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30, 2007

荔枝园在沦陷

福建省漳浦县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项目,在该县旧镇镇的山兜行政村和苑上行政村征地1000亩,所征土地有大约600亩是荔枝园,涉及荔枝树10000多棵。当地政府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与村民签订征地协议,且在征地时出动了公安干警和边防武警。文/徐 锋


3·20锯树事件

阳春三月,闽南大地春意盎然,空气里弥漫着荔枝花的味道。
漳浦县是“中国荔枝之乡”,旧镇就是著名的乌石荔枝的产地。除荔枝外,这里的经济作物还有西红柿、荷兰豆、台湾枣、香蕉等。乌石的荔枝树有近一半是1958年种植的,还有一些是1980年左右种植的。这些荔枝树曾经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兴建台玻工业园,2007年1月5日,旧镇方面在长春中学召开征地动员会,旧镇的负责人在此次会上表示,征地是为了旧镇以后的发展,开发也是出于村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政府对于被征地的农户给予每亩15000元的补偿。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征地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1月8日,当地政府设征地指挥部于山兜小学,在镇里干部的指挥下,一支由公安干警、镇村干部和雇用人员组成的征地队伍开进了村里。据村民反映,这支队伍人多时有100多人,平时也有50人左右的规模。村里的高音喇叭也每天反复播放着“征地是强制性的,赶快量地”的讲话。
从3月8日开始,不满现有征地政策的村民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的相关部门反映征地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合法和补偿标准太低的问题,多次上访后得到的答案是“到下面来处理。”
据村民反映,最初到漳州市国土局上访时,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听说山兜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5000元一亩时,就做了一个手揣兜的动作,意为补偿太低了,补偿款都被别人装兜里去了。在几次上访没有结果之后,村民干脆就坐在漳州市国土局,以等待县里对此问题有个说法。无奈之下,市国土局通知漳浦县有关部门将这些上访的村民领回去。但村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们想见的父母官们。
按照政府方面的说法,这次征地是为了所谓的“台玻工业园”项目,而村民则说:“指挥部的人最开始说这工业园项目是市里的项目,在我们多次上访之后,镇里的人又说是省里的重点项目,你们不要再上访了”。
3月20日,政府方面通知上访村民中两个最有威望的人到县里去开会,说是县里的领导要召开座谈会,解决村民的问题。在这两个“反抗骨干”离开后,由镇里干部出面,带领着由公安干警、边防武警及雇工组成的1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田里。他们出动警车,携带电锯等工具,不由分说直接将荔枝树锯倒在地。有村民上前阻拦,被按倒在地。当日就锯掉了60亩的荔枝树,约有1000多棵。
这两位村民回来后,发现自己田里的荔枝树已经被锯掉了,就去质问负责征地的驻村镇干部:为什么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候锯掉我们的树?
“我不知道”,这位镇干部的回答也很干脆。
村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之后,指挥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征地锯树,但却放慢了进度。趁村民吃饭或者休息的中午或晚上将荔枝树锯掉。
村民说,征地开始后,山兜村的村干部合伙买了台推土机,隔两天就把它开出来,“东推一下,西推以下,有时候甚至是乱推一气”,试图以此给还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人施加压力。


村民的不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征地进行的非常仓促,当地政府和被征地村民之间并没有充分的沟通。据村民反映,“1月5日当天凡是去开会的村民,只要签了名字,按上手印儿,就可以拿到10块钱和一包香烟”,虽然有这么实惠的条件,但去开会的村民依然不到被征地村民的一半。
虽然开了动员大会,但征地的有效信息并没有及时传达给所有被征地村民,征地正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开始的,随着征地工作的展开,这种不对称也越来越严重。
丈量土地时,征地指挥部的人跟村民说:“大家都是朋友,赶紧把土地量一下,拿一包烟给你抽了。”很多村民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丈量的土地。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皮尺是松的。本来是1亩地,丈量时有时会多于1亩,有时会少于一亩,这基本是由村民的地位来决定的。用村民的话说,征地指挥部在丈量土地的问题上没有“一碗水端平”。
为了能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征地指挥部采取了很多办法,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翻旧账抓短处,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征地工作。漳州大水之后,政府为了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村民重新建房免收各种税费,但有村民因为没有领取征地补偿款,征地指挥部的人就要强行将其带到镇里去,还要他补交建房的各种税费。山兜村一位村民因不同意征地,当地政府就将其10年前捡到一个弃婴抚养的事翻出来,以其没有办理领养手续为由将其带到镇里关了起来。
西坂自然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土地补偿款没有领取,地上的作物也没收,这些作物都是他养牛的主要饲料,在这些土地被推掉之后,他养牛要到很远的地方,非常不方便。“我们都种田种了一辈子了,就是征地,也要把地上的作物收了啊。推地那天,村里来了好几部车,还有警车,看到这种阵势,很多村民吓得不敢出来。”看到要推地,这位老人上前阻止,结果手指被弄断。
在征地动员大会上,驻村的镇干部公开讲,“钱就这么多,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这15000元是一次性补偿。村民除了觉得这15000元的三费补偿太低外,还认为政府应该对锯掉的荔枝树进行补偿。有村民告诉记者,“就在征地的同一时间,有人从村里买了60亩地,当时的补偿标准是3万多一亩,且在此之外每一棵荔枝树补偿1500元。同样是征地,为什么我们只有15000元?我当时问这位驻村镇干部,他却说‘那60亩是一个大老板买去建别墅,人家有钱就多补偿你们,政府没钱就只能补偿15000元’。”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征地建设项目收益的一部分应该拿出来给失地较多的农民提供生活来源。征地超过一定比例的农民,还要纳入城镇居民体系,进行统一安置。村民们说“政府方面虽然说等以后由镇里统一解决,但毕竟没有落实啊。到时候,领导都换了,找谁去啊。我们都年岁大了,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了,我们靠土地生活,现在没有土地了,生活也没保障,以后靠什么活啊。”
针对当地政府在征地程序、征地补偿、生活安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村民曾多次提出,要按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规定办理,但政府方面一直予以正面回应。


当地政府的用心良苦

4月4日,记者到漳浦县国土资源局了解此次征地的有关情况。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局长去县上开会去了。记者又联系了旧镇镇李益民镇长,李镇长在电话里表示,非常欢迎新闻媒体前来采访,但由于自己要去县里开会不能亲自接待,如果去镇里的话,他会安排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
一个小时后,在旧镇镇政府明亮的会议室里,三位旧镇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位是山兜村的驻村干部,姓卢;一位是卢姓干部的同事,据说姓郑;还有一位是做秘书工作的,据说姓王。面对记者,这三位镇干部都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
双方坐定之后,那位郑姓的干部,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照本宣科的读了起来,俨然是一幅开大会做报告的架势,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据这位干部介绍,征地是依照漳浦县2006年度第十二次村镇建设用地和土地征用的批复(闽政文[2006]561号),征收旧镇镇山兜村园地29.2797公顷、其他农用地0.868公顷,苑上村园地22.5999公顷、其他农用地0.2557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0.1357公顷,吾江村园地10.1678公顷、其他农用地0.109公顷,深士镇山尾村旱地0.4946公顷、园地0.1896公顷、未利用土地0.0225公顷,墩柄村旱地1.1459公顷、未利用土地1.087公顷,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66.3554公顷。其中,山兜村和苑上村征收土地53.139公顷,约合800亩。也就是说,这次所征土地,大部分是园地,但没有水田。但村民说,经过他们的测量,实际征地已经超过1000亩。
而征地补偿方面,按照旧镇方面的说法,山兜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717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279元;苑上村每亩的平均征地三费补偿为16868元,扣除村集体应留部分为14441元。而在实际支付征地补偿三费时是统一按照每亩15000元的标准,已经超过了省里批复的标准。从这一点来看,省里还是充分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卢姓干部说:“这次征地是为了建设台玻工业园项目,台玻是世界知名的玻璃生产厂商,这个工业园项目也是省里的重点项目,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抓的。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老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些村民就是不能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尤其是山兜村那个林如龙,以前做过村支部书记,这个人讲话是不能信的。他从书记的位子上下来后心里不平衡,就想以跟政府作对的方式来树立他的个人威望。这个人平时在村子里就生活作风不好,喜欢抬杠,讲起马列主义一套一套的。前两年,修高速的时候,他就带头跟着闹,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他好像尝到了甜头。这次征地,闹得更厉害了。所谓的上访,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在鼓动。”
对于被征地村民以后的生活,旧镇干部承认眼下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不过,他认为,台玻项目建成之后,不但能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即使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只要不懒,就是卖矿泉水每天也能赚几十块”。
在征地程序上,旧镇镇的干部一直强调程序是没问题的。那位郑姓干部说,征地是省里批复的,程序上也是完全合法的。而对于征地协议,这位干部也坦陈,没有签订什么征地协议。在征地工作开始后并没有与村民进行沟通。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工作的方便,因现在基层的工作很难做啊。不能什么事都跟老百姓说,现在他们什么情况都不太清楚,就这么跟政府闹,要是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没得做了。
采访结束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就旧镇征地程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说,旧镇征地在程序上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省里的批复。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荔枝树的赔偿问题。“国土局现在已经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会向媒体通报的。”这位负责人说。 对此事件,本刊将继续关注。(<百姓>2007年5期)

Wednesday, April 25, 2007

那最后一期杂志

黄时代的最后一期杂志,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开始。

《明报》的对主编被撤换的报道



Wednesday, April 11, 2007

名著与其背后之人——读《中国史学名著》

1952年6月15日,年仅18岁的高二学生李敖在朋友的指引下在台中市存德巷一号见到了他当时心仪的已58岁的正在养伤史学家钱穆,他是在一次讲演中天花板突然下落而受伤的。虽然眼前“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的钱穆让年轻的李敖多少有些失望,但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全无架子”,双方很快聊了起来。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