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单位组织去xx部参观“反腐败倡廉洁书画展览”。虽然本人认为反腐败是国家大事，但这反腐败书画展览还是让我觉得非常之搞笑，不过听说号称中资产最大的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冒出许多儿童级股东的消息时候，还是让我惊讶了三分之二炷香的时间。
本人不炒股，主要是没钱，而且也没有眼光，所以在全民炒股的浊浪中本人仍保持了两袖清风一股不染。我估计像我这样“清廉”的人，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富饶的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炒股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经常浮现出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去买股的情形。都说养老钱让某些部门管着不安全，最好还是能从股市中赚点，可是放到股市里就安全了吗？虽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悲之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股市很可悲，我们的股民很可悲。
北京银行的这一事件已经被网友戏称为“北京银行门”事件，等我想在网上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时候，发现很多网站的帖子已经删除，这其中有网易、凤凰网、天涯。在中国，帖子被删除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谣言；一种情况是帖子的内容是真是的，它的存在让很多大人物觉得不爽，影响了稳定和谐的大局。根据以往的经验，后一种情况发生的机率远远大于前一种情况。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仅仅是儿童的持股年龄问题，而是由此引发的这些儿童是谁的孙子的问题，据说这个问题有可能会引发股市的动荡
虽然实施了最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度，但我还是从诸多网站留下的蛛丝马迹中知道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感谢网络。现在就将网上的有关消息放到博客上，算是立此存照吧。】
翻开中国股市历次熊市的开始，无不是因为某个事件引发的，比如“银广夏”事件、“东方电子”事件、“蓝田股份”事件等。个股事件当然不能代表整个股市，却是整个股市缩影-----引发诚信危机。一旦政府的诚信没了，投资者的信心会土崩瓦解，引发雪崩。这是中国股市的历史教训。如果北京银行事件不能合理合法公正的给与解决，那么我坚信，中国的股市就从2007年国庆节之后步入至少3年的熊市。我们拭目以待，看看政府监管部门如何解决这个事件，如何给老百姓们一个信念。
北京银行1996年成立，1997年开始发行股份，每股发行价不过1元出头，2007年9月19日上市首日股价达到25元，市值超过1556亿。最近北京银行股东的年龄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居然是一群婴儿和儿童，当时最大年龄18岁，最小年龄1岁。大概是考虑到一大群儿童股东不懂现代银行管理，该银行上市前以不足一年利润的超低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变成了外国银行。
北京银行招股书第399页中的“ 非员工自然人股东名册”的第一名： 吴振鹏，股份数 5,000 ,000,他的身份证号码：110101 19841103XXX， 大家有什么感觉，84年的小孩有那 么多钱买原始股？估计在改制买的时 候可能20都没有！大家再看看，排第13的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居然是一个才10岁的小P孩，也成了股东，按照今天收盘价格算，身家已经超过2900万。
北京银行儿童持股情况（一部分）
1 吴振鹏110101198401103xxx 5,000,000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13 郑宇轩110103199701210xxx 1,340,000 已登记 10岁 97年时 1岁
38 霍陆陆110103199006160xxx 582,936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4 孙畅110101198510014xxx 550,000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59 贾行之110102199007302xxx 482,414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62 唐瑭110108198603042xxx 470,25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111 邓晗110102198502150xxx 326,04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122 杨之光110108198811046xxx 3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93 段英110101198206044xxx 229,725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214 朱正宇110103199007261xxx 216,610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227 刘杨110102197910210xxx 210,000 已登记 28岁 97年时 18岁
243 耿一帆110102198308130xxx 203,106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246 汪烨华110108199501241xxx 201,512 已登记 12岁 97年时 2岁
308 于佳璐110103198303060xxx 184,851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23 李潇雯110102198106052xxx 179,860 已登记 26岁 97年时 16岁
325 刘林智110102198406041xxx 179,839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338 王宁110107198810241xxx 175,728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341 平雅男110102198506263xxx 175,402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343 何晓璐110108198202196xxx 175,12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350 程文端110104198306223xxx 173,177 已登记 24岁 97年时 14岁
362 宗恒110108199003291xxx 169,97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370 李真110102198605152xxx 168,000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425 李洋110104198205191xxx 157,083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453 潘左熠110104199007122xxx 152,807 已登记 17岁 97年时 7岁
455 孟嘉110101198404030xxx 152,357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470 吕林110108198009184xxx 150,000 已登记 27岁 97年时 17岁
478 范鑫110106198512110xxx 148,786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482 范磊110103198205301xxx 147,438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32 刘思羽110108199306851xxx 140,074 已登记 14岁 97年时 4岁
574 孙润哲110106198202230xxx 133,7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581 鞠然110104198608112xxx 133,414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596 李子君110101198401190xxx 130,983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618 金婕110102198203081xxx 127,339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57 吴昊110104198208191xxx 122,501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695 刘柳110104198401170xxx 118,631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0 张沛110103198410030xxx 118,256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07 王金鹏110108198411252xxx 116,905 已登记 23岁 97年时 13岁
738 刘欣欣110108198210203xxx 114,006 已登记 25岁 97年时 15岁
742 张啸晨110102198604271xxx 113,707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44 刘静雅110106198606134xxx 113,562 已登记 21岁 97年时 11岁
762 苗菲110102198503200xxx 111,774 已登记 22岁 97年时 12岁
767 戴悦110107199409270xxx 110,832 已登记 13岁 97年时 3岁
895 辛心110107199104220xxx 100,756 已登记 16岁 97年时 6岁
946 李阳110108198810093xxx 100,000 已登记 19岁 97年时 9岁
1121 范秋明110108198909041xxx 93,163 已登记 18岁 97年时 8岁
北京银行给出的解释：
由于北京银行在设立的初期存在部分原信用社股东要求退股而未能及时办理退股手续的情况,本行在设立后在1997年和1998年由行领导带头由全行员工以及部分非员工自然人股动自愿认购。由于1998年霍海音案件的爆发,导致了该部分退股的认购工作开支比较困难,为了顺利完成该部分股份的认购工作,在选择非员工自然人时,本行采取了各支行、各部门员工广泛动员对本行有一定认识且对本行的发展有信息的自然人参与认购的方式来实施这部分退股的认购。这部分股权价格为每股1.9元。
Tuesday, October 09, 2007
Sunday, October 07, 2007
胡老大的节俭生活（转自fubin333）
老胡是我们的老大，平时我们都不晓得他是怎样生活的．但那天听渝中宾馆的一位总监很是得意的摆起给老胡端盘子上菜的事，我等才略知一二老大的生活．
老大来的时候重庆正下着绵绵的暴雨，在党****的高度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忧患中，电视上我们看见了老大亲切和蔼的脸面，也在摄像机各个角度不遗余力的辛勤工作下，我们还看见了老大眼角盈盈的泪光．在举国上下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大要回京了．临了，在宾馆开了一张发票－－－－二百四十人民币．
感动啊．我们的老大如此节俭．
末了．我等鼠辈小心翼翼问，真只花这么点？
得了哦．总监扬起那非常骄傲的头，三天花了一百多万．
我的乖乖．姑且不说一百多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庞大的数字，以我等那简单的智商哪里知道其中无尽的玄妙．老大的行程那么繁忙，重庆不过是很小的一个落脚处，我想，处处肯定都是二百四十元吧．我们国家不仅是汉语言高深莫测，连数学都是别国无法比拟的先进．正好枕边放着一本林达所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里面描述了当初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事，其中一个失败原因就是他筹不到当事人的＂堵嘴钱＂，因为总统要用的钱每一笔都是受到监督的．也活该他倒霉，要是他在中国，多好．
总监还很骄傲地透露，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前任老大也要来重庆．携夫人．夫人要求不高，只喜欢用红色清一色的搪瓷盆．这个要求简直是小事啊，找遍了重庆大小古董店，硬是找不出这么一个红色搪瓷盆，不是夫人要求高，实在是重庆物质太匮乏了．
老大来的时候重庆正下着绵绵的暴雨，在党****的高度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忧患中，电视上我们看见了老大亲切和蔼的脸面，也在摄像机各个角度不遗余力的辛勤工作下，我们还看见了老大眼角盈盈的泪光．在举国上下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老大要回京了．临了，在宾馆开了一张发票－－－－二百四十人民币．
感动啊．我们的老大如此节俭．
末了．我等鼠辈小心翼翼问，真只花这么点？
得了哦．总监扬起那非常骄傲的头，三天花了一百多万．
我的乖乖．姑且不说一百多万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庞大的数字，以我等那简单的智商哪里知道其中无尽的玄妙．老大的行程那么繁忙，重庆不过是很小的一个落脚处，我想，处处肯定都是二百四十元吧．我们国家不仅是汉语言高深莫测，连数学都是别国无法比拟的先进．正好枕边放着一本林达所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里面描述了当初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的事，其中一个失败原因就是他筹不到当事人的＂堵嘴钱＂，因为总统要用的钱每一笔都是受到监督的．也活该他倒霉，要是他在中国，多好．
总监还很骄傲地透露，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前任老大也要来重庆．携夫人．夫人要求不高，只喜欢用红色清一色的搪瓷盆．这个要求简直是小事啊，找遍了重庆大小古董店，硬是找不出这么一个红色搪瓷盆，不是夫人要求高，实在是重庆物质太匮乏了．
两个饭局、四部电影、逛书店以及睡觉
两个饭局、四部电影、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
我的国庆黄金周这样度过！
国庆黄金周，到处都是人。这七天基本上是呆在家里，基本上哪里也没有去，因为哪里都不想去。说是黄金周，其实我有九天的时间休息。在这九天里，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两个饭局、四部电影和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来概括。
两个饭局：
一个是9月30日的同学聚会，聚会的地点在北大南门很著名的天上天，到场的当然是各位同学，谈论的话题也少不了国家社会生活之类的；另一个饭局是6日晚在格萨尔藏餐吧的同事聚餐，之所以去这里，是因为三个月前去了一趟西藏中了西藏的毒，在这里感受一下北京的藏文化。说句实在的，这里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据说老板是安多地区的，就是酒水种类很少且太贵，没有喝上在拉萨喝的那种青稞酒，连我非常迷恋的拉萨啤酒也没有。虽然如此，这里的藏族舞蹈表演还是很有味道的。
四部电影：
《窃听风暴》这个关于gd控制人民的故事，在去年的奥斯卡上这部影片获得最佳外语片且赢得了很多人士的欣赏甚至交口称赞。看过之后，真是觉得头皮发麻，一身冷汗，原来和谐 真是无处不在，特网严密。真是把国家控制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该片的导演在前一部作品《再见列宁》中还运用了很多戏剧化的元素来再现那由红色通知带来的闹剧，不客气的说，《再见列宁》像极了一部高兴片，但笑声的背后却内涵丰富。而《窃听风暴》却非常的正经，完全是用很平静的语气给你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但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却难以平静下来。
《静静的玛尼石》这个片子主要是讲述的青海尖扎县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剧中的小活佛由当地的活佛出演，用白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境遇——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消弭了：村子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喇嘛了；在传统的藏戏表演和现代影视之间，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小喇嘛的弟弟学习数学不再是为了计算宇宙洪荒而是为了能够在村里当会计和到大城市去生活。虽然这个作品获得了中国射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影片。尤其是那些想了解当下藏族生活的人。
《剃头匠》则是很平静的讲述了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该片中全部都是群众演员且都是老北京，那口京腔忒地道了。尤其要说的是，该片的主角出演此片是已经是92岁高龄，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年龄最大的群众演员。
《西藏七年》则是讲述的一位奥地利探险家与达赖喇嘛的故事，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关于此片的是是非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谴责其负面影响的人亦不再少数。不过此片作为好莱坞有关西藏题材的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逛五天书店：
1日-5日逛书店，主要去了万泉河的采薇阁、万泉河边书店、第三波、博雅堂、汉学、野草、第三极、淘书公社等，购书若干。翻阅浏览也是以西藏游记为主。
睡觉：
睡觉就是睡觉，只是时间颠倒了，昼伏夜出。
我的国庆黄金周这样度过！
国庆黄金周，到处都是人。这七天基本上是呆在家里，基本上哪里也没有去，因为哪里都不想去。说是黄金周，其实我有九天的时间休息。在这九天里，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用两个饭局、四部电影和逛五天书店以及睡觉来概括。
两个饭局：
一个是9月30日的同学聚会，聚会的地点在北大南门很著名的天上天，到场的当然是各位同学，谈论的话题也少不了国家社会生活之类的；另一个饭局是6日晚在格萨尔藏餐吧的同事聚餐，之所以去这里，是因为三个月前去了一趟西藏中了西藏的毒，在这里感受一下北京的藏文化。说句实在的，这里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据说老板是安多地区的，就是酒水种类很少且太贵，没有喝上在拉萨喝的那种青稞酒，连我非常迷恋的拉萨啤酒也没有。虽然如此，这里的藏族舞蹈表演还是很有味道的。
四部电影：
《窃听风暴》这个关于gd控制人民的故事，在去年的奥斯卡上这部影片获得最佳外语片且赢得了很多人士的欣赏甚至交口称赞。看过之后，真是觉得头皮发麻，一身冷汗，原来和谐 真是无处不在，特网严密。真是把国家控制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该片的导演在前一部作品《再见列宁》中还运用了很多戏剧化的元素来再现那由红色通知带来的闹剧，不客气的说，《再见列宁》像极了一部高兴片，但笑声的背后却内涵丰富。而《窃听风暴》却非常的正经，完全是用很平静的语气给你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但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却难以平静下来。
《静静的玛尼石》这个片子主要是讲述的青海尖扎县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剧中的小活佛由当地的活佛出演，用白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喇嘛的生活境遇——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消弭了：村子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喇嘛了；在传统的藏戏表演和现代影视之间，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小喇嘛的弟弟学习数学不再是为了计算宇宙洪荒而是为了能够在村里当会计和到大城市去生活。虽然这个作品获得了中国射精办的五个一工程奖，但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影片。尤其是那些想了解当下藏族生活的人。
《剃头匠》则是很平静的讲述了老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该片中全部都是群众演员且都是老北京，那口京腔忒地道了。尤其要说的是，该片的主角出演此片是已经是92岁高龄，可能是世界电影史上年龄最大的群众演员。
《西藏七年》则是讲述的一位奥地利探险家与达赖喇嘛的故事，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关于此片的是是非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谴责其负面影响的人亦不再少数。不过此片作为好莱坞有关西藏题材的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逛五天书店：
1日-5日逛书店，主要去了万泉河的采薇阁、万泉河边书店、第三波、博雅堂、汉学、野草、第三极、淘书公社等，购书若干。翻阅浏览也是以西藏游记为主。
睡觉：
睡觉就是睡觉，只是时间颠倒了，昼伏夜出。
“他，马的，就是爱台湾”和“马的！真的没格调”
真是太有才了！凌晨时分，在网上看到这条十分八卦的消息的时候，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这种比较有创意的标语都会被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这则消息属实的话，它只能增加我对民进党同志的敬意。无论如何，这些标语口号都比我们那些以数字开头的一家之言的口号好玩多了！本来大家都是在玩，关键是要好玩！]
（台北讯）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在高雄悬挂“他，马的，就是爱台湾”文宣看板，引起争议，只挂了一天就匆匆拆掉。
中时电子报报道，虽然受争议的广告布幅连夜撤下，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信瑜、康裕成以及李文良还是到爱河畔批评这样的举动。他们拿着标语写着：“马英九没水准”、“马的！真的没格调”。
三位市议员说，国民党的广告用低俗的文字语气，以为切合南部文化，让南部的乡亲感觉受辱，也让人怀疑马英九这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格。三位议员也请马英九应该为此事道歉，以表诚意。
民进党三位女性立委王淑慧、叶宜津、谢欣霓则举行记者会，代表老中青三代母亲，痛批马英九与国民党“简直是把下流当风流”，严重污辱台湾女性。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昨天下午也召开记者会，书记长黄柏霖表示，文宣是他与年轻朋友的集体创作，与党团无关。他深感抱歉，所以随即拆卸文宣，盼绿营不要再刻意扭曲。
马英九本身则说，他是看报才知道情状，文宣内容确实可能引起争议，“拆掉是对的”。
（台北讯）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在高雄悬挂“他，马的，就是爱台湾”文宣看板，引起争议，只挂了一天就匆匆拆掉。
中时电子报报道，虽然受争议的广告布幅连夜撤下，但是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信瑜、康裕成以及李文良还是到爱河畔批评这样的举动。他们拿着标语写着：“马英九没水准”、“马的！真的没格调”。
三位市议员说，国民党的广告用低俗的文字语气，以为切合南部文化，让南部的乡亲感觉受辱，也让人怀疑马英九这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格。三位议员也请马英九应该为此事道歉，以表诚意。
民进党三位女性立委王淑慧、叶宜津、谢欣霓则举行记者会，代表老中青三代母亲，痛批马英九与国民党“简直是把下流当风流”，严重污辱台湾女性。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昨天下午也召开记者会，书记长黄柏霖表示，文宣是他与年轻朋友的集体创作，与党团无关。他深感抱歉，所以随即拆卸文宣，盼绿营不要再刻意扭曲。
马英九本身则说，他是看报才知道情状，文宣内容确实可能引起争议，“拆掉是对的”。
Friday, October 05, 2007
太牛逼了，全国青年编辑业务能力六级全真模拟题
一、文化常识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在图书市场空前庞大繁荣的今天，享受着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雕版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代。
A、商 B、五 C、古 D、晋
2、海明威的一生就像他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那样，一直在惊涛骇浪里起起伏伏，正如另一位美国作家斯泰因所说，他属于“（ ）的一代”。
A、堕落 B、迷惘 C、沉沦 D、销魂
3、写下《离骚》、《九歌》的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被贬之前的职务是楚国的（ ）。
A、医生 B、大夫 C、护士 D、药剂师
4、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取材于周灭商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天意顺应人道、正义必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以下选项中，（ ）不是该书中的动物。
A、花狐貂 B、申公豹 C、金睛兽 D、哮天犬
5、“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自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请问对这首诗的标题的正确理解是（ ）
A、作者去访友，却没有找到所要找的人。
B、作者认为公园门票太贵，景点太少，不值一游。
C、作者游了一次公园后摘到一朵杏花，觉得很值。
D、作者觉得不值得买门票进公园，偷偷摘走一朵伸出园墙的杏花。
6、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名句流传，后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如下的引申义：（ ）
A、出头椽子先烂
B、新人崭露头角
C、昆虫不叮无缝的蛋
D、新生事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7、《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让关羽改变心意放弃刘备投靠自己，想了许多办法。以下选项中，（ ）是曹操赠给关羽的礼品。
A、一辆四轮车。
B、一块出师表。
C、一匹赤兔马。
D、一合酥糖。
8、“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的这句诗的意思是要把敌人赶尽杀绝，不要像（ ）一样迟迟疑疑。
A、后汉孙策 B、梁山周通 C、西楚项羽 D、薛府薛蟠
9、《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诨名，其中与“活闪婆王定六”、“短命二郎阮小五”、“中箭虎丁得孙”、“旱地忽律朱贵”的解释中正确的是（ ）
A、王定六和顾大嫂相当于同龄姐妹。
B、阮小五曾被算命先生断定活不过20岁。
C、丁得孙身上有伤疤一样的胎记。
D、朱贵曾经当过律师。
10、中国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诗歌灿若群星，以下诗句中正确无误的是：（ ）
A、芦花荡里一扁舟，俊杰还从此地游。
B、国破山河在，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恨别鸟惊心。
C、有的人活着，他还没死。有的人死了，他还死着。
D、商女不知王国维，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出版知识、出版政策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版业需要做到坚持大方向和兼容并蓄的结合，宣扬主旋律和保证文化产品丰富性的结合。以下书中，（ ）不属于主旋律作品。
A、《中国可以说不》 B、《绞刑架下的报告》 C、《暴风雨中诞生的》 D、《学哲学 用哲学》
2、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出版行业不能死守这一精神性规定，而须作灵活掌握。绝大多数宗教出版物都必须按照无损社会稳定的原则自审或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请问以下列哪一种教是肯定不需要提交专审的？ （ ）
A、印度教 B、伊斯兰教 C、罗盛教 D、奥姆真理教
3、农民问题类的出版物是我国社科出版业的重点，好的农民类研究书籍可以宣传我国乡村建设成就，让农业生产的新形势深入人心，方向有误的农民类书籍则片面渲染一些阴暗面，严重的可能煽动其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的不满情绪。请问以下图书中，那一本农村问题专著是基本可以免检的？ （ ）
A、《三农问题及我们的反思》
B、《中国农民调查》
C、《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D、《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4、上海文艺出版社因出版长篇小说《沧桑》受到严厉批评，为此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第94号文件，号召全国出版界吸取教训，练就识别问题图书的火眼金睛。以下关于《沧桑》的介绍和评价中，大体正确的一项是（ ）
A、《沧桑》的问题系一位退休老党员发现，他旋即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发帖，引起了众多有正义感的网友的愤怒，遂群起而攻之。
B、《沧桑》所犯主要错误在于披露了叶挺独立团在北大荒种植罂粟等不容泄漏的历史事实。
C、《沧桑》故意使用了一个十分中性的词作书名，这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D、《沧桑》曾在近10年前以另一书名“土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上海文艺社版的此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的一篇文字：“沧桑十年话——重版后记”。
5、某出版社决定收集第三代、第四代国家领导人的诗作结集出版，拟收入JZM同志的《登黄山有感》，WJB同志的《仰望星空》，李照星同志的情诗等等。结成之后需要收入一篇现成的文章作代序，请问以下文章中哪一篇最适合 （ ）
A、桂兴华《回忆接见过我的领导人们》
B、毛ZD|《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C、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D、陆建德《麻雀啁啾》
6、为了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出版界需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贡献。近年来，回忆父亲，表现父子（女）深情的优秀图书不断有问世，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我的父亲DXP》是DXP之女毛毛在父亲去世后发表的一部长篇回忆录，曾在全球华人圈内掀起争读热潮。
B、《还吾老子》是上海学者沈善增呕心沥血之作，回忆了作者在父亲被绑架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绑匪交涉，筹集赎金，联络警方，最后救父脱险的曲折经历。
C、《八十忆双亲》是钱穆的晚年之作，钱穆的家庭非常封建传统，他本人也没有上过新式学堂，基本属于自学成才，所以政治上相当保守，无法像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那样走上革命道路。
D、《我是你儿子》是青年作家孙睿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向王朔《我是你爸爸》呼应的涵义，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想做王朔的儿子。
7、信札类的作品通常可以传递人与人之间最真挚、乃至最隐秘的感情，故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请指出在下列书信类作品中，哪一种不适合传播。 （ ）
A、《从文家书》 B、《两地书》 C、《遗情书》 D、《傅雷家书》
8、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作者，出于各种目的，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容易让人产生误导的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漏网。在下列对图书的解释中，正确概率最高的是（ ）
A、《教你看云雨》很可能是一本气象学科普读物。
B、《布拉格之春》很可能是一本捷克旅游指南。
C、《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很可能是一本天体运行方面的科普读物。
D、《午夜的孩子》很可能是一本产科接生学教材。
9、随着中西交流的日渐活跃，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无数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作品纷纷出，但其中也有鱼目混珠者。在下列图书中，（ ）其实是中国人写的。
A、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B、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C、库恩《他改变了中国》
D、费约翰《唤醒中国》
8、淫秽色情图书是精神文明的大敌，我国每年查处的淫秽色情图书，扣除查处过程中被经手人员私藏的部分，总数仍达三百万册以上。正规出版社尤其要注意把好这道关，否则将严重有损社格。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专著《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只允许以科学技术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购者必须出示相关证件才可取走书中所附光盘。
B、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没有被禁，体现了我国保证文学工作者享受充分的创作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作家刺激读者阅读欲的技术性行为。
C、小说《上海宝贝》被禁，是因为书中充斥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写完全突破了精神文明的低线，造成难以估量的文化污染。
D、全国各地的“社精办”有责任监督出版物中有无淫秽色情情节，并且随时随地向新闻出版署举报。
1、在图书市场空前庞大繁荣的今天，享受着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雕版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中国（ ）代。
A、商 B、五 C、古 D、晋
2、海明威的一生就像他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所描写的那样，一直在惊涛骇浪里起起伏伏，正如另一位美国作家斯泰因所说，他属于“（ ）的一代”。
A、堕落 B、迷惘 C、沉沦 D、销魂
3、写下《离骚》、《九歌》的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被贬之前的职务是楚国的（ ）。
A、医生 B、大夫 C、护士 D、药剂师
4、许仲琳所著《封神演义》取材于周灭商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天意顺应人道、正义必胜邪恶的中心思想，以下选项中，（ ）不是该书中的动物。
A、花狐貂 B、申公豹 C、金睛兽 D、哮天犬
5、“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出自叶绍翁的《游园不值》，请问对这首诗的标题的正确理解是（ ）
A、作者去访友，却没有找到所要找的人。
B、作者认为公园门票太贵，景点太少，不值一游。
C、作者游了一次公园后摘到一朵杏花，觉得很值。
D、作者觉得不值得买门票进公园，偷偷摘走一朵伸出园墙的杏花。
6、宋代诗人杨万里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名句流传，后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如下的引申义：（ ）
A、出头椽子先烂
B、新人崭露头角
C、昆虫不叮无缝的蛋
D、新生事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7、《三国演义》中，曹操为了让关羽改变心意放弃刘备投靠自己，想了许多办法。以下选项中，（ ）是曹操赠给关羽的礼品。
A、一辆四轮车。
B、一块出师表。
C、一匹赤兔马。
D、一合酥糖。
8、“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的这句诗的意思是要把敌人赶尽杀绝，不要像（ ）一样迟迟疑疑。
A、后汉孙策 B、梁山周通 C、西楚项羽 D、薛府薛蟠
9、《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有诨名，其中与“活闪婆王定六”、“短命二郎阮小五”、“中箭虎丁得孙”、“旱地忽律朱贵”的解释中正确的是（ ）
A、王定六和顾大嫂相当于同龄姐妹。
B、阮小五曾被算命先生断定活不过20岁。
C、丁得孙身上有伤疤一样的胎记。
D、朱贵曾经当过律师。
10、中国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诗歌灿若群星，以下诗句中正确无误的是：（ ）
A、芦花荡里一扁舟，俊杰还从此地游。
B、国破山河在，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恨别鸟惊心。
C、有的人活着，他还没死。有的人死了，他还死着。
D、商女不知王国维，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出版知识、出版政策类选择题（请根据上下文找出合适的选项）：
1、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版业需要做到坚持大方向和兼容并蓄的结合，宣扬主旋律和保证文化产品丰富性的结合。以下书中，（ ）不属于主旋律作品。
A、《中国可以说不》 B、《绞刑架下的报告》 C、《暴风雨中诞生的》 D、《学哲学 用哲学》
2、我国宪法保障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出版行业不能死守这一精神性规定，而须作灵活掌握。绝大多数宗教出版物都必须按照无损社会稳定的原则自审或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请问以下列哪一种教是肯定不需要提交专审的？ （ ）
A、印度教 B、伊斯兰教 C、罗盛教 D、奥姆真理教
3、农民问题类的出版物是我国社科出版业的重点，好的农民类研究书籍可以宣传我国乡村建设成就，让农业生产的新形势深入人心，方向有误的农民类书籍则片面渲染一些阴暗面，严重的可能煽动其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的不满情绪。请问以下图书中，那一本农村问题专著是基本可以免检的？ （ ）
A、《三农问题及我们的反思》
B、《中国农民调查》
C、《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D、《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4、上海文艺出版社因出版长篇小说《沧桑》受到严厉批评，为此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第94号文件，号召全国出版界吸取教训，练就识别问题图书的火眼金睛。以下关于《沧桑》的介绍和评价中，大体正确的一项是（ ）
A、《沧桑》的问题系一位退休老党员发现，他旋即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发帖，引起了众多有正义感的网友的愤怒，遂群起而攻之。
B、《沧桑》所犯主要错误在于披露了叶挺独立团在北大荒种植罂粟等不容泄漏的历史事实。
C、《沧桑》故意使用了一个十分中性的词作书名，这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行为，躲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D、《沧桑》曾在近10年前以另一书名“土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上海文艺社版的此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的一篇文字：“沧桑十年话——重版后记”。
5、某出版社决定收集第三代、第四代国家领导人的诗作结集出版，拟收入JZM同志的《登黄山有感》，WJB同志的《仰望星空》，李照星同志的情诗等等。结成之后需要收入一篇现成的文章作代序，请问以下文章中哪一篇最适合 （ ）
A、桂兴华《回忆接见过我的领导人们》
B、毛ZD|《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C、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D、陆建德《麻雀啁啾》
6、为了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让“八荣八耻”深入人心，出版界需要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贡献。近年来，回忆父亲，表现父子（女）深情的优秀图书不断有问世，以下说法中错误的一项是（ ）
A、《我的父亲DXP》是DXP之女毛毛在父亲去世后发表的一部长篇回忆录，曾在全球华人圈内掀起争读热潮。
B、《还吾老子》是上海学者沈善增呕心沥血之作，回忆了作者在父亲被绑架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绑匪交涉，筹集赎金，联络警方，最后救父脱险的曲折经历。
C、《八十忆双亲》是钱穆的晚年之作，钱穆的家庭非常封建传统，他本人也没有上过新式学堂，基本属于自学成才，所以政治上相当保守，无法像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那样走上革命道路。
D、《我是你儿子》是青年作家孙睿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向王朔《我是你爸爸》呼应的涵义，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定想做王朔的儿子。
7、信札类的作品通常可以传递人与人之间最真挚、乃至最隐秘的感情，故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请指出在下列书信类作品中，哪一种不适合传播。 （ ）
A、《从文家书》 B、《两地书》 C、《遗情书》 D、《傅雷家书》
8、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作者，出于各种目的，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容易让人产生误导的书名，以掩盖其真实内容，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漏网。在下列对图书的解释中，正确概率最高的是（ ）
A、《教你看云雨》很可能是一本气象学科普读物。
B、《布拉格之春》很可能是一本捷克旅游指南。
C、《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很可能是一本天体运行方面的科普读物。
D、《午夜的孩子》很可能是一本产科接生学教材。
9、随着中西交流的日渐活跃，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无数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作品纷纷出，但其中也有鱼目混珠者。在下列图书中，（ ）其实是中国人写的。
A、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B、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C、库恩《他改变了中国》
D、费约翰《唤醒中国》
8、淫秽色情图书是精神文明的大敌，我国每年查处的淫秽色情图书，扣除查处过程中被经手人员私藏的部分，总数仍达三百万册以上。正规出版社尤其要注意把好这道关，否则将严重有损社格。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专著《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只允许以科学技术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购者必须出示相关证件才可取走书中所附光盘。
B、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没有被禁，体现了我国保证文学工作者享受充分的创作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作家刺激读者阅读欲的技术性行为。
C、小说《上海宝贝》被禁，是因为书中充斥的赤裸裸的肉欲描写完全突破了精神文明的低线，造成难以估量的文化污染。
D、全国各地的“社精办”有责任监督出版物中有无淫秽色情情节，并且随时随地向新闻出版署举报。
孩子啊，别读博士了！
一只壁虎正在河边游荡，一条鳄鱼远远地爬过来，准备一口吃掉壁虎。情急之下，小壁虎一把抱住了鳄鱼的大腿，嘴里大胜喊：“妈妈！”，鳄鱼一愣，转瞬间老泪纵横：“孩子啊，别读博士了，半个月不见就瘦成这样了。”
Monday, October 01, 2007
热烈祝贺《〈江泽民文选〉成语典故》发行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在《JZM文选》出版发行一周年之际，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该书收录了《JZM文选》中引用的近千条成语典故，并作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说明。该书展示了JZM同志运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高超艺术，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积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为该书作序。
《〈JZM文选〉成语典故》序
许嘉璐
《JZM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汇集了JZM同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展现了以JZM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MKS主义、MZD思想和DXP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所以一经确立并提出，不但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发展，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前几年在我出访欧洲、非洲，或接待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时，对方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这一理论。一位西方国家的总理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看来我们也应该做“三个代表”。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正在全力贯彻落实以HJT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在中国人民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对国际时时变幻的风云，破解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越发显示出了它作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的强大威力。在我学习《文选》时，或许是由于“职业本能”吧，对其中的语言比较留心。我深切感到JZM同志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为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运用语言的楷模。例如，无论是书面语性质的还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章，成语用得多而且灵活、准确就是其特色之一。让我随手举个例子吧。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篇约5000字的讲话中，JZM同志就用了近30个成语，而排在这篇讲话之后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4000字的讲话中，成语竟用了30多个。完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与全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相得益彰。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对《文选》中的语言及其应用艺术进行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张秀强同志撰写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清样，不禁心中一喜：想到此点的不止我，而且有人已经做出了成绩。
对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我只有阅读时的笼统印象，现在翻阅张秀强同志的书稿，才知道《文选》中用的成语竟超过1000个！
成语，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从语言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凝聚与沉淀。成语，在其短短的几个字（即词，以四字为主）中常常浓缩着一段史实或传说、神话（或笼统称之为典故），传神而引人联想，同时还含蓄地表达着人们褒贬的感情。因而使用成语，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些“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但同时也就要求使用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读之者也就当然需要一定的古代文化基础才能理解文中成语的丰富含义。就使用成语而言，JZM同志文化底蕴之厚是人们所熟知的，广博的知识来自读书不辍，成语、典故随口而出，并未费斟酌，所以用得丰富、贴切、自然，文章、讲话因此而增加了说服力、感染力；就读者而言，就需要有人帮助人们了解《文选》中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和在此处的含义。张秀强同志之编撰此书，用意即在于此。
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成语不产生于一时，那么也应该允许、鼓励现代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成语，经过约定俗成（社会认可），进入成语的宝库。例如，“与时俱进”就是JZM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当然，要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成语，需要更高的文化修养。
张秀强同志并非语言学工作者，他学的是世界经济，因为对修辞，尤其是对成语的运用有着特殊的爱好，所以在出版了几本有关成语的工具书后，又集中精力编撰了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该书搜集之全是自不待言的，释义、出处和例证严谨周详，皆有所据，这是应该称赞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拘泥于成语的传统定义，把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惯用语、新成语也收进来了。对此，读者们可能各有仁智之见，这不要紧，只要这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通过对《文选》中成语的准确理解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作者和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再说，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等等都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创造，已经为全国人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作为固定结构经常使用，何以就不能称其为成语呢？当然，成语不能随心所欲地乱造，能不能成为成语，最终要靠社会实践、靠人民群众的“验收”，即能不能进入全民语言。
《〈JZM文选〉成语典故》即将出版，作者要我为之序，于是我愉快地写下了我翻阅书稿后的感受。是为序。
2007年8月13日
《〈JZM文选〉成语典故》跋
李行健
中央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JZM文选》之际，本人有幸读到了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书稿。该书全面地收集并准确地注释了《JZM文选》中的成语，为读者正确理解《JZM文选》内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预期，《〈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出版必将在《JZM文选》深入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观《JZM文选》，令人不禁叹服大量、熟练地运用成语已成为JZM同志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他语言风格的一个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运用成语典故的行家里手。在这一点上，JZM同志是一脉相承的。《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高超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成语是民族语言中的瑰宝，它是随着民族语言长期应用和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它最富于民族文化的特色，体现民族语言的特点。汉语的成语以它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性，以及它富含典故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形象生动的背景色彩，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但真正要应用好成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功底，娴熟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JZM文选》应用成语的特色很多，本文谨就学习所得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妙用成语
1.准确、精当运用成语
准确、精当是《JZM文选》运用成语的最大特色。只有把成语用准确了，才能体现成语之妙，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所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成语之妙，在于运用。”
JZM同志满怀热情和希望，看到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他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1— 215）在分析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时，他说：“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才干。”（3—121）显然，“异军突起”和“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最恰当不过地表达了JZM同志确切的意思和对新事物的激情。可以设想，我们很难换别的词语比这两个成语表义更准确、精当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JZM同志说：“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封建式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大地上也一去不复返了。”（3—268）“一去不复返”这个成语用得太妙了。这很自然让人想到唐朝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原诗是对黄鹤一去不返的怀念，而这个成语巧用在这里，表达了送走“瘟神”后憎恨和兴奋的心情，而又暗含尖锐的讽刺，使话语十分有力又非常风趣。幽默、讥讽、嘲笑和憎恶交融在一起，很能让人回味。2.正反对照使用成语
对比是帮助说明问题的有效方法，对比使用成语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述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成语的表达功能。
JZM同志在谈到老干部保持革命晚节时说：“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有的人表现一直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很好地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最后却搞得自己身败名裂。”（1—624）“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对比非常鲜明、准确地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JZM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宣科，空喊口号。”（3—89）JZM同志在这里将成语成组对比使用，使分析的问题能多层面和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JZM文选》中有时还多项两两对比使用，更显出成语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或事物中绘声绘色的作用。在《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一文中说：“对于这类事情，既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要草木皆兵，惊惶失措，而应见微知著，防微杜渐。”（2—113）JZM同志这里要求领导干部“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从要重视发现问题，然后正确对待再到认真处理，用三组成语深刻、形象地逐层加以说明，把成语运用得丰富多彩。
3.创造性活用成语
创造性活用成语有形式和内容不同的方面。这里只说意义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突破原有的语义范围，在特定上下文中赋予它面目一新的含义。成语的语义是多年流传下来不能随意变动的，要从语义上按自己的创意活用成语而不被人误解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语言修养和使用成语的艺术。
JZM同志在谈到党风建设时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2—45）“取之不尽”本指物质资源等有形财富，JZM同志却很自然地把它移接到精神财富的源泉上面，让读者感到自然顺畅。
“新陈代谢，不舍昼夜。年轻的总要代替年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2—136）“青出于蓝”原比喻人通过学习增长才干而改变自己，后比喻学生胜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不舍昼夜”本为孔子在川上看到河水的流逝而发出的感叹，JZM同志却把它们的内涵扩展成“新陈代谢”、“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境界大大提高了。
成语“前无古人”，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原指超越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或事，JZM同志却轻松自然地把超越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3—516）这个“前无古人”用得太妙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是创举，因为它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老祖宗那里当然找不到先例，在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它也是当之无愧“前无古人”的创举了。
二、连用成语
为了更全面地从各个侧面描绘或说明事物，使读者对某一事物有更深刻全面的印象，往往可以将同义或近义的成语连贯使用，形成成语排比的宏伟气势。
JZM同志在《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一文中说：“要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3—197）从“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开始，连用四个成语，从主客观和前因后果关系刻画了脱离时代的落伍者的面貌，既形象又全面。
JZM同志在谈《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时说：“我们要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避免临渴掘井。”（1—544）连用四个成语，铿锵有力，全面概括了防范风险的指导思想。
JZM同志在谈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不同群众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工作。他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3—90）我们熟悉成语“因地制宜”，但为了说明思想工作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所以JZM同志按照表意的客观需要，很自然地连用了后面新的准成语。这样就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人和事四方面说明了要用不同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JZM同志连用成语还有集大成者。《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1— 301）
上面用了8组共16个四字格的固定语，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见常用的成语。这样气势磅礴地连用成语确实不多见，把要发扬的革命精神的各个方面表述得淋漓尽致，酣畅有力，一般人不易做到。
三、创造新成语
语言是为适应使用语言的社会需要不断发展的，成语自然也不例外。创新成语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因为要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当原有语言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的时候，使用语言的高手、大师们就会创造新的语言成分来满足社会表达的需要，使现有语言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说明，新成语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社会需要所催生的；创造新成语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只有丰富地掌握语言并能熟练地运用它们的语言大家才能胜任。JZM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JZM同志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1—322—323）“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1—326）“权钱交易”“勤政爱民”“乐于奉献”都是新创的成语。前者正是当前腐败中权力寻租的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但还没有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成语来表达。JZM同志抓住问题实质，概括出了“权”和“钱”的交易，创造了这个准成语。“勤政爱民”“乐于奉献”同样也是为建立新风尚经常要表达的意思，用两个四字格的准成语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上述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人民富裕后怎么办，特别是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常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所以JZM同志在多处提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3—90）的问题。前文谈到留住人才时，JZM同志创造了“拴心留人”。这些固定语概括得非常好，随着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它们很可能被反复使用而成为新的成语。
“文人相轻”，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为了适应新型的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人便把“轻”改为“亲”，创出了“文人相亲”，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活用的成语形式，说明还需要创造新的成语来满足表达的需要。JZM同志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中说：“要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激励，提倡文人互勉，反对文人相轻。”（3—404）“文人互勉”是JZM同志的创新，正好同“文人相轻”相映比照。
现实中的语言可以创出新成语，历史上的事实也可以用成语的形式加以格式化，使之成为新成语。JZM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就用“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3—186）总结形成盛世的原因。
可以看到，其中不少创新的准成语已经流行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成语。它们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汇，又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功能，满足了某些特殊语境中对成语的需要。
四、复活起用旧成语
JZM同志很喜欢成语，对成语的应用也有很高的造诣。这除了他个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高超的语言修养外，大概还同汉语的特性有关，一般成语都采取表达功能很强的四字格的形式。四字格词语不仅读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它的语素语义构成也容易恰到好处，表达意思也就能达到完满充分。为了表达的需要，语言大师们除了创造新成语外，也时常复活起用旧成语。自然，这只有具备深厚的成语知识，熟悉汉语古今丰富的成语，又能体察现实语言需要的大家才能做到。这也正是《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特色之一。
JZM同志在《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一文中，鼓励青少年勤奋学习时，列举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刻苦学习的范例：“古时候，有刺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要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2—589）如果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不大量地掌握成语，绝不可能一连举出四个不同情况下刻苦学习的历史故事成语。青少年接触到这四个故事成语会受到很大的鼓励，说明勤奋、刻苦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要有立志向学的决心，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式和手段。而这种表述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JZM同志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中说：“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2—61）“亲仁善邻”是我国传统思想中很好的经验概括，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这个成语并未使用开来，大家感到生疏了。经JZM同志挖出，当会在我国和平崛起中发挥它的交际功能。类似的情况，还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1—54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玉汝于成”（1—620）等等。
上面仅谈了四个方面，不可能深刻全面。但仅此也可以看到，JZM同志在成语运用上许多特点和创新，值得我们在运用成语中认真学习，也应该进一步研究总结JZM同志运用成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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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发掘JZM同志成语运用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它不仅是我们学习《JZM文选》很有用的工具书，更是我们学习研究JZM同志运用成语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首先，《〈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精选典范用例时，非常注意例句能够充分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之妙。只有典范的用例才能很好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大量常用的成语在《JZM文选》中多次运用，就必须将所有用例全部收列进行对比后，选出一种最典范的作为范例。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选用了JZM同志表达自己任军委主席以来的态度和心情的用例（3—604），非常典型。又比如“安居乐业”，《JZM文选》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选用JZM同志在《建立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中的用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家园。”（2— 317）显然，这里的“安居乐业”意义已达到了极致。它不指一家、一地或一国，而是指整个星球。又如“与时俱进”，使用率非常高。作者从中挑选第一次使用的做范例。为了保持用例语境的完整性，让读者很好地体会JZM同志使用该成语的准确含义，作者将整段原文引出。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原著和选例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此作者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其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认真探索了每条被使用的成语在《JZM文选》的具体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如果抽象地讨论成语的含义，我们在书店找一本成语词典即可解决问题。但词典中所注释的语义只是该成语可能有的概括义，但该条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活的语义却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JZM同志的著作中，更是把成语用得灵活多变，不结合上下文，甚至整段原文的语义，有时不大可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该成语的意义。张秀强同志编写的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最难能可贵的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张秀强同志在学习中反复阅读原文体会出来的成果，所以《〈JZM文选〉成语典故》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它是专门为读《JZM文选》服务的，是很有特色的工具书。比如注释“死灰复燃”时，首先指出“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后，又特别指出《JZM文选》中“这里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这就能够很好地帮助一般读者领会JZM同志原文的语义。
又比如作者对“温故而知新”的注释。该成语是JZM同志号召大家对经典著作要反复学习时说的话，所以作者首先注释为“这里指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条成语有时还用于别的意义上，作者又接着注释出“也用来指回忆过去，能更好地认识现在”。这样就注出了成语的多层语义，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该成语而不致发生片面的理解。
特别不容易的是，某些成语在具体语境中还含有言外之意。这种意义不易发现，更不易注释。我感到本书作者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天花乱坠”，作者注出典故和难字后，指出《JZM文选》中“这里用‘天花乱坠’形容说话有声有色，极其动听”后，又用括号注出“多指夸张而不合实际”。“推波助澜”注释出“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的蔓延和发展，扩大影响”时，特别在“事物”后括注“多指坏的事物”。“求同存异”，注出“找出彼此间的共同点，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后，又用括号注出“以便继续合作”。括号内的释义可谓画龙点睛，指出了言外之意。“求同存异”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今后再合作。这对于我们理解《JZM文选》的原意和成语的隐含义都非常有好处，而这种意义是注释中的大难点。
上述事实说明，作者注释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不少成语都是多义性的，既要注释出该成语在具体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又要向读者说明该成语还可能有的别的语义以及它的隐含义。这样既能帮助读者学好原著，又能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成语的含义。仅就这一点说，我认为就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学习《JZM文选》时很实用的辅助读物。
再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注释成语时，用语相当通俗易懂，能做到深入浅出。比如：“求真务实”——“追求真理、讲求实际。”“趋利避害”——“趋向有利的，避开不利的。”“一言以蔽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以贯之”——“指用一种思想或理论贯穿于各类事物之中。”对于上面这类成语要注释得简明扼要、明白如话，也是要下功夫的。这非常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学习。
自然，上面一类成语中也有需要疏通的难字，只有理解了这些难字才能明白作者的注释，所以作者先注解难字。比如“一言以蔽之”中的 “蔽”，作者先注出“蔽：遮，引申为概括。”“一以贯之”中的“贯”，“贯：贯串。”对于比较复杂、含有需要注释的典故时，作者也适当简明做注，这就较好地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需要，对《JZM文选》的外语翻译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参考资料。比如“天花乱坠”，作者先说明典故：“传说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和尚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纷纷落下花来”，然后才指出成语的语义。又如“拔苗助长”，作者先指出“《孟子•公孙丑上》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起一点，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然后作者才指出“这里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JZM文选〉成语典故》的作者为了读者方便和需要，连某些成语的不同形式这个特点也未忽略。成语在流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变体，即同一条成语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为了让读者认清这些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条成语，作者在这些成语注释后就用“又作某某”说明，如“前车之鉴”末尾指出“又作‘覆车之鉴’”，“矢志不移”指出“又作‘矢志不渝’”，“人心所向”指出“又作‘人心归向’”等等。这就无形中扩展了读者的成语知识。
作者张秀强同志是一位党政干部，《〈JZM文选〉成语典故》完全是用业余时间编写出来的。能编写好这本书，全凭着他对《JZM文选》执著地学习钻研的精神。自然，这同他原来喜爱研究成语，并且先后出版过《实用成语类编》《汉语反义成语词典》和《成语精华应用范例》等专著分不开。这些工作和成果为他注释好《JZM文选》成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我想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了。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7年8月9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为该书作序。
《〈JZM文选〉成语典故》序
许嘉璐
《JZM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汇集了JZM同志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展现了以JZM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MKS主义、MZD思想和DXP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遵循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美好愿望，所以一经确立并提出，不但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建设发展，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前几年在我出访欧洲、非洲，或接待来访的各国议会代表团时，对方所提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这一理论。一位西方国家的总理在听了我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看来我们也应该做“三个代表”。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正在全力贯彻落实以HJT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在中国人民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应对国际时时变幻的风云，破解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过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越发显示出了它作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的强大威力。在我学习《文选》时，或许是由于“职业本能”吧，对其中的语言比较留心。我深切感到JZM同志有着高超的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的语言风格，为我国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运用语言的楷模。例如，无论是书面语性质的还是口语性较强的文章，成语用得多而且灵活、准确就是其特色之一。让我随手举个例子吧。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篇约5000字的讲话中，JZM同志就用了近30个成语，而排在这篇讲话之后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4000字的讲话中，成语竟用了30多个。完全中国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与全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相得益彰。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对《文选》中的语言及其应用艺术进行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两个月前，我收到了张秀强同志撰写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清样，不禁心中一喜：想到此点的不止我，而且有人已经做出了成绩。
对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我只有阅读时的笼统印象，现在翻阅张秀强同志的书稿，才知道《文选》中用的成语竟超过1000个！
成语，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文化传承中从语言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精神的凝聚与沉淀。成语，在其短短的几个字（即词，以四字为主）中常常浓缩着一段史实或传说、神话（或笼统称之为典故），传神而引人联想，同时还含蓄地表达着人们褒贬的感情。因而使用成语，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一些“不可言传”的言外之意，但同时也就要求使用者具有渊博的知识、较高的语言驾驭能力，读之者也就当然需要一定的古代文化基础才能理解文中成语的丰富含义。就使用成语而言，JZM同志文化底蕴之厚是人们所熟知的，广博的知识来自读书不辍，成语、典故随口而出，并未费斟酌，所以用得丰富、贴切、自然，文章、讲话因此而增加了说服力、感染力；就读者而言，就需要有人帮助人们了解《文选》中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和在此处的含义。张秀强同志之编撰此书，用意即在于此。
成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成语不产生于一时，那么也应该允许、鼓励现代的人们创造出新的成语，经过约定俗成（社会认可），进入成语的宝库。例如，“与时俱进”就是JZM同志首先使用的。就我的见闻，只有清代龚自珍说过“与日俱进”，“与时俱进”是根据我们时代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奋斗不止的品格而创造的。它不是对“与日俱进”的套改，却更能表达我们的时代精神。因为它切合实际，所以一出现就为人们所接受。当然，要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成语，需要更高的文化修养。
张秀强同志并非语言学工作者，他学的是世界经济，因为对修辞，尤其是对成语的运用有着特殊的爱好，所以在出版了几本有关成语的工具书后，又集中精力编撰了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该书搜集之全是自不待言的，释义、出处和例证严谨周详，皆有所据，这是应该称赞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拘泥于成语的传统定义，把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惯用语、新成语也收进来了。对此，读者们可能各有仁智之见，这不要紧，只要这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通过对《文选》中成语的准确理解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把握，作者和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再说，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改革开放”等等都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创造，已经为全国人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作为固定结构经常使用，何以就不能称其为成语呢？当然，成语不能随心所欲地乱造，能不能成为成语，最终要靠社会实践、靠人民群众的“验收”，即能不能进入全民语言。
《〈JZM文选〉成语典故》即将出版，作者要我为之序，于是我愉快地写下了我翻阅书稿后的感受。是为序。
2007年8月13日
《〈JZM文选〉成语典故》跋
李行健
中央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JZM文选》之际，本人有幸读到了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书稿。该书全面地收集并准确地注释了《JZM文选》中的成语，为读者正确理解《JZM文选》内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预期，《〈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的出版必将在《JZM文选》深入学习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观《JZM文选》，令人不禁叹服大量、熟练地运用成语已成为JZM同志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他语言风格的一个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运用成语典故的行家里手。在这一点上，JZM同志是一脉相承的。《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高超艺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成语是民族语言中的瑰宝，它是随着民族语言长期应用和发展而形成的。因此，它最富于民族文化的特色，体现民族语言的特点。汉语的成语以它言简意赅的高度概括性，以及它富含典故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形象生动的背景色彩，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但真正要应用好成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必须要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功底，娴熟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JZM文选》应用成语的特色很多，本文谨就学习所得谈一些个人认识。
一、妙用成语
1.准确、精当运用成语
准确、精当是《JZM文选》运用成语的最大特色。只有把成语用准确了，才能体现成语之妙，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所以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成语之妙，在于运用。”
JZM同志满怀热情和希望，看到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他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1— 215）在分析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时，他说：“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优势的创新机制，形成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培育一个争相创新的氛围，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才干。”（3—121）显然，“异军突起”和“脱颖而出”这两个成语最恰当不过地表达了JZM同志确切的意思和对新事物的激情。可以设想，我们很难换别的词语比这两个成语表义更准确、精当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JZM同志说：“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封建式的割据局面在中国大地上也一去不复返了。”（3—268）“一去不复返”这个成语用得太妙了。这很自然让人想到唐朝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原诗是对黄鹤一去不返的怀念，而这个成语巧用在这里，表达了送走“瘟神”后憎恨和兴奋的心情，而又暗含尖锐的讽刺，使话语十分有力又非常风趣。幽默、讥讽、嘲笑和憎恶交融在一起，很能让人回味。2.正反对照使用成语
对比是帮助说明问题的有效方法，对比使用成语有助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论述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成语的表达功能。
JZM同志在谈到老干部保持革命晚节时说：“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有的人表现一直是好的，快要离退休了，本来可以功成名就、很好地安度幸福的晚年生活，最后却搞得自己身败名裂。”（1—624）“功成名就”和“身败名裂”对比非常鲜明、准确地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JZM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理想信念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照本宣科，空喊口号。”（3—89）JZM同志在这里将成语成组对比使用，使分析的问题能多层面和多角度地展现出来。
《JZM文选》中有时还多项两两对比使用，更显出成语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或事物中绘声绘色的作用。在《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一文中说：“对于这类事情，既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也不要草木皆兵，惊惶失措，而应见微知著，防微杜渐。”（2—113）JZM同志这里要求领导干部“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从要重视发现问题，然后正确对待再到认真处理，用三组成语深刻、形象地逐层加以说明，把成语运用得丰富多彩。
3.创造性活用成语
创造性活用成语有形式和内容不同的方面。这里只说意义上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突破原有的语义范围，在特定上下文中赋予它面目一新的含义。成语的语义是多年流传下来不能随意变动的，要从语义上按自己的创意活用成语而不被人误解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语言修养和使用成语的艺术。
JZM同志在谈到党风建设时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2—45）“取之不尽”本指物质资源等有形财富，JZM同志却很自然地把它移接到精神财富的源泉上面，让读者感到自然顺畅。
“新陈代谢，不舍昼夜。年轻的总要代替年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2—136）“青出于蓝”原比喻人通过学习增长才干而改变自己，后比喻学生胜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不舍昼夜”本为孔子在川上看到河水的流逝而发出的感叹，JZM同志却把它们的内涵扩展成“新陈代谢”、“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般规律”，境界大大提高了。
成语“前无古人”，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原指超越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出现过的人或事，JZM同志却轻松自然地把超越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是开创性的，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也是前无古人的。”（3—516）这个“前无古人”用得太妙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是创举，因为它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在世界上老祖宗那里当然找不到先例，在世界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它也是当之无愧“前无古人”的创举了。
二、连用成语
为了更全面地从各个侧面描绘或说明事物，使读者对某一事物有更深刻全面的印象，往往可以将同义或近义的成语连贯使用，形成成语排比的宏伟气势。
JZM同志在《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一文中说：“要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3—197）从“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开始，连用四个成语，从主客观和前因后果关系刻画了脱离时代的落伍者的面貌，既形象又全面。
JZM同志在谈《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时说：“我们要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避免临渴掘井。”（1—544）连用四个成语，铿锵有力，全面概括了防范风险的指导思想。
JZM同志在谈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不同群众有自己的不同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工作。他说：“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3—90）我们熟悉成语“因地制宜”，但为了说明思想工作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所以JZM同志按照表意的客观需要，很自然地连用了后面新的准成语。这样就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人和事四方面说明了要用不同方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JZM同志连用成语还有集大成者。《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艰巨的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有伟大的创业精神来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加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1— 301）
上面用了8组共16个四字格的固定语，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常见常用的成语。这样气势磅礴地连用成语确实不多见，把要发扬的革命精神的各个方面表述得淋漓尽致，酣畅有力，一般人不易做到。
三、创造新成语
语言是为适应使用语言的社会需要不断发展的，成语自然也不例外。创新成语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因为要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当原有语言无法适应这种情况的时候，使用语言的高手、大师们就会创造新的语言成分来满足社会表达的需要，使现有语言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说明，新成语的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它是社会需要所催生的；创造新成语也不是谁都可以的，只有丰富地掌握语言并能熟练地运用它们的语言大家才能胜任。JZM同志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成果。
在《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JZM同志说：“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1—322—323）“在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惩处腐败分子的同时，要大力宣传和表彰廉洁奉公、勇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典型，弘扬勤政爱民、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新风尚。”（1—326）“权钱交易”“勤政爱民”“乐于奉献”都是新创的成语。前者正是当前腐败中权力寻租的一种普遍的腐败现象，但还没有一个有高度概括性的成语来表达。JZM同志抓住问题实质，概括出了“权”和“钱”的交易，创造了这个准成语。“勤政爱民”“乐于奉献”同样也是为建立新风尚经常要表达的意思，用两个四字格的准成语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上述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人民富裕后怎么办，特别是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常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所以JZM同志在多处提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3—90）的问题。前文谈到留住人才时，JZM同志创造了“拴心留人”。这些固定语概括得非常好，随着中国人民走向小康社会，它们很可能被反复使用而成为新的成语。
“文人相轻”，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为了适应新型的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有人便把“轻”改为“亲”，创出了“文人相亲”，但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活用的成语形式，说明还需要创造新的成语来满足表达的需要。JZM同志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中说：“要促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激励，提倡文人互勉，反对文人相轻。”（3—404）“文人互勉”是JZM同志的创新，正好同“文人相轻”相映比照。
现实中的语言可以创出新成语，历史上的事实也可以用成语的形式加以格式化，使之成为新成语。JZM同志在总结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就用“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3—186）总结形成盛世的原因。
可以看到，其中不少创新的准成语已经流行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成语。它们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汇，又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功能，满足了某些特殊语境中对成语的需要。
四、复活起用旧成语
JZM同志很喜欢成语，对成语的应用也有很高的造诣。这除了他个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高超的语言修养外，大概还同汉语的特性有关，一般成语都采取表达功能很强的四字格的形式。四字格词语不仅读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它的语素语义构成也容易恰到好处，表达意思也就能达到完满充分。为了表达的需要，语言大师们除了创造新成语外，也时常复活起用旧成语。自然，这只有具备深厚的成语知识，熟悉汉语古今丰富的成语，又能体察现实语言需要的大家才能做到。这也正是《JZM文选》中运用成语的特色之一。
JZM同志在《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一文中，鼓励青少年勤奋学习时，列举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刻苦学习的范例：“古时候，有刺股悬梁、穿壁引光、积雪囊萤、燃糠自照等勤奋好学的故事，主要是要教育青少年树立好学上进的志向。”（2—589）如果不熟悉中国的历史，不大量地掌握成语，绝不可能一连举出四个不同情况下刻苦学习的历史故事成语。青少年接触到这四个故事成语会受到很大的鼓励，说明勤奋、刻苦学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要有立志向学的决心，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方式和手段。而这种表述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JZM同志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中说：“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2—61）“亲仁善邻”是我国传统思想中很好的经验概括，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这个成语并未使用开来，大家感到生疏了。经JZM同志挖出，当会在我国和平崛起中发挥它的交际功能。类似的情况，还有“寝不安席”“食不甘味”（1—54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玉汝于成”（1—620）等等。
上面仅谈了四个方面，不可能深刻全面。但仅此也可以看到，JZM同志在成语运用上许多特点和创新，值得我们在运用成语中认真学习，也应该进一步研究总结JZM同志运用成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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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强同志编著的《〈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发掘JZM同志成语运用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它不仅是我们学习《JZM文选》很有用的工具书，更是我们学习研究JZM同志运用成语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首先，《〈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精选典范用例时，非常注意例句能够充分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之妙。只有典范的用例才能很好体现JZM同志运用成语的艺术。大量常用的成语在《JZM文选》中多次运用，就必须将所有用例全部收列进行对比后，选出一种最典范的作为范例。比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选用了JZM同志表达自己任军委主席以来的态度和心情的用例（3—604），非常典型。又比如“安居乐业”，《JZM文选》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选用JZM同志在《建立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中的用例：“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应该成为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家园。”（2— 317）显然，这里的“安居乐业”意义已达到了极致。它不指一家、一地或一国，而是指整个星球。又如“与时俱进”，使用率非常高。作者从中挑选第一次使用的做范例。为了保持用例语境的完整性，让读者很好地体会JZM同志使用该成语的准确含义，作者将整段原文引出。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原著和选例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此作者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其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认真探索了每条被使用的成语在《JZM文选》的具体语境中的确切含义。如果抽象地讨论成语的含义，我们在书店找一本成语词典即可解决问题。但词典中所注释的语义只是该成语可能有的概括义，但该条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活的语义却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JZM同志的著作中，更是把成语用得灵活多变，不结合上下文，甚至整段原文的语义，有时不大可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该成语的意义。张秀强同志编写的这本《〈JZM文选〉成语典故》最难能可贵的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是张秀强同志在学习中反复阅读原文体会出来的成果，所以《〈JZM文选〉成语典故》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它是专门为读《JZM文选》服务的，是很有特色的工具书。比如注释“死灰复燃”时，首先指出“原比喻失势的人重新得势”后，又特别指出《JZM文选》中“这里比喻已经消失了的恶势力又重新活动起来”。这就能够很好地帮助一般读者领会JZM同志原文的语义。
又比如作者对“温故而知新”的注释。该成语是JZM同志号召大家对经典著作要反复学习时说的话，所以作者首先注释为“这里指温习旧的知识，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条成语有时还用于别的意义上，作者又接着注释出“也用来指回忆过去，能更好地认识现在”。这样就注出了成语的多层语义，读者可以更好地把握该成语而不致发生片面的理解。
特别不容易的是，某些成语在具体语境中还含有言外之意。这种意义不易发现，更不易注释。我感到本书作者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天花乱坠”，作者注出典故和难字后，指出《JZM文选》中“这里用‘天花乱坠’形容说话有声有色，极其动听”后，又用括号注出“多指夸张而不合实际”。“推波助澜”注释出“比喻从旁鼓动、助长事物的蔓延和发展，扩大影响”时，特别在“事物”后括注“多指坏的事物”。“求同存异”，注出“找出彼此间的共同点，各自保留不同的意见”后，又用括号注出“以便继续合作”。括号内的释义可谓画龙点睛，指出了言外之意。“求同存异”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在于今后再合作。这对于我们理解《JZM文选》的原意和成语的隐含义都非常有好处，而这种意义是注释中的大难点。
上述事实说明，作者注释是十分认真和细致的。不少成语都是多义性的，既要注释出该成语在具体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又要向读者说明该成语还可能有的别的语义以及它的隐含义。这样既能帮助读者学好原著，又能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成语的含义。仅就这一点说，我认为就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学习《JZM文选》时很实用的辅助读物。
再次，《〈JZM文选〉成语典故》一书，在注释成语时，用语相当通俗易懂，能做到深入浅出。比如：“求真务实”——“追求真理、讲求实际。”“趋利避害”——“趋向有利的，避开不利的。”“一言以蔽之”——“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以贯之”——“指用一种思想或理论贯穿于各类事物之中。”对于上面这类成语要注释得简明扼要、明白如话，也是要下功夫的。这非常便于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学习。
自然，上面一类成语中也有需要疏通的难字，只有理解了这些难字才能明白作者的注释，所以作者先注解难字。比如“一言以蔽之”中的 “蔽”，作者先注出“蔽：遮，引申为概括。”“一以贯之”中的“贯”，“贯：贯串。”对于比较复杂、含有需要注释的典故时，作者也适当简明做注，这就较好地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需要，对《JZM文选》的外语翻译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参考资料。比如“天花乱坠”，作者先说明典故：“传说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和尚讲经，感动了上天，天上纷纷落下花来”，然后才指出成语的语义。又如“拔苗助长”，作者先指出“《孟子•公孙丑上》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起一点，结果禾苗都枯死了”，然后作者才指出“这里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JZM文选〉成语典故》的作者为了读者方便和需要，连某些成语的不同形式这个特点也未忽略。成语在流行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变体，即同一条成语可能有不同的写法。为了让读者认清这些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条成语，作者在这些成语注释后就用“又作某某”说明，如“前车之鉴”末尾指出“又作‘覆车之鉴’”，“矢志不移”指出“又作‘矢志不渝’”，“人心所向”指出“又作‘人心归向’”等等。这就无形中扩展了读者的成语知识。
作者张秀强同志是一位党政干部，《〈JZM文选〉成语典故》完全是用业余时间编写出来的。能编写好这本书，全凭着他对《JZM文选》执著地学习钻研的精神。自然，这同他原来喜爱研究成语，并且先后出版过《实用成语类编》《汉语反义成语词典》和《成语精华应用范例》等专著分不开。这些工作和成果为他注释好《JZM文选》成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其他类似的书一样，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我想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了。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7年8月9日
Wednesday, September 26, 2007
最浪漫的达赖喇嘛
【有一个藏族诗人叫仓央嘉措。仓央嘉措，意为“梵音海”，他是第六世达赖喇嘛，生于1683年，一个农民的儿子。格鲁派严格的戒律束缚不了他那一刻浪漫的心，他白天念经拜佛，晚上就便装出去约会情人。在他25岁之时，被西藏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殃及，以至被康熙废黜并押解北京，在途径青海时不知所终。仓央嘉措是西藏著名诗人，也是历史达赖喇嘛中最为浪漫的一个。在短短的25年中，他留下了上百首情诗，今天这些诗在西藏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拉萨大昭寺旁著名的马吉阿米酒吧就来自仓央嘉多的故事。马吉阿米是未出嫁的姑娘。《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是我看了一眼就迷上的一首，梦幻一样的西藏因此让我更加留恋。】
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
仓央嘉措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
我飞升成仙，
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佛，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细翻遍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
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只是，
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
抛却了信仰，
舍弃了轮回，
只为，
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那一刻 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 那一世
仓央嘉措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
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
我飞升成仙，
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月，
我轻转过所有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
我磕长头拥抱尘埃，
不为朝佛，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我细翻遍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
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只是，
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
抛却了信仰，
舍弃了轮回，
只为，
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
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Friday, September 14, 2007
偏激的不是老百姓
【偏激在当下的意思和愤青差不多，基本可以认为是一个贬义词。不管面对什么问题什么人，只要用上偏激这个词语就好像姜太公祭出了打神鞭一样，也仿佛是文革时期的那一句“你反对毛主席”一样威力无穷。总之，偏激就像一定大帽子，强人用此可以打击批评者，在言论上获得快感，在实际生活中获得利益。大而化之，政权可以用此来打击那些善于思考用于批评的头脑，很多异议人士就是这么产生的。
这样的情况我在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你只要批评一下处于强势的团体或者人，马上就会有人说，你看问题不要那么偏激嘛！说了这句还不算完，还要接着说上一句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才是辩证法。他妈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站在弱者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呢。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站在强人或者强权的一方？难道强人或者强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而弱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偏激的。
无论如何，那个一句“反对毛主席”就可以定罪的年代已经过去，但那种奴性思维运动式的思维却还基本完全的保留在我们的头脑中。现代社会，对强人或者强权提出批评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使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作为批评者个人而言，错了还可以改，而对于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言，如果错了，就殃及苍生。偏激这大帽子谁用都能杀人于无形，目下用谁身上都会伤害那些独立思考的头颅。
不要再随便扣这顶大帽子了。以下是冉云飞的文章，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
到底谁偏激
冉云飞
现在常遇着的一种批评叫偏激，好像一说偏激，你的一切言论便不足道，你的言论根基便已然塌方，不堪一击，有一种不战而胜的优越感。有些人对政府几十年的作恶不出一声，却对政府有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无限理解，得着很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被迫害狂的心理企盼，却并不自知，甚至还满足于这样的心理疾患。这种人质爱上绑匪的现象，在专制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尤为严重。哪怕是被剥夺与被迫害的弱者，也乐意站在强势一边，向他们发出一种无望的献媚，乐意在心里上达成一种不受排斥的幻觉，且乐意生活在此中幻觉里了此残生。因之，在中国有一种他国没有的特殊景观，自己也是弱势的一方，自己也是受尽盘剥的人，却因为要在心理上归宿于强势一方——注意只是一种心理归宿，而非实质上的归宿，实质上他有可能是最下层的人，但他的思维已经被“人民日报化”了（关于思维的“人民日报化”，改日我会专文论述）——他宁愿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以换取少许的安全感。其实这安全靠连止痛药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只是饮鸩而不止渴。
中国人历来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无日无之，乃至无时无刻无之。生活在恐惧之中，个人的行为、表达乃情感都遭受空前的扭曲。这种空前的扭曲，已深入我们文化的骨血。比如我们许多的委婉语词，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做奴才做久了的下意识反应与外化；比如我们的言论必失、祸从口出，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而产生的对自由表达害怕的一种必然结果；有许多文章不是出于修辞之必须，而是出于内心的害怕，变得云山雾罩，这在许多杂文体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使许多写人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难逃“小骂大帮忙”之讥（十多年前龙应台先生参加《美文》一次会，痛感大陆文章的云山雾罩，让其不明就里，她所表达的意见与我相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写作模式，有许多时候不是出于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是出于产生戏仿谐谑的美学效果，而是出于害怕的一种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拜我们没有言说自由，没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赐。但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说明白话、直白表达的人，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全面而显得偏激。他不分析一篇文章乃至甚一本书要分析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实，他不愿意认真阅读他人的文章，只是因为其表达与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大不相侔，比如读那种云山雾罩的文章过多，以为天底下就“云山雾罩”最好。于是便因此而得出他人“偏激”的结论。
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已成为许多中国习焉不察的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绑匪当然乐意看着你向他献媚，乐意看着你爱上他。但他爱不爱你，分一杯羹予你与否？全赖他的心情好不好，全赖他当时还有点善心否？全赖他的恩赐，全无可靠之制度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爱上绑匪的人质，不仅连他们剩的骨头汤都喝不到一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像一种商业投资一样，大家都做爱人质的绑匪，人质很多，供过于求，人质的“价格”在绑匪心目中就大为降低，这也就是你争相做奴才，而奴才之地位尚不保的原因。我们现在作为人质爱上绑匪的人特别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者不耳你、不尿你（此为四川话，意为不理你）的原因之一。因为爱绑匪的人太多，绑匪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统治人质，同时由爱绑匪的人质太多，而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人引咎辞职，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降半旗致哀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奴才太多，奴才的价码就像搞倾销一样滥市，其低于市价，乃至变成废品一堆就会成为必然。人的尊严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你的一部分权利却是可以用价格来衡度的。学习一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常识，知道怎么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该并非难事。有些官员成天乐意像哈叭狗一样侍奉上级，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二种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虽然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伤害的基础之上，值得我们深加批评，但损人利己还稍可理解。我最不理解的是，许多底层人一无所有，或者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多，或者一些略读点书的人（能上网并发表一点言论，应该也算读点书）却乐意损人不利己。损己利人可谓高尚（不过这高尚很多时候是虚幻的），损人利己是一种本能（虽然这本能不一定都好），最不可理喻的当属损人不利己，而利的是盘剥自己利益的第三方。在中国，损人不利己，而利盘剥自己利益之第三方的人，可谓夥也，他们似乎乐在其中，甚或引以为豪。
站在强势一边，但对政府的批评者却常饱以“偏激”的老拳，看过195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一译为《在江边》，卡赞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观众不难知晓我要说什么。被逼而起，进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特里太少，而麻木的码头工人太多，尽管他们一同争取合法，他们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他们也宁愿麻木，无动于衷。卡赞最后是特里胜利，大家觉醒，在我看来反而有蛇足之饥。好莱坞在某些时候太喜欢做苦难生活的甜点，却不愿做苦难生活的药石，这也是他们造梦方式常后诟病之处，尽管在商业上讲，不失为聪明的策略。事实上不愿觉醒，不知自己权益的美国人是很少的（有时想美国人比较喜欢夸大自己的权益受损，这也多年来民主自由熏沐的必然结果，不像我们受损了，却自我欺骗，自我麻醉，都去当全身受伤而不喊痛的“关公”），这电影对应中国的现实生活，更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我常想，你“满足”和“陶醉”于自己被盘剥的生活，或者说你虽不满，但你因害怕而不敢说，也就罢了，这无足深责。但你不仅“满足”于被盘剥，而且你还帮着我们共有的盘剥者来压制别人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这恐怕不值得称道。在中国这种损人不利己，却利自己的统治者，利于盘剥自己的奴隶主的奴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不幸的人，虽然也是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值得同情，但最终我不能不深感遗憾地指出，你对绑匪太热爱了，别人不迫害你，你已经不习惯了。你爱绑匪爱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也就罢了（因为你有怎么处置自己利益的权利），但你爱绑匪，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罢。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或许并不高尚，但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进而客观上也可能为你摆脱绑匪对你利益的剥夺，做出了一点贡献。你不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你可以沉默地享受好处，但你不应该公开赞赏绑匪吧，是不是？做个这样的普通人，难道需要很高要求吗？
常来敝博说我偏激者，请以衡度我的方式来衡度政府，如果你不是睁眼不顾事实的话，我想你应该得出在中国，官方是最偏激的群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官方偏激的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深圳的野蛮执法，深圳的野蛮游街，至于枪击伤害百姓也并非只是偶一为之。比如教育很差是有目共睹的，却说自己的教育是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免费过，却说自己的是义务教育。到处充溢伤害人权的案件事实，一些高官说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不顾民众利益的奥运却不允许半点批评（前天我发的搞笑旧文《奥运与吞稀饭大赛》本来全文刊载于此前的传统传媒，却在此被删，原因是奥运会不准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是中国最偏激的媒体，因为他只报喜报忧，只报道主子的旋律（主旋律）。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偏激？要我历数官方的偏激，可谓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各位说我偏激的朋友，在中国到底是官方偏激还是我们民众偏激？
当然，我欢迎各位就我的观点据实指陈，说我哪一点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说我证据不够充分，我都万分欢迎。但对不看完文章，不据实指陈，反而说我没证据（可以这样说，我写文章十分重证据，虽然不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可以说基点都在事实之上），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受批评，也不敢以正确自居。我说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贡献了一种或许与官方不相同信息，是与非，正确与否，判断权利在你自己手里。当你指责我偏激的时候，我希望你之一之二地说将出来，摆事实，拿证据，讲道理，则善莫大焉。另外，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与公正，这样的人没有。我也是有情感倾向的人，也是有缺陷的人，我不是神，所以不能神来要求我。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欢迎别人来帮我剔除和改正我的局限。但是对政府有意的偏激——歪曲真相，愚弄民众——却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是我们纳税人养的，它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的监督。若说普通民众有“偏激”（很多时候的“偏激”就是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应该便没偏激的权利。偏激不是政府的权益，而利用偏激（一面之辞）来愚弄民众，盘剥他们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民众强烈的“偏激”（批评）的。政府有犯错的时候，有犯偏激错误的时候，却不能把犯“偏激”的错误视为当然，而是说政府的“偏激”理应得到制度的制约与相关的监督，否则政府的“偏激”将危害甚巨。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更偏激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军队与税收以及高压，决定更偏激的是官方，而不是生活在恐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事实上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偏激的资本，因为你头胪不是可以再生的韭菜。2007年9月14日7：49分于成都
这样的情况我在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你只要批评一下处于强势的团体或者人，马上就会有人说，你看问题不要那么偏激嘛！说了这句还不算完，还要接着说上一句看问题要一分为二才是辩证法。他妈的，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能站在弱者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呢。为什么总是有人愿意站在强人或者强权的一方？难道强人或者强权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理解。而弱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偏激的。
无论如何，那个一句“反对毛主席”就可以定罪的年代已经过去，但那种奴性思维运动式的思维却还基本完全的保留在我们的头脑中。现代社会，对强人或者强权提出批评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使批评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作为批评者个人而言，错了还可以改，而对于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言，如果错了，就殃及苍生。偏激这大帽子谁用都能杀人于无形，目下用谁身上都会伤害那些独立思考的头颅。
不要再随便扣这顶大帽子了。以下是冉云飞的文章，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分析的很有道理。】
到底谁偏激
冉云飞
现在常遇着的一种批评叫偏激，好像一说偏激，你的一切言论便不足道，你的言论根基便已然塌方，不堪一击，有一种不战而胜的优越感。有些人对政府几十年的作恶不出一声，却对政府有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无限理解，得着很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着被迫害狂的心理企盼，却并不自知，甚至还满足于这样的心理疾患。这种人质爱上绑匪的现象，在专制制度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尤为严重。哪怕是被剥夺与被迫害的弱者，也乐意站在强势一边，向他们发出一种无望的献媚，乐意在心里上达成一种不受排斥的幻觉，且乐意生活在此中幻觉里了此残生。因之，在中国有一种他国没有的特殊景观，自己也是弱势的一方，自己也是受尽盘剥的人，却因为要在心理上归宿于强势一方——注意只是一种心理归宿，而非实质上的归宿，实质上他有可能是最下层的人，但他的思维已经被“人民日报化”了（关于思维的“人民日报化”，改日我会专文论述）——他宁愿生活在这样的幻觉中，以换取少许的安全感。其实这安全靠连止痛药都算不上，更多的时候只是饮鸩而不止渴。
中国人历来没有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无日无之，乃至无时无刻无之。生活在恐惧之中，个人的行为、表达乃情感都遭受空前的扭曲。这种空前的扭曲，已深入我们文化的骨血。比如我们许多的委婉语词，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做奴才做久了的下意识反应与外化；比如我们的言论必失、祸从口出，就是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而产生的对自由表达害怕的一种必然结果；有许多文章不是出于修辞之必须，而是出于内心的害怕，变得云山雾罩，这在许多杂文体的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使许多写人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难逃“小骂大帮忙”之讥（十多年前龙应台先生参加《美文》一次会，痛感大陆文章的云山雾罩，让其不明就里，她所表达的意见与我相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维模式和文章写作模式，有许多时候不是出于文章内容的需要，不是出于产生戏仿谐谑的美学效果，而是出于害怕的一种保护，等等。这些都是拜我们没有言说自由，没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赐。但很多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说明白话、直白表达的人，不够温良恭俭让，不够全面而显得偏激。他不分析一篇文章乃至甚一本书要分析现实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事实，他不愿意认真阅读他人的文章，只是因为其表达与他此前的阅读经验大不相侔，比如读那种云山雾罩的文章过多，以为天底下就“云山雾罩”最好。于是便因此而得出他人“偏激”的结论。
深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已成为许多中国习焉不察的心理习惯和日常行为。绑匪当然乐意看着你向他献媚，乐意看着你爱上他。但他爱不爱你，分一杯羹予你与否？全赖他的心情好不好，全赖他当时还有点善心否？全赖他的恩赐，全无可靠之制度保障。事实上，很多时候爱上绑匪的人质，不仅连他们剩的骨头汤都喝不到一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就像一种商业投资一样，大家都做爱人质的绑匪，人质很多，供过于求，人质的“价格”在绑匪心目中就大为降低，这也就是你争相做奴才，而奴才之地位尚不保的原因。我们现在作为人质爱上绑匪的人特别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强势者不耳你、不尿你（此为四川话，意为不理你）的原因之一。因为爱绑匪的人太多，绑匪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统治人质，同时由爱绑匪的人质太多，而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人引咎辞职，那么多死难者却没有降半旗致哀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奴才太多，奴才的价码就像搞倾销一样滥市，其低于市价，乃至变成废品一堆就会成为必然。人的尊严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你的一部分权利却是可以用价格来衡度的。学习一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常识，知道怎么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应该并非难事。有些官员成天乐意像哈叭狗一样侍奉上级，那是因为他除此之外找不到第二种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虽然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伤害的基础之上，值得我们深加批评，但损人利己还稍可理解。我最不理解的是，许多底层人一无所有，或者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多，或者一些略读点书的人（能上网并发表一点言论，应该也算读点书）却乐意损人不利己。损己利人可谓高尚（不过这高尚很多时候是虚幻的），损人利己是一种本能（虽然这本能不一定都好），最不可理喻的当属损人不利己，而利的是盘剥自己利益的第三方。在中国，损人不利己，而利盘剥自己利益之第三方的人，可谓夥也，他们似乎乐在其中，甚或引以为豪。
站在强势一边，但对政府的批评者却常饱以“偏激”的老拳，看过1954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一译为《在江边》，卡赞导演，马龙．白兰度主演）的观众不难知晓我要说什么。被逼而起，进而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特里太少，而麻木的码头工人太多，尽管他们一同争取合法，他们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他们也宁愿麻木，无动于衷。卡赞最后是特里胜利，大家觉醒，在我看来反而有蛇足之饥。好莱坞在某些时候太喜欢做苦难生活的甜点，却不愿做苦难生活的药石，这也是他们造梦方式常后诟病之处，尽管在商业上讲，不失为聪明的策略。事实上不愿觉醒，不知自己权益的美国人是很少的（有时想美国人比较喜欢夸大自己的权益受损，这也多年来民主自由熏沐的必然结果，不像我们受损了，却自我欺骗，自我麻醉，都去当全身受伤而不喊痛的“关公”），这电影对应中国的现实生活，更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我常想，你“满足”和“陶醉”于自己被盘剥的生活，或者说你虽不满，但你因害怕而不敢说，也就罢了，这无足深责。但你不仅“满足”于被盘剥，而且你还帮着我们共有的盘剥者来压制别人争取自己权利的努力，这恐怕不值得称道。在中国这种损人不利己，却利自己的统治者，利于盘剥自己的奴隶主的奴才，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不幸的人，虽然也是制度压迫下的产物，也值得同情，但最终我不能不深感遗憾地指出，你对绑匪太热爱了，别人不迫害你，你已经不习惯了。你爱绑匪爱到不顾自己的利益也就罢了（因为你有怎么处置自己利益的权利），但你爱绑匪，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罢。那些争取自己权益的人，或许并不高尚，但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进而客观上也可能为你摆脱绑匪对你利益的剥夺，做出了一点贡献。你不表示感谢也可以理解，你可以沉默地享受好处，但你不应该公开赞赏绑匪吧，是不是？做个这样的普通人，难道需要很高要求吗？
常来敝博说我偏激者，请以衡度我的方式来衡度政府，如果你不是睁眼不顾事实的话，我想你应该得出在中国，官方是最偏激的群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官方偏激的方式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深圳的野蛮执法，深圳的野蛮游街，至于枪击伤害百姓也并非只是偶一为之。比如教育很差是有目共睹的，却说自己的教育是如何的好；从来没有免费过，却说自己的是义务教育。到处充溢伤害人权的案件事实，一些高官说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不顾民众利益的奥运却不允许半点批评（前天我发的搞笑旧文《奥运与吞稀饭大赛》本来全文刊载于此前的传统传媒，却在此被删，原因是奥运会不准批评）。《人民日报》、新华社是中国最偏激的媒体，因为他只报喜报忧，只报道主子的旋律（主旋律）。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偏激？要我历数官方的偏激，可谓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各位说我偏激的朋友，在中国到底是官方偏激还是我们民众偏激？
当然，我欢迎各位就我的观点据实指陈，说我哪一点没有事实根据，或者说我证据不够充分，我都万分欢迎。但对不看完文章，不据实指陈，反而说我没证据（可以这样说，我写文章十分重证据，虽然不可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但可以说基点都在事实之上），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观点不受批评，也不敢以正确自居。我说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贡献了一种或许与官方不相同信息，是与非，正确与否，判断权利在你自己手里。当你指责我偏激的时候，我希望你之一之二地说将出来，摆事实，拿证据，讲道理，则善莫大焉。另外，我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与公正，这样的人没有。我也是有情感倾向的人，也是有缺陷的人，我不是神，所以不能神来要求我。任何人都不是神，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欢迎别人来帮我剔除和改正我的局限。但是对政府有意的偏激——歪曲真相，愚弄民众——却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是我们纳税人养的，它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的监督。若说普通民众有“偏激”（很多时候的“偏激”就是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政府应该便没偏激的权利。偏激不是政府的权益，而利用偏激（一面之辞）来愚弄民众，盘剥他们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民众强烈的“偏激”（批评）的。政府有犯错的时候，有犯偏激错误的时候，却不能把犯“偏激”的错误视为当然，而是说政府的“偏激”理应得到制度的制约与相关的监督，否则政府的“偏激”将危害甚巨。请读者诸君注意，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更偏激的是政府，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因为军队与税收以及高压，决定更偏激的是官方，而不是生活在恐惧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事实上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偏激的资本，因为你头胪不是可以再生的韭菜。2007年9月14日7：49分于成都
Wednesday, September 12, 2007
运动式思维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是运动式的，从建国就开始了。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而在运动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迈进，这种运动虽然很多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但这种以运动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运动式管理却带来了跟深层次的损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思维模式，而且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层的思维模式。大到全国性的三讲保先，小到各个单位内部的你正我夺，从大领导到小领导都在不断使用这种思维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从中收益，很多人也从中受害。
为什么这种运动能够潜入现代的头脑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下来？这是我到了现在的半机关性质的单位三年间一直思考的问题。近日，拜读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从一篇名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对照这些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次运动都能够发生并得到民意的支持，也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为何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
以下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研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的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意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为什么这种运动能够潜入现代的头脑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下来？这是我到了现在的半机关性质的单位三年间一直思考的问题。近日，拜读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从一篇名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对照这些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次运动都能够发生并得到民意的支持，也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为何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
以下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研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的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意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Friday, August 24, 2007
Thursday, August 02, 2007
杨显惠谈47年前的人吃人惨剧——向潇湘晨报致敬
杨显惠谈47年前的人吃人惨剧
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版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版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刘洪波：我们的“归化学”（转载）
我们一向有这样一个毛病，对于人家比我们先进的东西，我们会说，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了，并且会追根溯源，硬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出十分牵强的根据来；对于我们我们存在的问题则不正视，而是从最先进的国家哪里找出看似相同的现象，然后大言不惭的说，看这个毛病人家也有。这应该是一种病，而刘洪波先生的这篇文章则点出了这种病的一种典型症状：
我们的“归化学”
刘洪波
任何一种思考，在我们这里不过是预作“古已有之”的材料而已。我想，这个道理一百年前有效，现在仍然有效。一百年后有没有效，到时再看吧。
在一个会上见到一位教授。会是谈论整治占道的，教授不知怎么讲到了“双赢”。双赢，正是刚刚流行过的词，在此听到，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在这样想，教授却又解释起何谓“双赢”起来，教授说，“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我们过去就有的，我们叫互利，外国叫双赢，现在大家都喜欢说些新词，就到处都说双赢了”。
教授发言，理论权威是很高的，大家就一起点头，“哦，哦哦……”，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虽然没有点头“大悟”，却也没有当场提出自己正在犯着的迷糊。我想，双赢和互利，固然都表明双方共同得益，但“双赢”的要义是利益上的博弈和竞争，互利却往往意味着主动的退让，可以是因为竞争而退让，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选择。两者怎么能够“就是”起来呢？
不过，我还是佩服“互利就是双赢”论的归化功夫。把一种新的学问、思想、观点，化归于“古已有之”的旗下，在中国近代的诸种学问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一门。二进制不是什么新东西，阴阳就是；八进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八卦就是；原子论不是新东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物理学不是新东西，“格物致知”就是；化学也不是什么东西，炼丹术就是；飞机也不是新东西，风筝就是；民主呢，“民为贵”就是；自由呢，“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人权，“吾民劬劳”就是；法治，“王子与庶民同罪”就是；民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世界主义，“天下大同”就是；动物保护主义呢，“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是……
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就是”一下。你有发现的能力，我有“归化”的能力；无穷的想法，都架不住“就是”两个字来划等号的。有兴趣来搞“归化”、划等号已经很客气了，要知道以前我们连这都是不屑于做的呢，什么玩艺嘛，搞些新说法，造些新东西，纯粹是多此一举吗，奇技淫巧，不利于人心归纯。
以前读《史记》，读到大禹巡行天下，划分疆土，感到在古代人的心中，天下之所以特别地宽广，不过是为了保证永远有人来“归化”我们而已。“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荒服之外是什么呢，暂时是不知道了，但天子的权力，至少在荒服范围之内不会停止的，“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者慢也，礼简怠慢，来者不拒，去者不禁，任其自便。
事实已经证明，这服来服去的划分，不过成了杀戮圈的划分而已。越是居天子之国，越是方便于天子的杀戮；离天子之国越远，越可以“任其自便”。“归化”于天子王国，跪倒于天子脚下，不过顶一个“化内之民”的帽子，代价却实在大得很。
近代以来，虽然“内行其威，外怀其柔”的法术不变，总算是明白天下之大，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永久的归化来源。但另一方面，却又生出一种毛病，使得“归化学”继续光大，不过是把“归化”的范围从地域和人民转向学问与思想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和思想，如果搞不成，我们是要看笑话的，如果搞成了，那是要“就是”的。学问和思想之所以无以穷尽，之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搞成，也只是为了我们永远可以“就是”下去。
我曾经以为这“归化学”已经接近于式微了，但不断又有新的归化行为提醒着，归化学的余绪还是相当顽强的。“双赢，互利就是”，“环境科学，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合就是”……
世界发展得越丰富，我们用“就是”来归化的东西就越多，而归化的东西越多，也就越能证明我们的博大精深，世界再怎么变，我们只要有“就是”就应付裕如了。
我们的“归化学”
刘洪波
任何一种思考，在我们这里不过是预作“古已有之”的材料而已。我想，这个道理一百年前有效，现在仍然有效。一百年后有没有效，到时再看吧。
在一个会上见到一位教授。会是谈论整治占道的，教授不知怎么讲到了“双赢”。双赢，正是刚刚流行过的词，在此听到，是可以理解的，我正在这样想，教授却又解释起何谓“双赢”起来，教授说，“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我们过去就有的，我们叫互利，外国叫双赢，现在大家都喜欢说些新词，就到处都说双赢了”。
教授发言，理论权威是很高的，大家就一起点头，“哦，哦哦……”，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虽然没有点头“大悟”，却也没有当场提出自己正在犯着的迷糊。我想，双赢和互利，固然都表明双方共同得益，但“双赢”的要义是利益上的博弈和竞争，互利却往往意味着主动的退让，可以是因为竞争而退让，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选择。两者怎么能够“就是”起来呢？
不过，我还是佩服“互利就是双赢”论的归化功夫。把一种新的学问、思想、观点，化归于“古已有之”的旗下，在中国近代的诸种学问中，可以说是最发达的一门。二进制不是什么新东西，阴阳就是；八进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八卦就是；原子论不是新东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物理学不是新东西，“格物致知”就是；化学也不是什么东西，炼丹术就是；飞机也不是新东西，风筝就是；民主呢，“民为贵”就是；自由呢，“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人权，“吾民劬劳”就是；法治，“王子与庶民同罪”就是；民族主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世界主义，“天下大同”就是；动物保护主义呢，“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就是……
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就是”一下。你有发现的能力，我有“归化”的能力；无穷的想法，都架不住“就是”两个字来划等号的。有兴趣来搞“归化”、划等号已经很客气了，要知道以前我们连这都是不屑于做的呢，什么玩艺嘛，搞些新说法，造些新东西，纯粹是多此一举吗，奇技淫巧，不利于人心归纯。
以前读《史记》，读到大禹巡行天下，划分疆土，感到在古代人的心中，天下之所以特别地宽广，不过是为了保证永远有人来“归化”我们而已。“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荒服之外是什么呢，暂时是不知道了，但天子的权力，至少在荒服范围之内不会停止的，“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者慢也，礼简怠慢，来者不拒，去者不禁，任其自便。
事实已经证明，这服来服去的划分，不过成了杀戮圈的划分而已。越是居天子之国，越是方便于天子的杀戮；离天子之国越远，越可以“任其自便”。“归化”于天子王国，跪倒于天子脚下，不过顶一个“化内之民”的帽子，代价却实在大得很。
近代以来，虽然“内行其威，外怀其柔”的法术不变，总算是明白天下之大，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永久的归化来源。但另一方面，却又生出一种毛病，使得“归化学”继续光大，不过是把“归化”的范围从地域和人民转向学问与思想罢了。世界上的一切学问和思想，如果搞不成，我们是要看笑话的，如果搞成了，那是要“就是”的。学问和思想之所以无以穷尽，之所以可以源源不断地搞成，也只是为了我们永远可以“就是”下去。
我曾经以为这“归化学”已经接近于式微了，但不断又有新的归化行为提醒着，归化学的余绪还是相当顽强的。“双赢，互利就是”，“环境科学，天人合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合就是”……
世界发展得越丰富，我们用“就是”来归化的东西就越多，而归化的东西越多，也就越能证明我们的博大精深，世界再怎么变，我们只要有“就是”就应付裕如了。
Thursday, May 10, 2007
三联记者孟静《人艺沧桑》（未删节版）
如果报道中出现现任或前领导人，必须上报宣宣批准，这一批就跟电影审查似的，没完没了，不见不散。我前一段写了个关于人艺的稿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都删去了，现在贴个未删节版，其实什么反动言论都没有，根本是隔靴也没搔着痒。
人艺沧桑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九十度的弯曲，日常的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三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再愿意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十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一百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
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十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三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十个演剧队只留下了三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作“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来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装作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之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包括从不看话剧的毛泽东，也耐着性子看了第一幕。据说，喜欢听京剧老生高腔的毛泽东评价说：“（话剧）说的和大街上说的一样，给我100块大洋也不看。”好在其他首长都十分喜欢，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惟一的终身剧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细微到观众进剧场时不许穿拖鞋、不许带食物。这些规定沿袭至今。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四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赫赫显名的“红色公主”。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矛盾很深，没有凝聚力。青艺曾经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阵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的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有一年的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创作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时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采，可也就这一幕精采。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堃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地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三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的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此时上海参市委书记柯庆施正提出大演13年，这13年指的是1949-1962年。柯庆施说：“不演社会主义的事不算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在文联会上指出：“13年要写，13年以前的戏也要写。”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白刃相见。文革前就有人说秦二爷在工厂查封时反对改造，常四爷、松二爷对推翻封建主义唱反调，这戏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堃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黑人造反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没承想刚果政变失败了。焦菊隐说：“钱别白花了，布景都做好了。这样吧，改成南朝鲜。”居然就黑人变黄种人地演出了。那时也有体验生活，梁秉堃和蓝天野要写反美援越的话剧，真的去越南前线采风，炸弹最近时离他们500米。这样大批生产的应景之作很多，只是后来无人再提。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关系亲近的周恩来曾批评曹禺说：“家宝，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作人了。”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的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七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副院长赵起扬给他打电话时咳嗽两声，他就能一夜睡不着觉。陈毅找上门问曹禺：“怎么不写了？”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临了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岸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彭真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用还是没用。”赵起扬说：“非常有用。”焦菊隐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六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待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五位生者和十位逝者的亲属，惟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八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十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努力过一次次，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
有一年，胡耀邦找四位文艺界人士谈话，想从中挑选一个当文化部部长。于是之回家后很兴奋地找忘年交李龙云商量。李龙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有次某某背后议论：“于是之就是想出国。”他听到了，无处发作，只好找了个别的茬，在排练厅摔了回杯子。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剧院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茶馆》演出时，导演规定好谢幕时于是之站中间，依次是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人。郑榕无意中站到了中央，于是之瞅了他一眼，这一眼吓得郑榕一身冷汗，“国民党”的履历让他一辈子提心吊胆。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人艺的早期被看作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作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人艺沧桑
83岁的郑榕佝偻着身子为记者开门、找资料，无论做任何事，他的腰只能保持九十度的弯曲，日常的散步要推着轮椅，为的是支撑住倾斜的身体。这次接受采访，他准备了小纸条，密密记下哪出戏、哪一年、哪一日、哪个人，防备自己忘记，仿佛当年写演员日记一般认真。《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朱军问他退休工资有多少，他回答：“2000多。”观众哗然。可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前年还登过台，虽然坐着轮椅，还可以忆往昔峥嵘岁月，而比他小三岁的于是之，早已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别说舞台，就是正常人的天伦之乐，也已经离他远去。年纪更轻的林连昆就住在郑榕楼下，他半身不遂后不再愿意见人，郑榕说：“演员嘛，总是想把好的形象留给观众。”
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15年后的今天，“话剧百年”能够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十余人，导演仅余下93岁的欧阳山尊，他总是把采访者逗得啼笑皆非，一百个问题在他那里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他只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这段。
70岁的编剧梁秉堃18岁就进了人艺，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死了，人艺的历史就断了。我想多给你讲点，哪怕留点资料也好。”郑榕说：“其实平时没这么忙的。”因为话剧百年，媒体排着队找他讲两句，也许等到下个百年，才会有人想起：找他们讲两句。可他们在哪呢？
人艺初创与《龙须沟》
1942年起，郑榕在重庆的国民党演剧十队开始了话剧生涯。这十个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由周恩来、田汉一脉领导。《雷雨》中的“四凤”胡宗温是老队员，后来加入的有“繁漪”朱琳和她的爱人、号称“演剧之王”的刁光覃。因为“国民党”这三个字，郑榕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要被揪出来，为此他非常感激保护过他的副院长赵起扬。赵在文革中被批为“招降纳叛”，降即郑榕这类历史不够“清白”的外人，叛是不服管的党内专家。
到了解放时，这十个演剧队只留下了三个，演剧二队驻北京，是人艺的主体，有蓝天野、苏民这些进步学生；演剧九队是上海人艺的前身；六队组成了湖南省话剧院。演剧二队人很少，后来被叫作“老人艺”，主要领导都来自于延安，院长是长征干部李伯钊，她也是杨尚昆的妻子；副院长是金紫光和欧阳予倩。1950年郑榕来到老人艺时，正在排李伯钊的剧本《长征》，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都来视察过，北京卫戍司令员派专人帮助演员军训，于是之在里面是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他也是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为了这个龙套角色，于是之还装作军乐团混进中南海，“看望”了一下毛泽东本人的举止。
1950年，老舍写出了《龙须沟》，送交北京市文化局。演员叶子是演员队的副队长，她找到了时任北师大外文系主任的焦菊隐。所有人都知道焦菊隐在国外学话剧且才华横溢，他在重庆期间非常潦倒，和左翼联盟关系不佳，没人找他排戏。同为大杂院长大的焦菊隐看到《龙须沟》非常激动，他隐隐觉得建立一个像莫斯科剧院那样的中国话剧院的机会到了。可迈出这一步，也意味着失去大学教授的安稳工作。反复思考后，他看了演员名单，发现都是新人，更加坚定了决心，提出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李伯钊一口答应，说：“赶紧的，龙须沟马上就要填了。” 第一天，郑榕、于是之他们集体坐着公交车被带到龙须沟。远远地看见漫天黄土地和地平面低矮的小房子，挂着西染厂的破烂布条。第二天导演说，自己下去找人谈，每人准备两本日记，一本交上去，一本发下来，导演就日记和演员沟通。两个月的体验之后，焦菊隐的实验成功了。
这个成功背后有无数剧目的失败垫底，解放初期要求政治和艺术相结合，各省市纷纷大建话剧院团，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四川作者刘沧浪有两出话剧，以纺织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和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思想问题》红遍全国，演得正热乎时被批评了，定性为“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演工农戏”，类似挨批的戏不可胜数。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与艺术都正确的《龙须沟》弥足珍贵。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观赏了这部剧，包括从不看话剧的毛泽东，也耐着性子看了第一幕。据说，喜欢听京剧老生高腔的毛泽东评价说：“（话剧）说的和大街上说的一样，给我100块大洋也不看。”好在其他首长都十分喜欢，这个戏也成为了老人艺的资本，在与华大三团（中央戏剧学院话剧三团，团长曹禺）合并为现在的人艺时，对方的规模要大上许多，但因为老人艺有《龙须沟》、有焦菊隐，焦当上副院长，还有一位副院长是从歌剧院调来的赵起扬。人艺的第一任院长是曹禺，他也是惟一的终身剧长。除了艺术成就之外，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周恩来南开中学的学弟。当时曹禺身负20多个兼职，从中戏副院长到中蒙友好协会会长，根本无暇剧院事务，院务都由常务副院长赵起扬处理，此后成为人艺的隐性规则：可以长期没有院长，常务副院长就是院长。
不久之后，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和焦菊隐在香山召开了四巨头会议，研究人艺往何处去。曹禺后来坚持说要搞中国自己的剧院，不过当时的目标确实是莫斯科剧院，一切规则模仿苏联。细微到观众进剧场时不许穿拖鞋、不许带食物。这些规定沿袭至今。他们还分析了剧院成员怎么培养，每人的优缺点是什么。还规定演员演几个主要戏之后要跑龙套，防止骄傲自满，最重要一条承认了焦提出的生活问题，焦菊隐想把中国传统戏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去掉，主张要从生活出发。体验生活作为制度确立下来。香山会议后，人艺推出了四个独幕剧《夫妻之间》、《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均来源于生活，避免了跟着政治指挥棒，明确了艺术目标。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终被摧毁。解放初实力最雄厚的其实是青艺，副院长金山是“话剧皇帝”，总导演孙维世是周恩来的义女，赫赫显名的“红色公主”。青艺花高价从上海等地请著名演员，从各地解散院团优先挑人。人艺之所以后来声名盖过青艺，就是由于人艺抱团，青艺从延安来的副院长吴雪和国统区大明星金山矛盾很深，没有凝聚力。青艺曾经请过赵丹演《屈原》，这样的强大阵容，服装按照那时最流行的敦煌风格设计，效果却很差，演员在台上举步维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也不满意。而焦菊隐在排郭的另一部戏《虎符》时，大胆提出民族化改革。苏联专家刚来北京办过表训班，焦菊隐提议把斯坦尼与京剧的表演方式融合在一起，让演员学云手、念道白、配锣鼓点，除了没张口唱，其余都和京剧一样。许多演员炸了锅，觉得太过荒唐，联名上书抗议，赵起扬搬了把椅子坐阵排练厅，说：“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党委的决定还得执行。”在赵起扬的支持下，《虎符》得以演出，无论反对还是支持者，看后都不得不承认焦的改革是成功的。郭沫若非常兴奋，连轴请客，邀请大伙儿去逛植物园。
周恩来喜爱话剧，人艺渐渐成为他的后花园，几个大戏他看了无数遍。听到朱琳说错一句台词，他会让邓颖超打电话说：“好戏的台词一个字也不能改”。欧阳予倩复排30年代的《潘金莲》，周恩来说：“这戏影响不太好。”于是之当面敢和他争辩。戏决定不排后，周恩来吩咐不让消息见报，怕“欧阳老身体不好”，看了难过。有一年的除夕也是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度过的，谁和谁是一对他都门儿清。他会出其不意地访问演员宿舍。有天去了，只有林连昆在睡觉，正紧张着，周恩来笑说：“快把窗户打开，味道不好。”历届北京市长都只管给人艺拨款，生怕这块名为北京、上达天庭的牌子出点纰漏。
《茶馆》的“红线”
在植物园吃饭时，老舍说自己写了一个戏，于是之听在耳中记在心里。那个戏名为《人同此心》，是为了歌颂第一部宪法公布创作的，当时的现实情况时每部艺术作品都得配合点什么。老舍有个习惯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读这个剧本时，大家都觉得其中一幕写得极为精采，可也就这一幕精采。焦菊隐建议：能不能把这段茶馆里的一幕放大成一部戏，用茶馆作背景一样可以反映出中国的变化。为了顾及老舍的面子，领导让梁秉堃去和老舍讲。他那时很年轻，每天跟着老舍进出，老舍拄着文明棍，梁帮他拎包。老舍听后，喃喃地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配合不上了。”他的预见惊人的准确，这部没有配合上的剧目成了他的罪状之一，20年后《北京日报》上逐条台词批《茶馆》。
可听到这个意见，老舍又十分兴奋，他说：“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他三个月后交出了剧本，又采纳了各方意见。为了“配合”，原稿的结局是王掌柜保护暴动学生被打死。演王利发的于是之提出：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共话沧桑？老舍“嗯”了两声，于是之惴惴不安。过了几天，老舍拿来了改后本子，于是之大吃一惊，老舍不但加了他说的部分，还把王利发改为上吊。于是，艺术性增强了，“政治正确”又减弱了。《茶馆》在1958年演出了48场，3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跑到人艺“越级”开会（当时人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措辞严厉地讲：“剧院不是党在领导，是资产阶级牵着鼻子走！”当天由于梅兰芳请了苏联专家照常演出，从次日开始禁演。9月12日，周总理来看戏，上台握手时问于是之：“《茶馆》怎么不演了？”于是之非常为难，踌躇未答。周恩来明白了，说：“那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于是之连夜向党委汇报，组了改剧本小组，由于是之、英若诚、林连昆、童超组成，老舍当然不能参加。那会儿把加革命元素叫加红线。原剧中只有童超饰的大学生和革命有关，后来加进常四爷给暴动学生送水这一段，主角终于算和革命扯上了边。 1963年4月7日，《茶馆》二度在京剧院的人民剧院重演，连演53场，报纸上一点宣传没敢发。演出头天老舍去了，以往他都会到后台和演员见面，这次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周恩来陪老舍夫人一起看戏，周说：“这是个好戏，青年人没有经过旧社会，《茶馆》让青年人知道人吃人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下是多么可怕。”此时上海参市委书记柯庆施正提出大演13年，这13年指的是1949-1962年。柯庆施说：“不演社会主义的事不算社会主义的戏”。周恩来在文联会上指出：“13年要写，13年以前的戏也要写。”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白刃相见。文革前就有人说秦二爷在工厂查封时反对改造，常四爷、松二爷对推翻封建主义唱反调，这戏是为封建主义唱挽歌。
文革降临后，老舍数罪并罚，在京剧院里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烧戏服，那场面和电影《霸王别姬》一模样，那天他们都挨了打。红卫兵到老舍家抄家，砸了他心爱的花，他去拦，又被揍了一顿。没等赶上周恩来签发的保护令，他就投了湖。又红又专到文革前夕连“专”字也没了。1965年，英若诚、苏民和梁秉堃受命写《刚果风雷》，以配合支持世界革命、黑人造反的需要。这是外交部布置的作业，那时各部委都可以派任务，艺术完全被政治需要取代。这个戏被要求一周写完、一个月后演出，没承想刚果政变失败了。焦菊隐说：“钱别白花了，布景都做好了。这样吧，改成南朝鲜。”居然就黑人变黄种人地演出了。那时也有体验生活，梁秉堃和蓝天野要写反美援越的话剧，真的去越南前线采风，炸弹最近时离他们500米。这样大批生产的应景之作很多，只是后来无人再提。
焦菊隐与曹禺
焦菊隐与曹禺是两种个性的代表，关系亲近的周恩来曾批评曹禺说：“家宝，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会作人了。”总想谁都不得罪，最后谁都得罪了。剧作家吴祖光也说他：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他住在铁狮子胡同，他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口。对周恩来更不必说，一定要目送他的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在女儿万方的笔下，曹禺一直没有快活过，他痛苦的挣扎，总觉得自己还能写出大作，挣扎的结果还是写不出东西。他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从23岁到33岁，写了七部传世大戏，而人生的后47年，只写了两部半：《明朗的天》、《王昭君》，《胆剑篇》是与于是之、梅阡合写。在那凝固的空气里，曹禺身为院长却谨小慎微地活着，副院长赵起扬给他打电话时咳嗽两声，他就能一夜睡不着觉。陈毅找上门问曹禺：“怎么不写了？”赵起扬安排梁秉堃和于是之作为曹的助手，进驻科学院，写一部以科学家为原型的戏。临行前赵起扬嘱咐两个年轻人说：“好好学习，戏出来后你们不署名。”他们都理解赵的苦心。体验了一年多生活，曹禺对写出的东西永远不满意，他斥责那些是“中学生水平”，拿起来就撕，临了一事无成。好不容易写出个比较满意的《胆剑篇》，许多刊物要求发表，平素好说话的曹禺一概婉言谢绝。直到著名剧作家、《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提出发表，他才同意，原来他对剧本视若拱璧，不舍得给无名刊物糟蹋。
剧院里的小孩都管他叫“曹头儿”，文革时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老班长”。写交待材料时，他不会给自己扣帽子，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关总算过了，曹禺回家难受得打自己的嘴巴。焦菊隐以脾气臭、好损人著称，多次在排练场训哭演员，他曾被当作天才呵护着。他的坏脾气有个故事可以说明，50年代末，外地来人调查剧组某成员的历史问题，干扰了正常排练，焦菊隐拍岸而去，撂了挑子。赵起扬去家里请他，焦装睡，但是肌肉还是很紧绷的状态。赵起扬一眼看出来，也不戳穿，悄声对焦的爱人说：“我改日再来。”这样反复了三次，焦菊隐终于不好意思，回去继续排练。本来焦菊隐就是重点统战对象，属于要帮助的人士，再加上他的锋芒，1957年他被定了右派。赵起扬找到了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彭真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有用还是没用。”赵起扬说：“非常有用。”焦菊隐幸免成为右派。
文革他就逃不过去了。1961年，周恩来主持的新侨会议上，文艺界有过一阵松动，向“右”靠拢了一些。这次会上有一幕戏剧化的插曲，文化部部长周扬走到赵起扬面前，深深鞠躬：“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文革中这成为赵起扬的罪名，有人说：“什么人说他是好书记？周扬！”周扬彼时作为重量级人物被批判。失去了保护的他们，被关在灯市口制作工厂的牛棚。六人一排，常常十几排并肩走在大路上，蔚为壮观。处境和坐牢差不多，每日写交待材料，从小窗口递饭。“自己买了烟不能抽，交给管教，表现好的话再发给你。”发烟的器皿是搓衣板，板上的横沟写着人名，可能一根没有，也可能有两根。走资派被分为三等：一等是剧院领导，失去人身自由；二等叫半走读，适当圈起来，像苏民、蓝天野都是这种；三等普通员工，由群众监督，是小组帮教的重点。焦菊隐从这时失去了和舞台的一切联系，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在台上挥斥方遒。江青派人送来一张字条，上书：“焦菊隐是个王八蛋！”掌控他命运的人是剧院的实权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临终前，焦菊隐拉着下乡的大女儿的手说：“户口落下了么？”女儿点头，他才松了手，闭了眼。
于是之的病
“话剧百年”的纪念节目里，采访了人艺五位生者和十位逝者的亲属，惟独没有于是之和林连昆。作为生者，他们失去了表演能力，可他们也不能当作逝者被悼念，轻轻地就被省略了。没有于是之的人艺是不完整的，不仅因为他常务副院长的行政职务。作家过士行说过：于是之在时没有感觉，可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 于是之自己说，副院长这八年，他的身体彻底散了。不到70岁时，他就患上老年痴呆，被迫离开了舞台，与他同龄的演员十年后还活跃着。1992年，谁也没想到这是老版《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于是之已经有了预感，他对同台的蓝天野说：“今天你给我兜着点，我可能会信号中断。”这是忘词的委婉说法，他果然中断了，愣在台上，观众没有察觉，蓝天野迅速补了漏。但是于是之明白，他再也不能登台了。散场后，观众久久不肯散去。于是之说：“感谢观众的宽容，过去觉得观众的厚爱是肯定我的成绩，现在才明白，他们的厚爱是宽容我的错误。”后来他努力过一次次，1996年还在《冰糖葫芦》里演过只有十几句台词的小角色，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场戏。人艺的工作为什么难做？一两句话很难解释，许多艺术家都有背景，受了委屈至少要到彭真那里反映，或者告到更高的领导处。
有一年，胡耀邦找四位文艺界人士谈话，想从中挑选一个当文化部部长。于是之回家后很兴奋地找忘年交李龙云商量。李龙云说：“我觉得那官儿比北京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这一锅，太难弄了！出一回国，打躺下俩；分一回房子，送医院仨。”于是之在外面行事谦和，内心又相当暴躁，受了气回家摔茶缸。有次某某背后议论：“于是之就是想出国。”他听到了，无处发作，只好找了个别的茬，在排练厅摔了回杯子。艺术家的脆弱、敏感远甚常人，剧院老人讲过一个故事：有次《茶馆》演出时，导演规定好谢幕时于是之站中间，依次是蓝天野、郑榕、英若诚等人。郑榕无意中站到了中央，于是之瞅了他一眼，这一眼吓得郑榕一身冷汗，“国民党”的履历让他一辈子提心吊胆。于是之不太得罪人，可也有不少人恨他。他住在12楼，多少次向人复述他想从阳台上跳下去。他在80年代“纵容”林兆华搞先锋话剧，激起大部分老同志的抵触情绪。这些反对意见又烂在了于是之肚子里，愈发使他痛苦。林兆华就从不背思想包袱，永远有小孩心性。上面领导来送关怀，林在下面偷偷和同事说：“等着瞧，过会儿我提个问题，让他下不来台。”同事好说歹说给劝住了。这种事万万不会发生在于是之身上。人艺的早期被看作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而一些行内人并不这么认为。中国话剧的两条线：欧阳予倩从日本带回的春柳社和脱胎中国戏曲的文明戏，那时有一半剧目都改编自国外。在重庆的短短几年，大话剧排了170多部，小剧本有70个，绝大多数是原创剧本，真正作到了百花齐放。人艺成立后的大部分作品，无论精品或是劣作，都是为了配合宣传需要。它已不仅仅是北京市属的一家剧院那么单纯。
Friday, May 04, 2007
世上已无真狂徒
《非常道》中有一则故事：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斯事并非虚言，确有其事，但因年代久远，附会者众，故世行版本众多。据考证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
刘文典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
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恕我孤陋，听说刘文典这格名字，是去年看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的时候。说起来，真叫我这个号称历史专业的学生汗颜。转一篇网上关于刘文典的文章《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世说刘文典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斯事并非虚言，确有其事，但因年代久远，附会者众，故世行版本众多。据考证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六年，当时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
刘文典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
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恕我孤陋，听说刘文典这格名字，是去年看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的时候。说起来，真叫我这个号称历史专业的学生汗颜。转一篇网上关于刘文典的文章《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世说刘文典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Monday, April 30, 2007
荔枝园在沦陷
福建省漳浦县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项目，在该县旧镇镇的山兜行政村和苑上行政村征地1000亩，所征土地有大约600亩是荔枝园，涉及荔枝树10000多棵。当地政府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与村民签订征地协议，且在征地时出动了公安干警和边防武警。文/徐 锋
3·20锯树事件
阳春三月，闽南大地春意盎然，空气里弥漫着荔枝花的味道。
漳浦县是“中国荔枝之乡”，旧镇就是著名的乌石荔枝的产地。除荔枝外，这里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红柿、荷兰豆、台湾枣、香蕉等。乌石的荔枝树有近一半是1958年种植的，还有一些是1980年左右种植的。这些荔枝树曾经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2007年1月5日，旧镇方面在长春中学召开征地动员会，旧镇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表示，征地是为了旧镇以后的发展，开发也是出于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政府对于被征地的农户给予每亩15000元的补偿。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征地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月8日，当地政府设征地指挥部于山兜小学，在镇里干部的指挥下，一支由公安干警、镇村干部和雇用人员组成的征地队伍开进了村里。据村民反映，这支队伍人多时有100多人，平时也有50人左右的规模。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每天反复播放着“征地是强制性的，赶快量地”的讲话。
从3月8日开始，不满现有征地政策的村民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反映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和补偿标准太低的问题，多次上访后得到的答案是“到下面来处理。”
据村民反映，最初到漳州市国土局上访时，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说山兜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亩时，就做了一个手揣兜的动作，意为补偿太低了，补偿款都被别人装兜里去了。在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村民干脆就坐在漳州市国土局，以等待县里对此问题有个说法。无奈之下，市国土局通知漳浦县有关部门将这些上访的村民领回去。但村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们想见的父母官们。
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次征地是为了所谓的“台玻工业园”项目，而村民则说：“指挥部的人最开始说这工业园项目是市里的项目，在我们多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又说是省里的重点项目，你们不要再上访了”。
3月20日，政府方面通知上访村民中两个最有威望的人到县里去开会，说是县里的领导要召开座谈会，解决村民的问题。在这两个“反抗骨干”离开后，由镇里干部出面，带领着由公安干警、边防武警及雇工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田里。他们出动警车，携带电锯等工具，不由分说直接将荔枝树锯倒在地。有村民上前阻拦，被按倒在地。当日就锯掉了60亩的荔枝树，约有1000多棵。
这两位村民回来后，发现自己田里的荔枝树已经被锯掉了，就去质问负责征地的驻村镇干部：为什么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锯掉我们的树？
“我不知道”，这位镇干部的回答也很干脆。
村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之后，指挥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征地锯树，但却放慢了进度。趁村民吃饭或者休息的中午或晚上将荔枝树锯掉。
村民说，征地开始后，山兜村的村干部合伙买了台推土机，隔两天就把它开出来，“东推一下，西推以下，有时候甚至是乱推一气”，试图以此给还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人施加压力。
村民的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征地进行的非常仓促，当地政府和被征地村民之间并没有充分的沟通。据村民反映，“1月5日当天凡是去开会的村民，只要签了名字，按上手印儿，就可以拿到10块钱和一包香烟”，虽然有这么实惠的条件，但去开会的村民依然不到被征地村民的一半。
虽然开了动员大会，但征地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给所有被征地村民，征地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开始的，随着征地工作的展开，这种不对称也越来越严重。
丈量土地时，征地指挥部的人跟村民说：“大家都是朋友，赶紧把土地量一下，拿一包烟给你抽了。”很多村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丈量的土地。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皮尺是松的。本来是1亩地，丈量时有时会多于1亩，有时会少于一亩，这基本是由村民的地位来决定的。用村民的话说，征地指挥部在丈量土地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为了能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征地指挥部采取了很多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翻旧账抓短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漳州大水之后，政府为了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村民重新建房免收各种税费，但有村民因为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征地指挥部的人就要强行将其带到镇里去，还要他补交建房的各种税费。山兜村一位村民因不同意征地，当地政府就将其10年前捡到一个弃婴抚养的事翻出来，以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为由将其带到镇里关了起来。
西坂自然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地上的作物也没收，这些作物都是他养牛的主要饲料，在这些土地被推掉之后，他养牛要到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我们都种田种了一辈子了，就是征地，也要把地上的作物收了啊。推地那天，村里来了好几部车，还有警车，看到这种阵势，很多村民吓得不敢出来。”看到要推地，这位老人上前阻止，结果手指被弄断。
在征地动员大会上，驻村的镇干部公开讲，“钱就这么多，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15000元是一次性补偿。村民除了觉得这15000元的三费补偿太低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锯掉的荔枝树进行补偿。有村民告诉记者，“就在征地的同一时间，有人从村里买了60亩地，当时的补偿标准是3万多一亩，且在此之外每一棵荔枝树补偿1500元。同样是征地，为什么我们只有15000元？我当时问这位驻村镇干部，他却说‘那60亩是一个大老板买去建别墅，人家有钱就多补偿你们，政府没钱就只能补偿15000元’。”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地建设项目收益的一部分应该拿出来给失地较多的农民提供生活来源。征地超过一定比例的农民，还要纳入城镇居民体系，进行统一安置。村民们说“政府方面虽然说等以后由镇里统一解决，但毕竟没有落实啊。到时候，领导都换了，找谁去啊。我们都年岁大了，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我们靠土地生活，现在没有土地了，生活也没保障，以后靠什么活啊。”
针对当地政府在征地程序、征地补偿、生活安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村民曾多次提出，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政府方面一直予以正面回应。
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
4月4日，记者到漳浦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此次征地的有关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局长去县上开会去了。记者又联系了旧镇镇李益民镇长，李镇长在电话里表示，非常欢迎新闻媒体前来采访，但由于自己要去县里开会不能亲自接待，如果去镇里的话，他会安排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后，在旧镇镇政府明亮的会议室里，三位旧镇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是山兜村的驻村干部，姓卢；一位是卢姓干部的同事，据说姓郑；还有一位是做秘书工作的，据说姓王。面对记者，这三位镇干部都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
双方坐定之后，那位郑姓的干部，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照本宣科的读了起来，俨然是一幅开大会做报告的架势，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据这位干部介绍，征地是依照漳浦县2006年度第十二次村镇建设用地和土地征用的批复（闽政文[2006]561号），征收旧镇镇山兜村园地29.2797公顷、其他农用地0.868公顷，苑上村园地22.5999公顷、其他农用地0.2557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1357公顷，吾江村园地10.1678公顷、其他农用地0.109公顷，深士镇山尾村旱地0.4946公顷、园地0.1896公顷、未利用土地0.0225公顷，墩柄村旱地1.1459公顷、未利用土地1.087公顷，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3554公顷。其中，山兜村和苑上村征收土地53.139公顷，约合800亩。也就是说，这次所征土地，大部分是园地，但没有水田。但村民说，经过他们的测量，实际征地已经超过1000亩。
而征地补偿方面，按照旧镇方面的说法，山兜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717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279元；苑上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868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441元。而在实际支付征地补偿三费时是统一按照每亩15000元的标准，已经超过了省里批复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省里还是充分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卢姓干部说：“这次征地是为了建设台玻工业园项目，台玻是世界知名的玻璃生产厂商，这个工业园项目也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山兜村那个林如龙，以前做过村支部书记，这个人讲话是不能信的。他从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后心里不平衡，就想以跟政府作对的方式来树立他的个人威望。这个人平时在村子里就生活作风不好，喜欢抬杠，讲起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前两年，修高速的时候，他就带头跟着闹，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他好像尝到了甜头。这次征地，闹得更厉害了。所谓的上访，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鼓动。”
对于被征地村民以后的生活，旧镇干部承认眼下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不过，他认为，台玻项目建成之后，不但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要不懒，就是卖矿泉水每天也能赚几十块”。
在征地程序上，旧镇镇的干部一直强调程序是没问题的。那位郑姓干部说，征地是省里批复的，程序上也是完全合法的。而对于征地协议，这位干部也坦陈，没有签订什么征地协议。在征地工作开始后并没有与村民进行沟通。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工作的方便，因现在基层的工作很难做啊。不能什么事都跟老百姓说，现在他们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就这么跟政府闹，要是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没得做了。
采访结束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就旧镇征地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旧镇征地在程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省里的批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荔枝树的赔偿问题。“国土局现在已经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向媒体通报的。”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事件，本刊将继续关注。(<百姓>2007年5期)
3·20锯树事件
阳春三月，闽南大地春意盎然，空气里弥漫着荔枝花的味道。
漳浦县是“中国荔枝之乡”，旧镇就是著名的乌石荔枝的产地。除荔枝外，这里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红柿、荷兰豆、台湾枣、香蕉等。乌石的荔枝树有近一半是1958年种植的，还有一些是1980年左右种植的。这些荔枝树曾经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2007年1月5日，旧镇方面在长春中学召开征地动员会，旧镇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表示，征地是为了旧镇以后的发展，开发也是出于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政府对于被征地的农户给予每亩15000元的补偿。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征地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月8日，当地政府设征地指挥部于山兜小学，在镇里干部的指挥下，一支由公安干警、镇村干部和雇用人员组成的征地队伍开进了村里。据村民反映，这支队伍人多时有100多人，平时也有50人左右的规模。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每天反复播放着“征地是强制性的，赶快量地”的讲话。
从3月8日开始，不满现有征地政策的村民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反映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和补偿标准太低的问题，多次上访后得到的答案是“到下面来处理。”
据村民反映，最初到漳州市国土局上访时，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说山兜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亩时，就做了一个手揣兜的动作，意为补偿太低了，补偿款都被别人装兜里去了。在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村民干脆就坐在漳州市国土局，以等待县里对此问题有个说法。无奈之下，市国土局通知漳浦县有关部门将这些上访的村民领回去。但村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们想见的父母官们。
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次征地是为了所谓的“台玻工业园”项目，而村民则说：“指挥部的人最开始说这工业园项目是市里的项目，在我们多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又说是省里的重点项目，你们不要再上访了”。
3月20日，政府方面通知上访村民中两个最有威望的人到县里去开会，说是县里的领导要召开座谈会，解决村民的问题。在这两个“反抗骨干”离开后，由镇里干部出面，带领着由公安干警、边防武警及雇工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田里。他们出动警车，携带电锯等工具，不由分说直接将荔枝树锯倒在地。有村民上前阻拦，被按倒在地。当日就锯掉了60亩的荔枝树，约有1000多棵。
这两位村民回来后，发现自己田里的荔枝树已经被锯掉了，就去质问负责征地的驻村镇干部：为什么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锯掉我们的树？
“我不知道”，这位镇干部的回答也很干脆。
村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之后，指挥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征地锯树，但却放慢了进度。趁村民吃饭或者休息的中午或晚上将荔枝树锯掉。
村民说，征地开始后，山兜村的村干部合伙买了台推土机，隔两天就把它开出来，“东推一下，西推以下，有时候甚至是乱推一气”，试图以此给还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人施加压力。
村民的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征地进行的非常仓促，当地政府和被征地村民之间并没有充分的沟通。据村民反映，“1月5日当天凡是去开会的村民，只要签了名字，按上手印儿，就可以拿到10块钱和一包香烟”，虽然有这么实惠的条件，但去开会的村民依然不到被征地村民的一半。
虽然开了动员大会，但征地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给所有被征地村民，征地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开始的，随着征地工作的展开，这种不对称也越来越严重。
丈量土地时，征地指挥部的人跟村民说：“大家都是朋友，赶紧把土地量一下，拿一包烟给你抽了。”很多村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丈量的土地。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皮尺是松的。本来是1亩地，丈量时有时会多于1亩，有时会少于一亩，这基本是由村民的地位来决定的。用村民的话说，征地指挥部在丈量土地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为了能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征地指挥部采取了很多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翻旧账抓短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漳州大水之后，政府为了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村民重新建房免收各种税费，但有村民因为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征地指挥部的人就要强行将其带到镇里去，还要他补交建房的各种税费。山兜村一位村民因不同意征地，当地政府就将其10年前捡到一个弃婴抚养的事翻出来，以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为由将其带到镇里关了起来。
西坂自然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地上的作物也没收，这些作物都是他养牛的主要饲料，在这些土地被推掉之后，他养牛要到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我们都种田种了一辈子了，就是征地，也要把地上的作物收了啊。推地那天，村里来了好几部车，还有警车，看到这种阵势，很多村民吓得不敢出来。”看到要推地，这位老人上前阻止，结果手指被弄断。
在征地动员大会上，驻村的镇干部公开讲，“钱就这么多，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15000元是一次性补偿。村民除了觉得这15000元的三费补偿太低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锯掉的荔枝树进行补偿。有村民告诉记者，“就在征地的同一时间，有人从村里买了60亩地，当时的补偿标准是3万多一亩，且在此之外每一棵荔枝树补偿1500元。同样是征地，为什么我们只有15000元？我当时问这位驻村镇干部，他却说‘那60亩是一个大老板买去建别墅，人家有钱就多补偿你们，政府没钱就只能补偿15000元’。”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地建设项目收益的一部分应该拿出来给失地较多的农民提供生活来源。征地超过一定比例的农民，还要纳入城镇居民体系，进行统一安置。村民们说“政府方面虽然说等以后由镇里统一解决，但毕竟没有落实啊。到时候，领导都换了，找谁去啊。我们都年岁大了，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我们靠土地生活，现在没有土地了，生活也没保障，以后靠什么活啊。”
针对当地政府在征地程序、征地补偿、生活安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村民曾多次提出，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政府方面一直予以正面回应。
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
4月4日，记者到漳浦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此次征地的有关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局长去县上开会去了。记者又联系了旧镇镇李益民镇长，李镇长在电话里表示，非常欢迎新闻媒体前来采访，但由于自己要去县里开会不能亲自接待，如果去镇里的话，他会安排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后，在旧镇镇政府明亮的会议室里，三位旧镇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是山兜村的驻村干部，姓卢；一位是卢姓干部的同事，据说姓郑；还有一位是做秘书工作的，据说姓王。面对记者，这三位镇干部都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
双方坐定之后，那位郑姓的干部，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照本宣科的读了起来，俨然是一幅开大会做报告的架势，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据这位干部介绍，征地是依照漳浦县2006年度第十二次村镇建设用地和土地征用的批复（闽政文[2006]561号），征收旧镇镇山兜村园地29.2797公顷、其他农用地0.868公顷，苑上村园地22.5999公顷、其他农用地0.2557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1357公顷，吾江村园地10.1678公顷、其他农用地0.109公顷，深士镇山尾村旱地0.4946公顷、园地0.1896公顷、未利用土地0.0225公顷，墩柄村旱地1.1459公顷、未利用土地1.087公顷，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3554公顷。其中，山兜村和苑上村征收土地53.139公顷，约合800亩。也就是说，这次所征土地，大部分是园地，但没有水田。但村民说，经过他们的测量，实际征地已经超过1000亩。
而征地补偿方面，按照旧镇方面的说法，山兜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717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279元；苑上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868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441元。而在实际支付征地补偿三费时是统一按照每亩15000元的标准，已经超过了省里批复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省里还是充分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卢姓干部说：“这次征地是为了建设台玻工业园项目，台玻是世界知名的玻璃生产厂商，这个工业园项目也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山兜村那个林如龙，以前做过村支部书记，这个人讲话是不能信的。他从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后心里不平衡，就想以跟政府作对的方式来树立他的个人威望。这个人平时在村子里就生活作风不好，喜欢抬杠，讲起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前两年，修高速的时候，他就带头跟着闹，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他好像尝到了甜头。这次征地，闹得更厉害了。所谓的上访，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鼓动。”
对于被征地村民以后的生活，旧镇干部承认眼下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不过，他认为，台玻项目建成之后，不但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要不懒，就是卖矿泉水每天也能赚几十块”。
在征地程序上，旧镇镇的干部一直强调程序是没问题的。那位郑姓干部说，征地是省里批复的，程序上也是完全合法的。而对于征地协议，这位干部也坦陈，没有签订什么征地协议。在征地工作开始后并没有与村民进行沟通。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工作的方便，因现在基层的工作很难做啊。不能什么事都跟老百姓说，现在他们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就这么跟政府闹，要是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没得做了。
采访结束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就旧镇征地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旧镇征地在程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省里的批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荔枝树的赔偿问题。“国土局现在已经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向媒体通报的。”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事件，本刊将继续关注。(<百姓>2007年5期)
Wednesday, April 25, 2007
Wednesday, April 11, 2007
名著与其背后之人——读《中国史学名著》
1952年6月15日，年仅18岁的高二学生李敖在朋友的指引下在台中市存德巷一号见到了他当时心仪的已58岁的正在养伤史学家钱穆，他是在一次讲演中天花板突然下落而受伤的。虽然眼前“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的钱穆让年轻的李敖多少有些失望，但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全无架子”，双方很快聊了起来。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
Tuesday, February 27, 2007
紅朝士林見聞錄
【近於網路見此一文，虽不免八卦，亦有春秋之義哉。鄙人尚不知此等雄文出自何方达人之手；某虽見識鄙薄，亦知其必非常人，望有識者告之。紅朝士林見聞錄為吾所杜撰，狗尾續貂，多多海涵。】
張叢碧癖于海棠，每歲海棠花開，例赴天津賞花填詞。丙午之難，不復更為此遊。其時北京中醫學院有海棠數本，亦饒豐致，某氏遂邀叢碧往遊。行至半途，叢碧內急難耐，便於街邊大解。某氏後語人雲：此眞名士也。
天風閣主人，詞學白石老仙，而野雲孤飛，極致清空，又頗與玉田為近。先生早歲過七裏瀧，有浪淘沙詞紀雲：萬象掛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搖夢過江城。可惜層樓無鐵笛，負我詩成。 杯酒勸長庚，高詠誰聽？當頭河漢任縱橫。一雁不飛鍾未動，只有灘聲。先生晚年語諸弟子曰：余易簀時，汝等幸無落淚，但于餘耳畔誦此闋，餘當含笑而瞑。後諸弟子果誦此闋為先生送行。嗟乎詞仙，今世尙複能見斯人乎？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德清俞氏亦僅四世，四世中亦僅三人。三人者，春在堂主人之經學、俞探花之辭章、小俞先生之紅學，皆足自立。小俞先生不甚依傍家學，冠年篤好新文學，一生鍾情磨調，年且八十，尙以假嗓唱《遊園》之春香。磨調素分清曲與劇曲，小俞先生所為者，清曲也。寒柳堂詩：“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奼女”，知定不為小俞先生而發。
又：平伯晚年邋蹋，泗流，恒以中山裝袖口抹拭，久之袖口有若油浸。
周玉言雖出身寒微，而平素最以風流自喜。負笈燕京時，亦儼儼然一濁世佳公子也。才人性狡，自古卽然，玉言尤甚。嘗私擬曹雪芹詩，流布在外，又故作玄虛之論，吳子臧遂信焉，詳為箋說，卒為天下笑。子臧銜之終身。予聞而歎曰：予輩知識份子，所應仇恨者惟愚昧、卑賤二者，餘皆閒氣，殊可不必也。況子臧與玉言，同出燕大者耶？
沈從文嘗雲：丁玲摽梅之年，醜似無鹽，而亂若武曌。予觀今世女作家，亦可想見前輩風流也。然毛郎深愛賞此抵得三千毛瑟精兵之文小姐，有洞中開宴會，款待出牢人之句，紀初會也。紅羊之歲，丁亦不免，後有客問曰：汝恨毛郎否？丁答曰：吾不恨也。其愛我不得，故令人辱折我，吾何恨耶？
黃藥眠先生藏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一部，宣紙精印，美雅絶倫，丙午刧起，先生恐是書燔于秦火，乃忍痛轉讓。初議定二十圓，而買方還至十六圓，出卡車一部運走。後遂不知所終。嗚呼，我知黃公，醫卻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矣！
紅朝最重出身。任二北以前朝巨公胡氏記室，遂不得用。流寓四川，至鬻花生米度日。文革後應博學鴻詞召，入翰林院，以性耿介忤人，又當行。維揚，二北桑梓地也，欲終老焉。先是，二北有祖屋數椽，土改時已為新民所據，二北索而不得。將去長安，買草席一方，語友人曰：若不索回祖業，有死而已。後果席其門，宿焉。有司不能堪，終以完璧歸之。
予向于清園時，受公文寫作之業，教習者誰？中文系黨委書記孫公也。孫公衡文，必主通達，嘗戒諸生，慎勿為無人能解之洋八股。予初不知洋八股為何物，後李慎之先生語我雲：“儂曉得汪暉不啦？予讀其中文論著，慨其文字艱澀，以為必有獨知之慮者，及見其英文論文，則駭其淺薄也。”予始知洋八股者，唬人術耳。
西諺雲僕人眼中無偉人，東土何嘗不然。紅朝十年，歲大饑，有官保奉諭示陳義寧曰：若！當戴德！今領導恩及汝，日供牛乳一支。義寧曰：吾妻兒亦需牛乳，其如之何？官保後常以語人，且笑曰：“盲鬼，咁資產！”資產，北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三十年代清華園梓有《清華週刊》，存世甚眇，惟清華圖書館尙存全帙。頃有張玲霞氏拋心於茲，遂成一專著。或謂：此刊當時實一尋常之學生刊物耳，何研究價值之有？然當時藉藉無名之作者，後多成享譽世界之名家，卽黃公度詞，傳世無多，亦有賴此刊而存天壤者。此刊之眞價，何待言耶？主其政者，則中文系學生蔣南翔。南翔少年即抱澄清之志，潛入馬黨，鼎革後長校清華，嗣遷教育部主事。蔣贅于吳氏，吳氏父，涇陽吳宓也，曾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主任、清華西洋文學系主任等職，時為西南師院教授。南翔欲涇陽返京，許以重建清華西洋文學系，涇陽報曰：汝今私於我，非汝眞欲行此道也。不果行。時上有言：大學我看還是要辦的，但首先是理工科大學。涇陽定知蔣必不能踐言也。
孫公軼青，久曆官場，曾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國家文物局局長，二品大員也。素親翰墨，複喜附庸詩賦，致仕後膺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倡文藝服務大眾，詩詞必須通俗之說，嘗謂古今第一好詩非李白《靜夜思》莫屬。有句頌十五大雲：小康奔向大康門。其不知小康出諸《禮運》，與大同對也。予嘗駭蕭艾教授不知靜安“誰能妄把平成業，換卻平生萬首詩”之平成出諸《尙書》，反引“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證平成必為平陳之誤，今孫會長之謬，尤出人意表矣。
言慧珠訪日回國，曾致送文懷沙襪子一雙，送襪，東國之俗也。文卻于辦公室洋洋自得，炫雲：“言慧珠言老闆，梅蘭芳的弟子，從日本給我帶回一雙襪子，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你蹂躪我吧！你踐踏我吧！” 人謂文懷沙以“反老大哥思想罪”入獄，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于文家書房。然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文氏入獄，實以售秘藥于黨政要員，徒見伐身，未收演蝶兒之妙，終至罹禍。又迷奸青年藝術學院女生，數罪併發。實自取之耳。文氏年過九十，猶自色心不減。頃見其預某會，端坐主席臺上，一手持話筒，一手猶摩搓身側女主持香肩不已。
何新八十年代以沈昌文薦，暴得大名，有《諸神的起源》一書，附會燭龍為北極光，可足發喙。（其餘荒唐可駭之論尙多，餘不能一一省記。）又謂魏連殳是中國第一個多餘人。其善於投機，往往如是。而青年多乏智識，遂奉為偶像。何新以白丁而入翰林院，卽此一端，可證“卑賤者最聰明”之語，非妄發也。其時李澤厚編修謂其學粗疏，何新便於翰林院張大字報，雲汝再敢妄議，我必手刃汝。澤厚經紅羊之刧，已成驚弓之鴈，余子亦無人敢面折之，何新氣焰，遂不可一世。何新後充國史館，余友閔公同其行。閔公嘗語之雲：汝之學博，夫文學也，美學也，余不能解，惟歷史學，汝一無所知。何但為白眼，亦莫可奈何。余友李公入國史館時，何已青紫在身，離去多日，李公於館中假書，竟屢見缺頁，人皆曰：此必何新所為也。當八九前何氏名最盛時，有北師大女生某，曾至其家，入座未二分鐘，何即前索吻，女生奪路而出，返校，大哭不已。初，何新所姘者為一打字小姐，頃則《漢武大帝》之導演胡玫也。
南開甯公宗一，情種也。素治《紅樓夢》，亦栩栩然紅樓夢中人物。知天命之年，猶且與一雙十年華之女生相戀，女家不欲與之，二人遂仰藥殉情，幸為人救挽得免。
吾鄉戴公文葆，早年畢業於復旦，後入三聯書店，當世有數之出版家也。然戴公每聞人談沈昌文，必切齒曰：此人流氓。一日予晤沈昌文，偶有客笑問：頃于潘家園見三聯老檔多宗，甯無公當年揭發告密之件乎？沈則恬然自得，若無其事。沈以上海百樂門應門小廝，而為《讀書》之主編，其際遇之奇，又過於何新。沈為何父執，何之得意，沈實予力焉，然沈亦曰：何新眞流氓。
吳則虞先生嫻于經子，實則詞學亦足名家。中華書局所出清眞集、山中白雲詞，校讎之任，皆先生為之。至其己作，亦複清麗可喜。先生皖人，而自雲一生低首服湘人，故其令坦卽湘人也。
世知何新嘗迻譯培根《論人生》，以為必會通中西者，不知何新素不解娵隅。所謂迻譯，非就原文譯出，乃就水天同先生全譯本，刪繁就簡，若小學生“用自己的話復述”者。試舉書中《論青年與老年》篇一節於下：「青年人在執行或經營某事的時候，常常所包攬的比所能辦到的多，所激起的比所能平伏的多；一下就飛到目的上去，而不顧慮手段和程度；荒荒唐唐地追逐某種偶然遇見的主義；輕於革新，而革新這種舉動是會引起新的不便來的；在起始就用極端的補救之法；並且(這是把一切的錯誤都加重一倍的)不肯承認或挽救錯誤，就好像一匹訓練不足的馬一樣，既不肯停，也不肯轉。有年歲的人過於喜歡反對別人，商量事務商量得過久，冒險過少，後悔太快，並且很少把事務推進到十分徹底的地步的；反之，只要有點稀鬆平常的成功，他們就很滿足了。」(水譯本155頁)何譯如下：「青年的性格如同一匹不羈的野馬，藐視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極端。勇於革新而不去估量實際的條件和可能性，結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卻招致更大的禍患。老年人則正相反。他們常常滿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於行動，議論多於果斷。為了事後不後悔，寧肯事前不冒險。」(何譯本59頁)則知何全未見原文，所謂譯文，實從水譯檃括而出。惟何于其《譯者的話》中雲：“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水先生那個譯本中的譯筆可能略微古奧了一些。但筆者在重譯的過程中，還是從水先生的譯文中受益非淺的。”或其時天良猶未全泯，尙內疚神明歟？又有瑞士人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著，署名何新譯。然此何新非彼何新也。聞有客問何新：汝非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者乎？何卽嘿然受之。
曩于《文學自由談》見謝冕來信駁某公指其文中用錯成語，畧謂：予學問若何，自有公斷。然則謝冕究有何學問，餘不能知也。或語餘：謝靠三篇論文吃一輩子，卽俗所謂“三個崛起”也。餘因悟《銀翹集》中“偶見紅顏仍崛起”句，實指謝冕而言。（按：楊憲益先生譯才當世第一，余事為文史研究，有《譯餘偶拾》，樸學巨著也。詩集名《銀翹集》，有報嚴文井贈蛤蚧酒詩：早知蛤蚧壯元陽，妻老敦倫事久忘。偶見紅顏仍崛起，自慚白髪尙能狂……云云，自注，崛起句，謂新詩人高呼三個崛起也。）
趙生建林，餘在北監之學弟也。初，徇眾謁錢公理群，諸生皆問文學、問理想，惟趙生問：先生以為我當不當入黨？錢倉卒無以應之，但曰今天天氣矣。黨義一科，生繳論文，歷數成祖之辜，而心眷太祖（按華氏為建文），若不能已，洋洋灑灑，幾數萬言。某日義憤塡膺，語餘曰：知識份子太骯髒了！餘驚問其故，彼雲：周國平的老婆竟然嫁給陳鼓應了！餘駭其就讀哲學系，不知陳鼓應與陳嘉映之為二人。
文聯張主席鍥，素性風流自喜，耳順之年，仍作《上海灘》中許文強之大包頭，亦西門、未央儔也。予嘗于地攤見其文集，無一篇非垃圾，乃深慨曰：“一個人寫一篇垃圾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寫垃圾，不寫好文章，這纔是最難最難的啊！”十年前其女正讀初中，有成語不知出處，時嚴家炎過訪，卽以告之。主席訕訕然謝，而銜之入骨，每與人言此事，必曰：學者，就是有學問。然而學者雖有學問，靈性必為學問所汩滅。
錢鍾書嘗致書吳忠匡教授雲：尊詩賢于趙釘鉸、郭打油遠矣。唐胡令能以負局鎪釘為業，感夢能詩，亦張打油之倫亞。錢公所指，則為紅朝二巨公也。余在安慶，同行皆入趙釘鉸故居參觀，以為翰林舊府，必助文興，予則心鄙其人士行蕪穢，明信空王，暗參歡喜，拒不入其門。
郭打油少年為新文學開山，蔑視舊道德，崇尙性自由，曾因花柳病而累及其下堂妾安娜。晚年歸樂山掃墓，竟曰：男某率妻某某、妾某某、某某同拜。至此舊道德又獲完全之勝利矣。
某新詩人，不知誰氏子也，95年初冬，著長衫馬褂，瓜皮帽，留辮子，步入清華西門之萬泉河中，且行且除帽、剪髪、逐一脫衣直至全裸，便於河水中非法出精。河上早備數十境外媒體記者，“記錄這一後現代主義的行為藝術”。詩人旋以此入德國籍矣。
當九十年代末，予友李公洪岩、範公旭侖考證錢鍾書留學英國，決不可能獲副博士之蘇聯學位，又謂楊絳《錢鍾書與〈圍城〉》非信史，楊便致電丁關根同志哭訴，請將李、範書銷禁。令遂行。而中書君身後，楊絳終不得不推翻昨日之我，承認錢所戴者為學士帽，而非蘇聯友好援助英聯邦之副博士帽也。
棣之師嘗謂，錢鍾書心中孫柔嘉必系楊絳無疑，而必語之雲：汝卽唐曉芙了。唉，在敵人眼皮底下幹革命，用句京戲詞兒說：忒亦地辛苦了！
孔凡章先生，詩壇之通天教主也，門下弟子眾多，佳者亦頗不少，時號孔門。余至友劉公夢芙，卽孔門大弟子也。門主素不喜《紅樓夢》，更不喜紅學，嘗從容語馮其庸雲：你們這些搞紅學的，是不是連林黛玉什麼時候來月經都要研究？
余曾于周曉川師處見其抄錄方重禹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四皓者，馮友蘭、魏建功、林庚、週一良四教授也。餘傑《火與冰》雲：「把江青捧為鳳凰的,是馮友蘭;為江青講《離騷》的,是魏建功;積極批林批孔的,是週一良;為江青講李商隱是法家的,是林庚。」即四詩本事也。然予不知當日之猶大，有何資格刺四皓也。 朱庸齋祖師貌俊朗不凡，曾眷于汪兆銘之女，《分春館詞》中有《燭影搖紅》一闋，卽詠其事也。詞雲：“碎雨黃昏，倩誰偷喚春魂轉。亞階紅白盡辭枝，向晚餘寒淺。清夢人間易斷。最難消、啼鵑又遍。傷心重過，綺戶朱門，風花盈面。 翠管銀船，當時肯放韶光賤。一春心事水東西，流恨天涯遠。愁裏年華自換。費憑高、相思淚眼。暮雲過後，未了重陰，閑簾休卷。”
京俗呼嫁夷人者為扛洋槍的。九三年海上某名校曾查出十二對男女共處一室，行無遮大會。男皆夷人。後檢出此十二女子同罹艾滋之疾。校方欲以開除學籍論處，十二女子謂：汝敢行之，我等卽於學校旁長住，逢男人便勾引。校方不能堪，遂各予畢業證書，戒其返鄉乃已。噫，扛洋槍的之寡廉鮮恥一至於斯，亦幾希矣。
余在北大之學長王公，性滑稽，嘗雲：吾知張也之前身必為張南皮也！按《說文》：也，女陰也。段金壇注：此本無可疑者，而淺者妄疑之。鳴呼，南皮公豈唱走進新時代輩耶？
黃公延複，海內外共知之清華校史研究專家，自謂以一人敵一室。一室者，官辦之清華校史研究室也。余在清華日，中文系辦有《清華中文報》，主編則屠兄曉光，王兄洪波亦予其事焉。時洪波兄問黃公何謂大師，黃公從容曰：予心目中大師，必有第一流思想、第一流學問、第一流之文采而後可。仿佛其人者，其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與？洪波遂直錄之。不意此語竟致使《清華中文報》停刊整頓，聞校黨委開會痛批黃公，有某公曰：黃延複眼中，寧有吾輩耶？又傳達：此後校內任何刊物，不得刊載黃延複文章，雖片紙隻字，亦不許用。後清華九十華誕，校報擬紹介清華風物，又非黃公文字不可。黃公見主事者，因笑曰：汝不言乎，黃某雖片言隻字，亦不得流布在外，今何前倨而後恭耶？主事者但訕笑而已。
文學評論家白某以與韓寒罵仗而為世所聞。予知白氏，則稍早於是。白某素昵于蘇州戴女作，魚雁相傳，未嘗有間。偶以電腦病毒相侵，閨閫之言，遂流於外。白有贈戴之作雲：我的手拉著你的手，我的口對著你的口……或曰信天遊體也。予友張子，閱而歎曰：不意白公年高體衰，語言暴力猶若是之生猛！
向日《北京娛樂信報》載，某Z姓女星出自風塵，其時趙薇著日本軍旗裝事方熾，世鹹以Z卽趙。不知趙薇乃正途出身，更不知七十年代人之夢中情人蓉兒，竟為昔日杭城坐葷台之小姐。我若為金庸，寧不如吞蒼蠅哉！
昔朱淑眞有句雲：“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已啟人詆訾，今日女作家所為小說，放蕩越情之處，有甚於此者遠矣，而世無衛道之士一為蕩滌，思之可歎。今屆作協，入值樞密之婦人者六，皆善性描寫，時號曰六必居。亦可謂謔而近虐矣。
近聞陳染女士所狎者為一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之女司機，人前但呼曰表姐。不知當日陳氏亦有所歡，歡則北師大某君。某君時受業于棣之師之門，偶攜陳女士詩作謁師，師雲：咦，此女子甚可畏也！次日某君卽與陳氏絕！
北大女詩人YN，早年自費出版詩集，倩謝冕為序，遂得不予統考，經面試直升北大文史哲實驗班。彼在北大日，素常喜箕坐，雖露底褲，無嫌焉。餘頗引以為笑談之助。後予友張子道此女面試時情事甚詳。雲：YN入京，宿于先鋒小說家QHD家。Q欲享之，而YN委曲不肯就，曰：“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妹妹。哥哥和妹妹怎能幹這種事呢？這樣吧，我給你用嘴吧。”
新文化運動起，新潮青年咸與維新，惟黌舍講習，仍多以舊學授群生。紅朝定鼎後，百舊俱「新」，卽大學中文系之課堂，亦皆以新文學為主，新進監生，無不視舊文學為骸骨，惡之欲其死。蓋當日上庠，非根正苗紅則不納，此輩素無根基，故覺新文學較易入人耳。費師振剛，時從王公瑤游，獨好古敏求，異于時輩，王公遂以「費老」呼之。
予嘗謂凡操北京土話者必無眞學問，此雖獨斷之言而屢屢驗之，予友劉錚頗韙予言，亦未知何故。黔之陳，嘗注韓蘇詩者，有子不能克紹箕裘，卽滿口京腔,，殊可厭也。予曾聞之曰：你說餘秋雨沒有學問嗎？他學問大著呢！人家是聰明人，知道做純學問沒錢，他做純學問做不好？要做，做得好著呢！可人家聰明！又嘗有翰林編修劉小偉，與予同預國際金庸小說研討會，詰予曰：您說賈寳玉搞同性戀，您是瞧見了還是考證出來的啊？予曰：此查先生所雲。彼乃頹然就座。先是，劉潛知予出藍田門下，卽于大庭中痛詈予師，謂其道德敗壞。予怒曰：對子罵父，是為無禮，汝尙是人否？故詰予者，欲以報予，而卒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昔年上海京劇院編排有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晉京演出，各大學皆有贈票。余時任清華京昆協會秘書長，故亦預焉。餘觀此劇，駭其花臉竟唱南梆子，自餘殊不必論矣。翌日，余之同班同學某，道逢余，盛道斯劇服飾燈光之奇美，劇情之跌宕，矛盾衝突之激烈，餘曰：汝不懂戲。不顧而去。又數日，上海京劇院假座人民大學，邀各校學生座談，清華又推餘赴會。會上餘痛詆該劇，北大與會二君，與餘爭執不下。越明年，餘轉學北監，複與二君逢，餘為二君養廉恥，不欲言之，二君則自承當日之謬也。蓋二君初受業北大駱正教授之門，便為其導入歧途，頃以吾友張衛東先生每週赴北大義務教戲，始稍知舊劇門徑。駱正於北大開壇多年，謬種流傳，害人不淺。嘗於書肆睹其《中國京劇二十講》，淺薄幼稚已極。
戲曲電影《群英會》、《借東風》之拍攝，識者鹹以為京劇形制已頗遭割裂，不知今之傳世版本，亦是葉公盛蘭鬥爭得來。導演陳懷皚，卽陳凱歌之先考，強不知以為知，如起霸諸節，並欲橫加刪削，眾不能堪，而無敢言者。獨葉公以指戟之，詈曰：“孫子！你丫懂戲嗎？”魯殿靈光，遂得賴以保留。馬連良私語葉曰：“四弟，你今兒可給咱大傢伙兒都出了口惡氣！”
八十年代，新潮藝術家于傳統戲曲反頗垂注，如今日白先勇之屬目昆曲然。有藝術家某，作《南腔北調大匯唱》，遍邀京師名流，一時滿座諛言，獨張君秋雲：你們搞的什麼南腔北調大匯唱，咱也不懂。但是，我們現在吃飯放的背景音樂，京劇裏叫《哭皇天》，那是死人用的！
某文獻大家，渠生前所出單行本，久絕其版，中華書局近為其出文集，洵學界幸事也。惟此公有斷袖之癖，門下男研究生，往往遭其強吻。
某女碩士畢業時，其師對她說：你出去後，千萬不可說你是我的學生。因為你讀我的研究生，是你考進來後學校安排給我的，不是我要招你的。你這麼差的學生，我根本就不想要，但我沒有辦法。所以，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學生，你也不可說我是你的老師。後來，此女碩士考取了金庸的第一個博士生。她也的確不敢對人說，她是某老師指導的研究生。
劉叔雅先生執教于西南聯大，任教授。時沈從文以小說暴得大名，亦為西南聯大聘為教授。叔雅先生聞而怒曰：陳寅恪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百塊，我劉文典也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十塊，朱自清，每個月該拿四塊，至於沈教授，連四毛錢都不該給他！又一日，防空警報甚急，叔雅先生亦隨諸生奔跑躲避，道逢沈，叔雅先生遂立而詈曰：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民族的將來，你這該死的，你跑什麼！
名主持陳魯豫，於“中央二台”採訪名流，一時有“平生不識陳魯豫，便稱英雄也枉然”之說。或有自以為名流者、欲為名流者，趨之若東海逐臭之夫。丙戌年魯豫議訪黃公苗子，黃公本在兩可間，其妻郁風曰：吾觀其人，身量甚小而厥首至巨，殊非人類，吾不允也。茲議遂寢。
吳小姐虹飛，當今有數之娛記也，更曾榮膺“無良記者”稱號，比來更因黃吳之戰，聲名大噪。憶在清華日，吳小姐有小說一篇，通篇囈語，毫無情節可言，餘不能卒讀，謂其“無內容”，時文學社社長顏濤正色曰：“有——內容！”十一年後，餘偶憶此，遂並志於是，但默誦定庵詩“天教偽體領風花”而已。
蔣慶者，今世之偽儒也。廣安朝，蔣子流宕京師，以策動學生運動為業。時蔣生信耶教，其於儒學，固無所知也。後事泄逃逋，亡匿川大某博士家。乃語博士，雲倘天假以年，自當致力儒學。博士雲：汝眞欲治儒學，第一不得以宗教視之，第二不得倡專制，第三不可不反康姆囿你之末。而今日蔣慶之為儒業，莫不反博士之誡而行之。
范曾就學於中央美院，時將畢業，美院成例，凡畢業生例須交作品一幅。范曾繪事已畢，則每日潛伺於恭門府花園外，冀得郭樂山一言之褒。樂山素以通天教主自命，乃親為題筆書數語以志其端。范曾遂以此幅呈彼師。師見之極不忿，而亦無可奈何。范氏之得名，蓋多類此。
張叢碧癖于海棠，每歲海棠花開，例赴天津賞花填詞。丙午之難，不復更為此遊。其時北京中醫學院有海棠數本，亦饒豐致，某氏遂邀叢碧往遊。行至半途，叢碧內急難耐，便於街邊大解。某氏後語人雲：此眞名士也。
天風閣主人，詞學白石老仙，而野雲孤飛，極致清空，又頗與玉田為近。先生早歲過七裏瀧，有浪淘沙詞紀雲：萬象掛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搖夢過江城。可惜層樓無鐵笛，負我詩成。 杯酒勸長庚，高詠誰聽？當頭河漢任縱橫。一雁不飛鍾未動，只有灘聲。先生晚年語諸弟子曰：余易簀時，汝等幸無落淚，但于餘耳畔誦此闋，餘當含笑而瞑。後諸弟子果誦此闋為先生送行。嗟乎詞仙，今世尙複能見斯人乎？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德清俞氏亦僅四世，四世中亦僅三人。三人者，春在堂主人之經學、俞探花之辭章、小俞先生之紅學，皆足自立。小俞先生不甚依傍家學，冠年篤好新文學，一生鍾情磨調，年且八十，尙以假嗓唱《遊園》之春香。磨調素分清曲與劇曲，小俞先生所為者，清曲也。寒柳堂詩：“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奼女”，知定不為小俞先生而發。
又：平伯晚年邋蹋，泗流，恒以中山裝袖口抹拭，久之袖口有若油浸。
周玉言雖出身寒微，而平素最以風流自喜。負笈燕京時，亦儼儼然一濁世佳公子也。才人性狡，自古卽然，玉言尤甚。嘗私擬曹雪芹詩，流布在外，又故作玄虛之論，吳子臧遂信焉，詳為箋說，卒為天下笑。子臧銜之終身。予聞而歎曰：予輩知識份子，所應仇恨者惟愚昧、卑賤二者，餘皆閒氣，殊可不必也。況子臧與玉言，同出燕大者耶？
沈從文嘗雲：丁玲摽梅之年，醜似無鹽，而亂若武曌。予觀今世女作家，亦可想見前輩風流也。然毛郎深愛賞此抵得三千毛瑟精兵之文小姐，有洞中開宴會，款待出牢人之句，紀初會也。紅羊之歲，丁亦不免，後有客問曰：汝恨毛郎否？丁答曰：吾不恨也。其愛我不得，故令人辱折我，吾何恨耶？
黃藥眠先生藏有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一部，宣紙精印，美雅絶倫，丙午刧起，先生恐是書燔于秦火，乃忍痛轉讓。初議定二十圓，而買方還至十六圓，出卡車一部運走。後遂不知所終。嗚呼，我知黃公，醫卻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矣！
紅朝最重出身。任二北以前朝巨公胡氏記室，遂不得用。流寓四川，至鬻花生米度日。文革後應博學鴻詞召，入翰林院，以性耿介忤人，又當行。維揚，二北桑梓地也，欲終老焉。先是，二北有祖屋數椽，土改時已為新民所據，二北索而不得。將去長安，買草席一方，語友人曰：若不索回祖業，有死而已。後果席其門，宿焉。有司不能堪，終以完璧歸之。
予向于清園時，受公文寫作之業，教習者誰？中文系黨委書記孫公也。孫公衡文，必主通達，嘗戒諸生，慎勿為無人能解之洋八股。予初不知洋八股為何物，後李慎之先生語我雲：“儂曉得汪暉不啦？予讀其中文論著，慨其文字艱澀，以為必有獨知之慮者，及見其英文論文，則駭其淺薄也。”予始知洋八股者，唬人術耳。
西諺雲僕人眼中無偉人，東土何嘗不然。紅朝十年，歲大饑，有官保奉諭示陳義寧曰：若！當戴德！今領導恩及汝，日供牛乳一支。義寧曰：吾妻兒亦需牛乳，其如之何？官保後常以語人，且笑曰：“盲鬼，咁資產！”資產，北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三十年代清華園梓有《清華週刊》，存世甚眇，惟清華圖書館尙存全帙。頃有張玲霞氏拋心於茲，遂成一專著。或謂：此刊當時實一尋常之學生刊物耳，何研究價值之有？然當時藉藉無名之作者，後多成享譽世界之名家，卽黃公度詞，傳世無多，亦有賴此刊而存天壤者。此刊之眞價，何待言耶？主其政者，則中文系學生蔣南翔。南翔少年即抱澄清之志，潛入馬黨，鼎革後長校清華，嗣遷教育部主事。蔣贅于吳氏，吳氏父，涇陽吳宓也，曾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主任、清華西洋文學系主任等職，時為西南師院教授。南翔欲涇陽返京，許以重建清華西洋文學系，涇陽報曰：汝今私於我，非汝眞欲行此道也。不果行。時上有言：大學我看還是要辦的，但首先是理工科大學。涇陽定知蔣必不能踐言也。
孫公軼青，久曆官場，曾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國家文物局局長，二品大員也。素親翰墨，複喜附庸詩賦，致仕後膺任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倡文藝服務大眾，詩詞必須通俗之說，嘗謂古今第一好詩非李白《靜夜思》莫屬。有句頌十五大雲：小康奔向大康門。其不知小康出諸《禮運》，與大同對也。予嘗駭蕭艾教授不知靜安“誰能妄把平成業，換卻平生萬首詩”之平成出諸《尙書》，反引“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證平成必為平陳之誤，今孫會長之謬，尤出人意表矣。
言慧珠訪日回國，曾致送文懷沙襪子一雙，送襪，東國之俗也。文卻于辦公室洋洋自得，炫雲：“言慧珠言老闆，梅蘭芳的弟子，從日本給我帶回一雙襪子，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你蹂躪我吧！你踐踏我吧！” 人謂文懷沙以“反老大哥思想罪”入獄，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于文家書房。然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文氏入獄，實以售秘藥于黨政要員，徒見伐身，未收演蝶兒之妙，終至罹禍。又迷奸青年藝術學院女生，數罪併發。實自取之耳。文氏年過九十，猶自色心不減。頃見其預某會，端坐主席臺上，一手持話筒，一手猶摩搓身側女主持香肩不已。
何新八十年代以沈昌文薦，暴得大名，有《諸神的起源》一書，附會燭龍為北極光，可足發喙。（其餘荒唐可駭之論尙多，餘不能一一省記。）又謂魏連殳是中國第一個多餘人。其善於投機，往往如是。而青年多乏智識，遂奉為偶像。何新以白丁而入翰林院，卽此一端，可證“卑賤者最聰明”之語，非妄發也。其時李澤厚編修謂其學粗疏，何新便於翰林院張大字報，雲汝再敢妄議，我必手刃汝。澤厚經紅羊之刧，已成驚弓之鴈，余子亦無人敢面折之，何新氣焰，遂不可一世。何新後充國史館，余友閔公同其行。閔公嘗語之雲：汝之學博，夫文學也，美學也，余不能解，惟歷史學，汝一無所知。何但為白眼，亦莫可奈何。余友李公入國史館時，何已青紫在身，離去多日，李公於館中假書，竟屢見缺頁，人皆曰：此必何新所為也。當八九前何氏名最盛時，有北師大女生某，曾至其家，入座未二分鐘，何即前索吻，女生奪路而出，返校，大哭不已。初，何新所姘者為一打字小姐，頃則《漢武大帝》之導演胡玫也。
南開甯公宗一，情種也。素治《紅樓夢》，亦栩栩然紅樓夢中人物。知天命之年，猶且與一雙十年華之女生相戀，女家不欲與之，二人遂仰藥殉情，幸為人救挽得免。
吾鄉戴公文葆，早年畢業於復旦，後入三聯書店，當世有數之出版家也。然戴公每聞人談沈昌文，必切齒曰：此人流氓。一日予晤沈昌文，偶有客笑問：頃于潘家園見三聯老檔多宗，甯無公當年揭發告密之件乎？沈則恬然自得，若無其事。沈以上海百樂門應門小廝，而為《讀書》之主編，其際遇之奇，又過於何新。沈為何父執，何之得意，沈實予力焉，然沈亦曰：何新眞流氓。
吳則虞先生嫻于經子，實則詞學亦足名家。中華書局所出清眞集、山中白雲詞，校讎之任，皆先生為之。至其己作，亦複清麗可喜。先生皖人，而自雲一生低首服湘人，故其令坦卽湘人也。
世知何新嘗迻譯培根《論人生》，以為必會通中西者，不知何新素不解娵隅。所謂迻譯，非就原文譯出，乃就水天同先生全譯本，刪繁就簡，若小學生“用自己的話復述”者。試舉書中《論青年與老年》篇一節於下：「青年人在執行或經營某事的時候，常常所包攬的比所能辦到的多，所激起的比所能平伏的多；一下就飛到目的上去，而不顧慮手段和程度；荒荒唐唐地追逐某種偶然遇見的主義；輕於革新，而革新這種舉動是會引起新的不便來的；在起始就用極端的補救之法；並且(這是把一切的錯誤都加重一倍的)不肯承認或挽救錯誤，就好像一匹訓練不足的馬一樣，既不肯停，也不肯轉。有年歲的人過於喜歡反對別人，商量事務商量得過久，冒險過少，後悔太快，並且很少把事務推進到十分徹底的地步的；反之，只要有點稀鬆平常的成功，他們就很滿足了。」(水譯本155頁)何譯如下：「青年的性格如同一匹不羈的野馬，藐視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極端。勇於革新而不去估量實際的條件和可能性，結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卻招致更大的禍患。老年人則正相反。他們常常滿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於行動，議論多於果斷。為了事後不後悔，寧肯事前不冒險。」(何譯本59頁)則知何全未見原文，所謂譯文，實從水譯檃括而出。惟何于其《譯者的話》中雲：“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水先生那個譯本中的譯筆可能略微古奧了一些。但筆者在重譯的過程中，還是從水先生的譯文中受益非淺的。”或其時天良猶未全泯，尙內疚神明歟？又有瑞士人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著，署名何新譯。然此何新非彼何新也。聞有客問何新：汝非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者乎？何卽嘿然受之。
曩于《文學自由談》見謝冕來信駁某公指其文中用錯成語，畧謂：予學問若何，自有公斷。然則謝冕究有何學問，餘不能知也。或語餘：謝靠三篇論文吃一輩子，卽俗所謂“三個崛起”也。餘因悟《銀翹集》中“偶見紅顏仍崛起”句，實指謝冕而言。（按：楊憲益先生譯才當世第一，余事為文史研究，有《譯餘偶拾》，樸學巨著也。詩集名《銀翹集》，有報嚴文井贈蛤蚧酒詩：早知蛤蚧壯元陽，妻老敦倫事久忘。偶見紅顏仍崛起，自慚白髪尙能狂……云云，自注，崛起句，謂新詩人高呼三個崛起也。）
趙生建林，餘在北監之學弟也。初，徇眾謁錢公理群，諸生皆問文學、問理想，惟趙生問：先生以為我當不當入黨？錢倉卒無以應之，但曰今天天氣矣。黨義一科，生繳論文，歷數成祖之辜，而心眷太祖（按華氏為建文），若不能已，洋洋灑灑，幾數萬言。某日義憤塡膺，語餘曰：知識份子太骯髒了！餘驚問其故，彼雲：周國平的老婆竟然嫁給陳鼓應了！餘駭其就讀哲學系，不知陳鼓應與陳嘉映之為二人。
文聯張主席鍥，素性風流自喜，耳順之年，仍作《上海灘》中許文強之大包頭，亦西門、未央儔也。予嘗于地攤見其文集，無一篇非垃圾，乃深慨曰：“一個人寫一篇垃圾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寫垃圾，不寫好文章，這纔是最難最難的啊！”十年前其女正讀初中，有成語不知出處，時嚴家炎過訪，卽以告之。主席訕訕然謝，而銜之入骨，每與人言此事，必曰：學者，就是有學問。然而學者雖有學問，靈性必為學問所汩滅。
錢鍾書嘗致書吳忠匡教授雲：尊詩賢于趙釘鉸、郭打油遠矣。唐胡令能以負局鎪釘為業，感夢能詩，亦張打油之倫亞。錢公所指，則為紅朝二巨公也。余在安慶，同行皆入趙釘鉸故居參觀，以為翰林舊府，必助文興，予則心鄙其人士行蕪穢，明信空王，暗參歡喜，拒不入其門。
郭打油少年為新文學開山，蔑視舊道德，崇尙性自由，曾因花柳病而累及其下堂妾安娜。晚年歸樂山掃墓，竟曰：男某率妻某某、妾某某、某某同拜。至此舊道德又獲完全之勝利矣。
某新詩人，不知誰氏子也，95年初冬，著長衫馬褂，瓜皮帽，留辮子，步入清華西門之萬泉河中，且行且除帽、剪髪、逐一脫衣直至全裸，便於河水中非法出精。河上早備數十境外媒體記者，“記錄這一後現代主義的行為藝術”。詩人旋以此入德國籍矣。
當九十年代末，予友李公洪岩、範公旭侖考證錢鍾書留學英國，決不可能獲副博士之蘇聯學位，又謂楊絳《錢鍾書與〈圍城〉》非信史，楊便致電丁關根同志哭訴，請將李、範書銷禁。令遂行。而中書君身後，楊絳終不得不推翻昨日之我，承認錢所戴者為學士帽，而非蘇聯友好援助英聯邦之副博士帽也。
棣之師嘗謂，錢鍾書心中孫柔嘉必系楊絳無疑，而必語之雲：汝卽唐曉芙了。唉，在敵人眼皮底下幹革命，用句京戲詞兒說：忒亦地辛苦了！
孔凡章先生，詩壇之通天教主也，門下弟子眾多，佳者亦頗不少，時號孔門。余至友劉公夢芙，卽孔門大弟子也。門主素不喜《紅樓夢》，更不喜紅學，嘗從容語馮其庸雲：你們這些搞紅學的，是不是連林黛玉什麼時候來月經都要研究？
余曾于周曉川師處見其抄錄方重禹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四皓者，馮友蘭、魏建功、林庚、週一良四教授也。餘傑《火與冰》雲：「把江青捧為鳳凰的,是馮友蘭;為江青講《離騷》的,是魏建功;積極批林批孔的,是週一良;為江青講李商隱是法家的,是林庚。」即四詩本事也。然予不知當日之猶大，有何資格刺四皓也。 朱庸齋祖師貌俊朗不凡，曾眷于汪兆銘之女，《分春館詞》中有《燭影搖紅》一闋，卽詠其事也。詞雲：“碎雨黃昏，倩誰偷喚春魂轉。亞階紅白盡辭枝，向晚餘寒淺。清夢人間易斷。最難消、啼鵑又遍。傷心重過，綺戶朱門，風花盈面。 翠管銀船，當時肯放韶光賤。一春心事水東西，流恨天涯遠。愁裏年華自換。費憑高、相思淚眼。暮雲過後，未了重陰，閑簾休卷。”
京俗呼嫁夷人者為扛洋槍的。九三年海上某名校曾查出十二對男女共處一室，行無遮大會。男皆夷人。後檢出此十二女子同罹艾滋之疾。校方欲以開除學籍論處，十二女子謂：汝敢行之，我等卽於學校旁長住，逢男人便勾引。校方不能堪，遂各予畢業證書，戒其返鄉乃已。噫，扛洋槍的之寡廉鮮恥一至於斯，亦幾希矣。
余在北大之學長王公，性滑稽，嘗雲：吾知張也之前身必為張南皮也！按《說文》：也，女陰也。段金壇注：此本無可疑者，而淺者妄疑之。鳴呼，南皮公豈唱走進新時代輩耶？
黃公延複，海內外共知之清華校史研究專家，自謂以一人敵一室。一室者，官辦之清華校史研究室也。余在清華日，中文系辦有《清華中文報》，主編則屠兄曉光，王兄洪波亦予其事焉。時洪波兄問黃公何謂大師，黃公從容曰：予心目中大師，必有第一流思想、第一流學問、第一流之文采而後可。仿佛其人者，其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與？洪波遂直錄之。不意此語竟致使《清華中文報》停刊整頓，聞校黨委開會痛批黃公，有某公曰：黃延複眼中，寧有吾輩耶？又傳達：此後校內任何刊物，不得刊載黃延複文章，雖片紙隻字，亦不許用。後清華九十華誕，校報擬紹介清華風物，又非黃公文字不可。黃公見主事者，因笑曰：汝不言乎，黃某雖片言隻字，亦不得流布在外，今何前倨而後恭耶？主事者但訕笑而已。
文學評論家白某以與韓寒罵仗而為世所聞。予知白氏，則稍早於是。白某素昵于蘇州戴女作，魚雁相傳，未嘗有間。偶以電腦病毒相侵，閨閫之言，遂流於外。白有贈戴之作雲：我的手拉著你的手，我的口對著你的口……或曰信天遊體也。予友張子，閱而歎曰：不意白公年高體衰，語言暴力猶若是之生猛！
向日《北京娛樂信報》載，某Z姓女星出自風塵，其時趙薇著日本軍旗裝事方熾，世鹹以Z卽趙。不知趙薇乃正途出身，更不知七十年代人之夢中情人蓉兒，竟為昔日杭城坐葷台之小姐。我若為金庸，寧不如吞蒼蠅哉！
昔朱淑眞有句雲：“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已啟人詆訾，今日女作家所為小說，放蕩越情之處，有甚於此者遠矣，而世無衛道之士一為蕩滌，思之可歎。今屆作協，入值樞密之婦人者六，皆善性描寫，時號曰六必居。亦可謂謔而近虐矣。
近聞陳染女士所狎者為一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之女司機，人前但呼曰表姐。不知當日陳氏亦有所歡，歡則北師大某君。某君時受業于棣之師之門，偶攜陳女士詩作謁師，師雲：咦，此女子甚可畏也！次日某君卽與陳氏絕！
北大女詩人YN，早年自費出版詩集，倩謝冕為序，遂得不予統考，經面試直升北大文史哲實驗班。彼在北大日，素常喜箕坐，雖露底褲，無嫌焉。餘頗引以為笑談之助。後予友張子道此女面試時情事甚詳。雲：YN入京，宿于先鋒小說家QHD家。Q欲享之，而YN委曲不肯就，曰：“你是我的哥哥，我是你的妹妹。哥哥和妹妹怎能幹這種事呢？這樣吧，我給你用嘴吧。”
新文化運動起，新潮青年咸與維新，惟黌舍講習，仍多以舊學授群生。紅朝定鼎後，百舊俱「新」，卽大學中文系之課堂，亦皆以新文學為主，新進監生，無不視舊文學為骸骨，惡之欲其死。蓋當日上庠，非根正苗紅則不納，此輩素無根基，故覺新文學較易入人耳。費師振剛，時從王公瑤游，獨好古敏求，異于時輩，王公遂以「費老」呼之。
予嘗謂凡操北京土話者必無眞學問，此雖獨斷之言而屢屢驗之，予友劉錚頗韙予言，亦未知何故。黔之陳，嘗注韓蘇詩者，有子不能克紹箕裘，卽滿口京腔,，殊可厭也。予曾聞之曰：你說餘秋雨沒有學問嗎？他學問大著呢！人家是聰明人，知道做純學問沒錢，他做純學問做不好？要做，做得好著呢！可人家聰明！又嘗有翰林編修劉小偉，與予同預國際金庸小說研討會，詰予曰：您說賈寳玉搞同性戀，您是瞧見了還是考證出來的啊？予曰：此查先生所雲。彼乃頹然就座。先是，劉潛知予出藍田門下，卽于大庭中痛詈予師，謂其道德敗壞。予怒曰：對子罵父，是為無禮，汝尙是人否？故詰予者，欲以報予，而卒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昔年上海京劇院編排有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晉京演出，各大學皆有贈票。余時任清華京昆協會秘書長，故亦預焉。餘觀此劇，駭其花臉竟唱南梆子，自餘殊不必論矣。翌日，余之同班同學某，道逢余，盛道斯劇服飾燈光之奇美，劇情之跌宕，矛盾衝突之激烈，餘曰：汝不懂戲。不顧而去。又數日，上海京劇院假座人民大學，邀各校學生座談，清華又推餘赴會。會上餘痛詆該劇，北大與會二君，與餘爭執不下。越明年，餘轉學北監，複與二君逢，餘為二君養廉恥，不欲言之，二君則自承當日之謬也。蓋二君初受業北大駱正教授之門，便為其導入歧途，頃以吾友張衛東先生每週赴北大義務教戲，始稍知舊劇門徑。駱正於北大開壇多年，謬種流傳，害人不淺。嘗於書肆睹其《中國京劇二十講》，淺薄幼稚已極。
戲曲電影《群英會》、《借東風》之拍攝，識者鹹以為京劇形制已頗遭割裂，不知今之傳世版本，亦是葉公盛蘭鬥爭得來。導演陳懷皚，卽陳凱歌之先考，強不知以為知，如起霸諸節，並欲橫加刪削，眾不能堪，而無敢言者。獨葉公以指戟之，詈曰：“孫子！你丫懂戲嗎？”魯殿靈光，遂得賴以保留。馬連良私語葉曰：“四弟，你今兒可給咱大傢伙兒都出了口惡氣！”
八十年代，新潮藝術家于傳統戲曲反頗垂注，如今日白先勇之屬目昆曲然。有藝術家某，作《南腔北調大匯唱》，遍邀京師名流，一時滿座諛言，獨張君秋雲：你們搞的什麼南腔北調大匯唱，咱也不懂。但是，我們現在吃飯放的背景音樂，京劇裏叫《哭皇天》，那是死人用的！
某文獻大家，渠生前所出單行本，久絕其版，中華書局近為其出文集，洵學界幸事也。惟此公有斷袖之癖，門下男研究生，往往遭其強吻。
某女碩士畢業時，其師對她說：你出去後，千萬不可說你是我的學生。因為你讀我的研究生，是你考進來後學校安排給我的，不是我要招你的。你這麼差的學生，我根本就不想要，但我沒有辦法。所以，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學生，你也不可說我是你的老師。後來，此女碩士考取了金庸的第一個博士生。她也的確不敢對人說，她是某老師指導的研究生。
劉叔雅先生執教于西南聯大，任教授。時沈從文以小說暴得大名，亦為西南聯大聘為教授。叔雅先生聞而怒曰：陳寅恪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百塊，我劉文典也是教授，每個月該拿四十塊，朱自清，每個月該拿四塊，至於沈教授，連四毛錢都不該給他！又一日，防空警報甚急，叔雅先生亦隨諸生奔跑躲避，道逢沈，叔雅先生遂立而詈曰：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民族的將來，你這該死的，你跑什麼！
名主持陳魯豫，於“中央二台”採訪名流，一時有“平生不識陳魯豫，便稱英雄也枉然”之說。或有自以為名流者、欲為名流者，趨之若東海逐臭之夫。丙戌年魯豫議訪黃公苗子，黃公本在兩可間，其妻郁風曰：吾觀其人，身量甚小而厥首至巨，殊非人類，吾不允也。茲議遂寢。
吳小姐虹飛，當今有數之娛記也，更曾榮膺“無良記者”稱號，比來更因黃吳之戰，聲名大噪。憶在清華日，吳小姐有小說一篇，通篇囈語，毫無情節可言，餘不能卒讀，謂其“無內容”，時文學社社長顏濤正色曰：“有——內容！”十一年後，餘偶憶此，遂並志於是，但默誦定庵詩“天教偽體領風花”而已。
蔣慶者，今世之偽儒也。廣安朝，蔣子流宕京師，以策動學生運動為業。時蔣生信耶教，其於儒學，固無所知也。後事泄逃逋，亡匿川大某博士家。乃語博士，雲倘天假以年，自當致力儒學。博士雲：汝眞欲治儒學，第一不得以宗教視之，第二不得倡專制，第三不可不反康姆囿你之末。而今日蔣慶之為儒業，莫不反博士之誡而行之。
范曾就學於中央美院，時將畢業，美院成例，凡畢業生例須交作品一幅。范曾繪事已畢，則每日潛伺於恭門府花園外，冀得郭樂山一言之褒。樂山素以通天教主自命，乃親為題筆書數語以志其端。范曾遂以此幅呈彼師。師見之極不忿，而亦無可奈何。范氏之得名，蓋多類此。
Tuesday, January 16, 2007
Chinese magazine editor known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removed from post
The Associated PressPublished: January 4, 2007
BEIJING: The editor of a state-run Chinese magazine, known for its investigation of land grab scandals and other corruption cases, said Thursday he was dismissed for making his publication too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Huang Liangtian was told Sunday that he was no longer editor-in-chief of Baixing, or People, a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uang said that during his two years at Baixing he turned the magazine "from a publication abou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only farmers read into one that addressed real issues with honesty."
"Our main readers becam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 reform of China," he said. He said he was proud of hiring writers who questioned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ir writing.
Huang was told that his dismissal was a routine editorial shuffle but he said the real reason was the magazine's reporting on sensitive issues.
China often gives conflicting signals regarding the freedom of journalists to do their jobs.
This week the government relaxed decades-old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reporters, giving foreign media greater freedom to travel and report ahead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However,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use vaguely worded state secrecy and subversion charges to suppress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Journalist advocacy groups report at least 50 reporters imprisoned in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n Wednesday condemned Huang's dismissal, saying it showed that China's media remained under stric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 official with China's Agriculture Magazine Press who would give only his surname, Li, denied that Huang was dismissed because of the way he ran the magazine.
He said Huang's new posting was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Magazine, and called it a "routine rotation of editorial staff."
Li said it was not a demotion but Huang disagreed.
"I am not a journalist anymore because the so-called magazine I've been transferred t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ews," said Huang, who ha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for 20 years, starting with the Farmer's Daily. "Chinese media belongs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Baixing has reported on villager complaints of unfair compensation following government land seizures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Jiangsu and central province of Henan.
Last September, Baixing's Web site was temporarily shut down, apparently for posting accounts of the beating death of a villager involved in a dispute with developers in Jiangsu.
Huang said at the time that he had been warned by the Jiangsu government to take the material off the site or face a shut down but he refused.
BEIJING: The editor of a state-run Chinese magazine, known for its investigation of land grab scandals and other corruption cases, said Thursday he was dismissed for making his publication too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Huang Liangtian was told Sunday that he was no longer editor-in-chief of Baixing, or People, a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uang said that during his two years at Baixing he turned the magazine "from a publication abou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only farmers read into one that addressed real issues with honesty."
"Our main readers becam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 reform of China," he said. He said he was proud of hiring writers who questioned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ir writing.
Huang was told that his dismissal was a routine editorial shuffle but he said the real reason was the magazine's reporting on sensitive issues.
China often gives conflicting signals regarding the freedom of journalists to do their jobs.
This week the government relaxed decades-old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reporters, giving foreign media greater freedom to travel and report ahead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However,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use vaguely worded state secrecy and subversion charges to suppress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Journalist advocacy groups report at least 50 reporters imprisoned in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n Wednesday condemned Huang's dismissal, saying it showed that China's media remained under stric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 official with China's Agriculture Magazine Press who would give only his surname, Li, denied that Huang was dismissed because of the way he ran the magazine.
He said Huang's new posting was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ket Magazine, and called it a "routine rotation of editorial staff."
Li said it was not a demotion but Huang disagreed.
"I am not a journalist anymore because the so-called magazine I've been transferred t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ews," said Huang, who had worked as a journalist for 20 years, starting with the Farmer's Daily. "Chinese media belongs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Baixing has reported on villager complaints of unfair compensation following government land seizures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Jiangsu and central province of Henan.
Last September, Baixing's Web site was temporarily shut down, apparently for posting accounts of the beating death of a villager involved in a dispute with developers in Jiangsu.
Huang said at the time that he had been warned by the Jiangsu government to take the material off the site or face a shut down but he re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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