凡是去开会的村民，只要签了名字，按上手印儿，就可以拿到10块钱和一包香烟”，虽然有这么实惠的条件，但去开会的村民依然不到被征地村民的一半。
虽然开了动员大会，但征地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给所有被征地村民，征地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开始的，随着征地工作的展开，这种不对称也越来越严重。
丈量土地时，征地指挥部的人跟村民说：“大家都是朋友，赶紧把土地量一下，拿一包烟给你抽了。”很多村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丈量的土地。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皮尺是松的。本来是1亩地，丈量时有时会多于1亩，有时会少于一亩，这基本是由村民的地位来决定的。用村民的话说，征地指挥部在丈量土地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为了能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征地指挥部采取了很多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翻旧账抓短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漳州大水之后，政府为了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村民重新建房免收各种税费，但有村民因为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征地指挥部的人就要强行将其带到镇里去，还要他补交建房的各种税费。山兜村一位村民因不同意征地，当地政府就将其10年前捡到一个弃婴抚养的事翻出来，以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为由将其带到镇里关了起来。
西坂自然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地上的作物也没收，这些作物都是他养牛的主要饲料，在这些土地被推掉之后，他养牛要到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我们都种田种了一辈子了，就是征地，也要把地上的作物收了啊。推地那天，村里来了好几部车，还有警车，看到这种阵势，很多村民吓得不敢出来。”看到要推地，这位老人上前阻止，结果手指被弄断。
在征地动员大会上，驻村的镇干部公开讲，“钱就这么多，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15000元是一次性补偿。村民除了觉得这15000元的三费补偿太低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锯掉的荔枝树进行补偿。有村民告诉记者，“就在征地的同一时间，有人从村里买了60亩地，当时的补偿标准是3万多一亩，且在此之外每一棵荔枝树补偿1500元。同样是征地，为什么我们只有15000元？我当时问这位驻村镇干部，他却说‘那60亩是一个大老板买去建别墅，人家有钱就多补偿你们，政府没钱就只能补偿15000元’。”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地建设项目收益的一部分应该拿出来给失地较多的农民提供生活来源。征地超过一定比例的农民，还要纳入城镇居民体系，进行统一安置。村民们说“政府方面虽然说等以后由镇里统一解决，但毕竟没有落实啊。到时候，领导都换了，找谁去啊。我们都年岁大了，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我们靠土地生活，现在没有土地了，生活也没保障，以后靠什么活啊。”
针对当地政府在征地程序、征地补偿、生活安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村民曾多次提出，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政府方面一直予以正面回应。
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
4月4日，记者到漳浦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此次征地的有关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局长去县上开会去了。记者又联系了旧镇镇李益民镇长，李镇长在电话里表示，非常欢迎新闻媒体前来采访，但由于自己要去县里开会不能亲自接待，如果去镇里的话，他会安排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后，在旧镇镇政府明亮的会议室里，三位旧镇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是山兜村的驻村干部，姓卢；一位是卢姓干部的同事，据说姓郑；还有一位是做秘书工作的，据说姓王。面对记者，这三位镇干部都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
双方坐定之后，那位郑姓的干部，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照本宣科的读了起来，俨然是一幅开大会做报告的架势，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据这位干部介绍，征地是依照漳浦县2006年度第十二次村镇建设用地和土地征用的批复（闽政文[2006]561号），征收旧镇镇山兜村园地29.2797公顷、其他农用地0.868公顷，苑上村园地22.5999公顷、其他农用地0.2557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1357公顷，吾江村园地10.1678公顷、其他农用地0.109公顷，深士镇山尾村旱地0.4946公顷、园地0.1896公顷、未利用土地0.0225公顷，墩柄村旱地1.1459公顷、未利用土地1.087公顷，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3554公顷。其中，山兜村和苑上村征收土地53.139公顷，约合800亩。也就是说，这次所征土地，大部分是园地，但没有水田。但村民说，经过他们的测量，实际征地已经超过1000亩。
而征地补偿方面，按照旧镇方面的说法，山兜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717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279元；苑上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868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441元。而在实际支付征地补偿三费时是统一按照每亩15000元的标准，已经超过了省里批复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省里还是充分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卢姓干部说：“这次征地是为了建设台玻工业园项目，台玻是世界知名的玻璃生产厂商，这个工业园项目也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山兜村那个林如龙，以前做过村支部书记，这个人讲话是不能信的。他从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后心里不平衡，就想以跟政府作对的方式来树立他的个人威望。这个人平时在村子里就生活作风不好，喜欢抬杠，讲起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前两年，修高速的时候，他就带头跟着闹，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他好像尝到了甜头。这次征地，闹得更厉害了。所谓的上访，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鼓动。”
对于被征地村民以后的生活，旧镇干部承认眼下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不过，他认为，台玻项目建成之后，不但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要不懒，就是卖矿泉水每天也能赚几十块”。
在征地程序上，旧镇镇的干部一直强调程序是没问题的。那位郑姓干部说，征地是省里批复的，程序上也是完全合法的。而对于征地协议，这位干部也坦陈，没有签订什么征地协议。在征地工作开始后并没有与村民进行沟通。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工作的方便，因现在基层的工作很难做啊。不能什么事都跟老百姓说，现在他们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就这么跟政府闹，要是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没得做了。
采访结束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就旧镇征地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旧镇征地在程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省里的批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荔枝树的赔偿问题。“国土局现在已经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向媒体通报的。”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事件，本刊将继续关注。(<百姓>2007年5期)
Wednesday, April 25, 2007
Wednesday, April 11, 2007
名著与其背后之人——读《中国史学名著》
1952年6月15日，年仅18岁的高二学生李敖在朋友的指引下在台中市存德巷一号见到了他当时心仪的已58岁的正在养伤史学家钱穆，他是在一次讲演中天花板突然下落而受伤的。虽然眼前“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的钱穆让年轻的李敖多少有些失望，但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全无架子”，双方很快聊了起来。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Po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