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09, 2008
毛片不是日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日成了一种时尚，尤其校园里特别流行。这些校园里的头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冲动，抵制日货是他们常用的做法。
我的一位已经读了博士的同学不但整天把反日挂在嘴上，而且还贯彻到行动之中去。他买了一台电脑，跟所有用他电脑的人立下了一条规矩：不许用此电脑上新浪网。原因是新浪是亲日的。
我知道这件事情后，就亲自质问他，为啥不让上新浪网？
新浪是亲日的，我要抵制日货，用我电脑的人，当然不能上新浪，他说。
我靠！这就是反日！
除了自己不买日货以外，这是我反日的有效方式？谁让日本那样呢！
Naive！日本毛片你看吗，我愤怒到。
看，毛片不能算是日货吧。他和颜悦色地说道。
这就是多维的反日愤青的嘴脸，
最初，对于这些反日的青年我还是充满了敬意，以为他们能够有一些民族气节，没想到却被那些日本AV明星给征服了。
我不仅觉得这些反日愤青有多可怜。
估计，现在要是在那些反日青年中做个是否抵制日本毛片的调查，估计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为什么我们的所谓爱国主义这么虚伪呢？
#日志日期：2008-1-7 星期一(Mon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报
人啊，为啥不说实话（新民谣转载）
2008-1-5 星期六(Saturday) 晴
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
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
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
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
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
男想高，女想瘦，
狗穿衣裳人露肉；
过去把第一次留给丈夫
现在把第一胎留给丈夫；
乡下早晨鸡叫人，
城里晚上人叫鸡；
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
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
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
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
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
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
说烟酒伤身体，都不戒；
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当今社会，穷吃肉，富吃虾，领导干部吃王八；
男想高，女想瘦，
狗穿衣裳人露肉；
过去把第一次留给丈夫
现在把第一胎留给丈夫；
乡下早晨鸡叫人，
城里晚上人叫鸡；
旧社会戏子卖艺不卖身，
新社会演员卖身不卖艺
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 朱学勤访谈录(全)
(编者按) 时近岁末，媒体依例进行盘点，竞相推出特刊。其实，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描述和判断。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便对年来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逐一予以点评，本报今明两日将以年终特稿的形式奉上这一“思想大餐”，敬请垂注。
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2007年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各种现象、观点、文本纷至沓来，你怎么评价？
朱学勤（以下简称朱）：似乎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不破局也不行了。广东不是在提倡解放思想吗？改革开放已经30年，当初能进入这个30 年，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能否保持改革开放，使之进入第二个30年，去弊化利？关键之一也是思想能否解放。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变“改革开放”为 “开放改革”，让人们参与改革，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2007年开始，有句话值得一提，那就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引用艾青的诗句：若问中国的希望，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2007年结束，吴仪副总理公开说她即将退休，退休以后不担任官方、民间任何职务，希望人们彻底忘记她。这大概是我30年来看技术官员这一代较有思想个性的一句话，在健康社会只不过是一句大白话，居然引起民间热议，人们反而忘不了！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
南：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延续至今年上半年，此后《读书》主编换人，最近又发生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议。有人认为左派日益边缘化，你认为这成立吗？
朱：我没这么乐观。从网上看，同情他们的人并不少。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是被强行压下去的，人家并不服气。能压一时，不能压一世。1976年结束 “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后患无穷，当初也是压下去的。此后左右两边关于“文革”的辩论并未深度开展，仅停留于政治解决。今日遭遇改革瓶颈，左派终于找到机会抬头，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电影《色，戒》，我至今未看。但我更不喜欢的是对艺术作品的“文革”式大批判。 “文革”中的大批判是官方组织的，1980年代初的几次倒春寒，也是官方组织的，但这一次官方保持缄默，却由民间来履行这一职能！我们不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吗？总有一天，某些官方机构要消亡，但在民间铲除“文革”思维，确非短时间能期望。你我都是从这块土壤上产生的，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文革”残余？1976年“文革”是被解散的，不是被铲除的。即此而言，我从来不敢乐观估计左派已经边缘化，人家只是在等，等你暴露改革隐患，给他创造发言的机会。
至于《读书》主编换人，吵嚷最厉害的时候，我曾打电话询问他们编辑部的一个朋友，是否有行政权力干预的背景？如果有，即使我们不赞成《读书》最近十年的言论主旨，也应该为他们的言论权利辩护，至少持道义同情立场。但对方告诉我，没有，只是按相关规定正常人事变动，何况已经拖了大半年。中国有几千家杂志、报纸，每天都有人下，有人上，只要不发生政治权力干预，无论上下，谁会去惊动舆论？至于说“有阴谋”，无非是几位在京老先生说《读书》转向后越来越看不懂，这就是“阴谋”吗？以此作受迫害状，扮演成烈士，只能贻笑大方。
我们回到常识，用了90年
南：2007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用朴素的语言宣告民主价值观。温家宝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民主与法制不可分离。民间这一头，通过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等，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逐渐得到公认。总之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承认了普世民主的价值。但也有人要用协商民主取代票选民主，用特色民主取代普世民主。您对此如何评价？
朱：先从实践层面讲。孙志刚事件一曝光，马上引起国人乃至中央政府重视，然后快速反应，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山西黑窑事件也因为民意介入，引起山西方面的注意，省长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尽管这件事没能圆满解决，但比当初成千上万童工得不到关注，已经是大大改善。重庆钉子户事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媒体、民意介入，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重庆地方政府处理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更克制，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总之，民众通过自己的顽强表达，改变了政府的一些行为，政府也从民众理性的、负责任的发言，打消一点对民主的顾虑，做出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决策，顺应民意。无论是钉子户事件，还是山西黑窑事件，还是厦门PX事件，实践证明，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实践上有说服力。
从理论上讲，五四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以来，90年了，追求民主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识，梦寐以求。你看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社论，那时谈“民主是个好东西，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是好东西”，谈得比今日传媒彻底得多。甚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也曾拿英、美、法比，说那里有民主制度，故而不会发生十年“文革”。但 195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当中，一切都发生颠倒。那时讲民主，实际上有恐惧心理，却又找出很多借口，把民主妖魔化、阴谋化，说成是某些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90年！
南：对普世民主的这种认同，能否称作价值回归？
朱：是一种回归。温家宝总理还有更明确的论断，民主、宪政、法制、自由、人权，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不应自外于这些普遍价值。这是一个进步，但从五四到现在，90年过去，我们才回到常识层面，让人高兴不起来。
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还是有人说，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这根本就是无的放矢。改革开放30年，有谁主张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我们只是说，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只配当地使用，不适合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但民主在哪个地区以什么形式出现，则肯定因国别而异，因民族而异，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没有必要采用英美民主，这话无的放矢，却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
1980年代之前，抵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得辩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混淆是非。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新概念，一些学者以此来探讨如何完善已经施行多年的民主制度。而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硬件未成型，照搬西方“协商民主”新概念，有什么实践意义？牛头不对马嘴。这种概念层面的“超前消费”，掩盖着实践层面上的 “超后停滞”。
中国容易让人想到的“协商”，最典型的是“政协会议”。我曾有一个说法：人大改革要向前走，政协改革要向后看，恢复政协传统。政协从1945年开始，发展到1954年，达到它的高峰状态，它是人大之母，《共同纲领》履行过宪法功能。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目前的迫切问题是改革、是回到传统，怎么可能将它们本来就需要改革的现状来吹嘘为“协商民主”之独创，以抵制普世民主？
南：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基于国情有别，因此需要强调民主制度的民族形式？
朱：民主制度落地生根，具有民族形式，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用所谓中国特殊论，对民主欲迎又拒。一个基本史实被这些抱持“特殊论”的先生们忘记了：“中国特殊论”不是现在发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那时用来抵制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一个是知识界普遍要求的民主宪政。而共产党人与知识界在理论上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手中利器就是这个民主普世性，而不是民主特殊性。50年过去了，那些抵制民主的“特殊先生”怎么如此没长进，拾国民党之牙慧，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去了呢？
回到政协传统，这里还可以多说几句。这几年人大的权力有所加强，但它应该再往前走，然后跟政协配合起来，这就需要政协恢复传统。比如说，为什么不能考虑人大有创议权没有否决权，而政协有否决权没有创议权，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相互制衡，而不是仅仅在一个机关立法，让一个机关旁听，才能让民主立法落到实处。
社会福利诚可贵，制度平台价更高
南：今年秋天，吉登斯访问广州，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对国内情况有没有现实意义？
朱：我思想上不以吉登斯为然。我注意到的是，他这次来中国自己解释“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对他的二手介绍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一步，这一步之差非同小可，可见吉登斯作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还没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这一点要比我们这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强。
但吉登斯的理论毕竟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对中国意义不大。他兼具的自由主义我们谈得不少，现在该把重点放到他兼具的社会民主主义上来。
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第一不反对，第二有保留。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20年后，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可谓形势比人强。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它们殊途同归。在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使之更不容易倒退？
我不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哥德堡会议，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翼也有体现，若与第三国际比，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之中，“政治文明”这四个字终于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有助于消解戾气，成为化解社会对抗的助力，至少值得中国人借鉴？
我的保留也是两项。
千万不能忘记，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辑。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100年时间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主张暴力革命，多次发动对宪政体制的颠覆和冲击。经长期失败，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它和制度平台的关系，是先后关系、上下关系。社会民主党带进西方政治生活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基本制度，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阶段构筑的。
第二个保留我想提一提俾斯麦及其王朝社会福利。在欧洲，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英国是后来学他的，然后把它移植到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所以能纠正一些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劳资矛盾、社会冲突，却不会因此而把整个民族引向一个邪恶方向。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实际上奠定了希特勒后来搞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德国工人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感恩戴德，一旦发生战争，由衷地喊出为保卫祖国而战，上战场与别国的工人兄弟厮杀，这就是列宁所痛恨的“第二国际破产”。但他并没有看出德国工人之所以背叛国际主义，是因为国际主义敌不过王朝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现过短暂的魏玛宪政，希特勒一方面用独裁制来结束魏玛宪政，另一方面，扩大俾斯麦时期的王朝社会主义。30年代德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又超过俾斯麦时期，这才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
南：社会动员力强大。
朱：岂止强大，一时间无人能敌，祸害全人类！现在我们提倡社会福利，千万不能忘记，它需要一个制度平台，否则它就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父权政治结合，走向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民粹主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
南：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是今年的重磅话题，其文本较粗糙，但其冲击力，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却是不可以忽视的。
朱：茅于轼那个表达可能粗糙一点，但从茅于轼一生的实践来看，他绝不是攻击他的人丑化的那样。茅于轼的本意是，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但不必为他们办事了，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而穷人要脱贫，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渠道、资金，而不是高调叫喊，所以他说，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我觉得无大错，他自己办保姆学校，办小额贷款，言行一致。这样的老人应该引起社会敬意，而不是敌意。
南：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
朱：民粹主义在俄国19世纪中叶出现，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式发展，但现在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
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破坏原始道德，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第三层是它的引申，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就喊出了一个口号：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这个理论是从法国革命卢梭“高贵的野蛮”而来，到中国又被表述为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法、中、俄三国民粹主义激进传统，一脉相承。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异化批市场经济理论，还有这个东西的影子。中国一部分文学型知识分子，理性思维不健全，既憎恶“文革”迫害，又沉溺所谓都市生活之“乡愁”，不知不觉又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接回来这个影子。
南：民粹主义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现实危险？
朱：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深厚，进入资本主义又是被迫的，心不甘情不愿。民粹主义经常会在市场关系发育到某一个节骨眼上，比如在贫富分化、劳资紧张时跳出来。市场经济度过这个瓶颈以后，回过头来会反馈整个社会，但你要在这个瓶颈挑起民粹主义，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发演变的，它是被铲除一次之后，在铲除者行政放权的过程中，几乎是人为再发生一次。行政权力是看得见的“脚”，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那只看得见的“脚”放权，脚下那只手发育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脚”是“手”之母，却是一个后母，时常要敲诈市场，虐待市场。此外还有第二点：1992年以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给他们的条件如此优厚，几乎是零门槛，在中国出现了所谓低人权优势，这是当初的政治需要，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决策。这两点加起来，形成吴敬琏讲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杨小凯讲的“坏市场经济”。所以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替罪羊，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此“手”“脚”颠倒，鱼目混珠，还很有舆论“市场”！
南：贫富对立，劳资紧张，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哪些问题？
朱：应该如实告诉民众，这一轮贫富分化、劳资矛盾，市场经济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政治体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资本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政府官员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是第一步。这么做的必要性在哪里？别拿刚刚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做政治体制的替罪羊，看错病吃错药。第二步，反过来，用这个东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宣传仇富，只炮打民营企业家，甚至攻击茅于轼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转移视线，引导中国看错病吃错药。
自由如吃饭穿衣，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
南：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些中青年学者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倾向，越来越回到传统，越来越温和甚至保守。
朱：一个健全的自由主义者，在逻辑上讲，他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保守文化。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捍卫每个人自己选择、自作主张的权利，他当然拒绝对个人的改造。对个人尚且如此，对整个社会，更是反对大规模的改造、大规模的颠覆，自由主义是不赞成革命的，自然在文化上强调保守传统，而不是颠覆传统。
自由从哪里来？是从文明传统里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少数人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然后向千百万人硬灌输进去的。她和我们文明传统的自然演化息息相关，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她坚决反对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你反对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你维护人类的文明遗产、文化遗产，在文化上天然就趋向保守主义。
中国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起来时，像胡适等，他们看到的是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没有看到西方制度的普遍性，普遍性不仅仅表现在与那个产生它的地区特殊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他只看到文化联系（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能操弄的观念联系），误认为西方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布莱尔在美国国会讲演中曾明确讲，民主不是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的产物，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个升华，所以有普遍性。胡适带着误解回国，加上辛亥革命后民主进程的坎坷，产生了局部倒退，就认为在中国必须移植西方文化，才能移植西方制度，提出文化决定论，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传统，鲁迅也才会主张改造国民性。我一直认为胡适思想有结构性内在冲突，他在政治上是反对革命，希望用渐进方式推进民主；在文化上却是个激进主义者，这不仅是胡适，也是五四那一代人内含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现在自由主义重新出现，要逐渐恢复刚刚讲的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上主张现代民主，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文化上倾向保守。这时有批中青年的自由主义者提出，我们要从自己传统中发掘能够打通自由民主的“资源”，这是好事。无论是到基督教里寻找，到儒家学说中寻找，到道家学说中寻找，我都乐观其成。但我也有保留。所谓“资源说”，一比喻耳！本来是人文学科词汇不够，向自然科学借用一词，是个比喻，而且是蹩脚的比喻，现在倒好像把“资源说”从“能指”变为“所指”，要落实为开矿寻矿那样的实证过程了。不断听人文学者说“资源、资源，我们要寻找资源”，我总觉得有点滑稽。比喻就是比喻，怎么真搞得像工程师找矿、开矿那样寻寻觅觅呢？在人文学科唯一能开的“矿”那就是少数知识分子能注能疏的经典古籍了！这不又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决定论上面去了吗？只是当时反对读经典古籍，才能实现自由民主，今日非要找到某一堆古籍，找到这些古籍的“背书”，自由民主的这些观念货币才能合法流通？用恢复文化保守主义的形式重蹈胡适当年的文化决定论，好像一个制度必须在文化联系（实际上是观念联系）寻找到它的合法性，这个制度才能安排妥当？
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制度来讲，实际上更多的是与人们日常权利、日常经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未必一定要到孔子、道家、基督教那里寻找一个跟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联系。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必知道儒家怎么说，不必知道道家怎么说，不必知道圣经怎么说，只要在生活中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那么尽管你不知道古书说的道理，你照样能够实现自由。自由观念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千百万人的文明演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某种特殊语言写成的古籍“背书”联系在一起。
南：知识精英皈依基督教现在也很流行，甚至有人断言，不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中国的民主就没有前途。你怎么看？
朱：自由主义不是包打天下的万用药，更多是解决国家的公共制度怎么安顿，至于每一个个体，他的灵魂怎么安放，星期六早上他要上哪个教堂，自由主义管不着，也不应该管。但把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挂上钩，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才能为自由主义解决合法性，这在实践上不可能，你总不能等待50%以上的人都入教，这个民族才能实现民主吧。在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民主照样能实现，比如台湾更多的是信佛教，而不是信基督教，你怎么解释？
南：自由主义产生的源头，和基督教有关吗？
朱：自由主义的产生带有特殊性，它产生在英国、美国，而不是柬埔寨、毛里塔利亚，当然和英美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土壤有联系，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那样的文化、只有那样的社会习俗，才能产生自由主义。凡是人性正常发展、民众权利得到法治保护，或是文明进步能常态扩展的地方，就会有自由主义。它在哪些地方初次发生，有特殊性，但一经发生，就必然具有横向传播并激活另一些地区的自由因子，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普遍性。这就如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发生在美洲，后传进中国，现在还有谁因为这些植物是从美洲传进，就拒绝吃饭穿衣？（全文完）
── 原载 南方都市报
#日志日期：2008-1-3 星期四(Thursday) 晴 推荐指数：
最后一次逛书店
12月29日，大风天，冷风刺骨。
又去了地坛书市。虽然已经去过一次，且知道没有多少书摊出来，但我又去了一次。
今天的摊位似乎比冬至那天还少。书也少了很多。在三联，除了买了《吴宓日记续编》外，还买了一些2007年度三联出的所谓新书，其中既有旧书再版的，也有今年刚出的，都是半价。匆匆转了一圈，吃了两个鸡蛋煎饼。
从地坛出来，到安定门地铁站的时候，遇到了前两天在地铁口兜售地坛书市门票的人，
花多少钱进去的？
我一愣，什么多少钱?
门票多少钱？
五块
我这儿三块
我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啊
今天太冷了，出来的晚
哦！
你还来吗？
我不来了，天太冷了
回家后，吃饭。喝酒四两，小睡至晚上八点。
12月30日。去第三极，可能是临近节假日吧，书店里的人非常多。下午，看徐平《喜马拉雅最后的山民》，这是作者喜马拉雅山楚鲁松杰乡的社会学考察笔记，其中对中印边境的藏民的生活的记述很有意思；翻阅《喇嘛王国的覆灭》，这本书从图书馆里借出看了一半，翻阅之下，购入囊中。在店中闲逛时，看到一位父亲带儿子逛书店，父亲指着柱子上领导人的画像问儿子：
（指着MZD）问：这是谁啊？
儿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父亲说：MZD
（指着ZHOUENLAI）问：这是谁啊
儿子说，不知道
父亲：这是ZHOUENLAI啊
（指着DXP）问：这个知道吗
儿子可能是不耐烦了，GCD
父亲：哈哈，TMD，DXP当然是GCD，这些都是GCD。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晚去北大物美汉学。
后欲去暢畅，至光华门口，突然想起了豆瓣书店，好久没有去过了。至门口，发现招牌不见了，一打听，搬家到对面商场里了，就在万圣的边上。于是先去了万圣一楼特价书，出来又去了豆瓣，店面还是原来那么小，书也少多了。墙上的张贴纸告诉我，豆瓣在成都、重庆、武汉开了分店，大概是业务转移到外地去了。京城，居不易，开书店更是大不易啊。
这些买特价书的小店和书市一起构成了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这一点于我更是特别，
自从有了书市，就很少在书店里买新书了，当然这其中不应该包括暢畅、采薇阁、豆瓣等书店。虽然东北人搞得畅畅现在有点店大欺客，但它还是会有惊喜带给读书人；自从有了书市，就很少买三联的新书了，每次在书店看到三联的新书的时候，马上期盼书市的来临，因为只有在书市上，这些虚高的书价才能加下来；自从有了书市，买书也变成一种季节性行为了。因为书市自2003年以来多是按季节举行，而买书也多集中在书市的时候，自然也就变成一种季节性购买行为。
2007年的最后一天，，天气相当寒冷。善于诗歌的JIABAO又去山西体恤民情，不知道能否真的送去温暖。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我确是最后一次逛书店了。
#日志日期：2007-12-31 星期一(Mon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报
又去了地坛书市。虽然已经去过一次，且知道没有多少书摊出来，但我又去了一次。
今天的摊位似乎比冬至那天还少。书也少了很多。在三联，除了买了《吴宓日记续编》外，还买了一些2007年度三联出的所谓新书，其中既有旧书再版的，也有今年刚出的，都是半价。匆匆转了一圈，吃了两个鸡蛋煎饼。
从地坛出来，到安定门地铁站的时候，遇到了前两天在地铁口兜售地坛书市门票的人，
花多少钱进去的？
我一愣，什么多少钱?
门票多少钱？
五块
我这儿三块
我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啊
今天太冷了，出来的晚
哦！
你还来吗？
我不来了，天太冷了
回家后，吃饭。喝酒四两，小睡至晚上八点。
12月30日。去第三极，可能是临近节假日吧，书店里的人非常多。下午，看徐平《喜马拉雅最后的山民》，这是作者喜马拉雅山楚鲁松杰乡的社会学考察笔记，其中对中印边境的藏民的生活的记述很有意思；翻阅《喇嘛王国的覆灭》，这本书从图书馆里借出看了一半，翻阅之下，购入囊中。在店中闲逛时，看到一位父亲带儿子逛书店，父亲指着柱子上领导人的画像问儿子：
（指着MZD）问：这是谁啊？
儿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父亲说：MZD
（指着ZHOUENLAI）问：这是谁啊
儿子说，不知道
父亲：这是ZHOUENLAI啊
（指着DXP）问：这个知道吗
儿子可能是不耐烦了，GCD
父亲：哈哈，TMD，DXP当然是GCD，这些都是GCD。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晚去北大物美汉学。
后欲去暢畅，至光华门口，突然想起了豆瓣书店，好久没有去过了。至门口，发现招牌不见了，一打听，搬家到对面商场里了，就在万圣的边上。于是先去了万圣一楼特价书，出来又去了豆瓣，店面还是原来那么小，书也少多了。墙上的张贴纸告诉我，豆瓣在成都、重庆、武汉开了分店，大概是业务转移到外地去了。京城，居不易，开书店更是大不易啊。
这些买特价书的小店和书市一起构成了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这一点于我更是特别，
自从有了书市，就很少在书店里买新书了，当然这其中不应该包括暢畅、采薇阁、豆瓣等书店。虽然东北人搞得畅畅现在有点店大欺客，但它还是会有惊喜带给读书人；自从有了书市，就很少买三联的新书了，每次在书店看到三联的新书的时候，马上期盼书市的来临，因为只有在书市上，这些虚高的书价才能加下来；自从有了书市，买书也变成一种季节性行为了。因为书市自2003年以来多是按季节举行，而买书也多集中在书市的时候，自然也就变成一种季节性购买行为。
2007年的最后一天，，天气相当寒冷。善于诗歌的JIABAO又去山西体恤民情，不知道能否真的送去温暖。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我确是最后一次逛书店了。
#日志日期：2007-12-31 星期一(Mon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报
今天是冬至 您吃饺子了吗
受前不久伟大的大会影响而拖延至年底的地坛冬季书市终于开幕了。虽然延迟了，但我绝对比伟大的大会召开时候还要高兴。
早上一睁眼，已经是9点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网上定的手机闹钟也没有闹醒我，我开始有些懊悔起来，怎么一不小心睡到现在了呢？昨天晚上明明下定决心要在7点钟之前赶到地坛，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匆匆洗漱完毕，背包出门。
老天的心情似乎也很不爽，一脸gcd干部的表情。出了门我才发现，气温比昨天低多了，这才意识到今天是冬至。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是冬天降温的标志。冬至之后的天气要比之前冷一些。在我的老家，有一种说法认为冬至是最冷的一天，这一天一定要吃饺子，否则耳朵会被冻掉了。吃饺子当然要吃猪肉馅的，不知道今天的猪肉价格会不会再度飙升。
从安定门地铁站出来时，已经是10点30分。出口处有个中年男子在倒卖书市的门票，不过这个寒冷的天气和冷清的安定门地铁站让他叫卖的声音也有些有气无力。
在书市大致转了一圈，发现确实比上次冷清很多。
三联书店这次把摊位放在了正门主路第二家的黄金位置，图书种类和上次大致类似，倒是售书人员换成了清一水的MM，浏览之时，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央求三联的一位gg出境接受采访，这位哥哥以出境也要看形象的理由婉拒了。其实，他并不难看，服务业很热情。在三联买了《金明馆丛稿》和钱穆的《论语新注》。
顺着地坛正门主路一直向里走，希望在里面能看到中华书局。虽然上次中华特价书市的时候，一位售书的SG已告知中华不参加本次书市，但我仍然期盼奇迹的出现。等我走到主路的尽头也没有发现中华的影子，看来奇迹是靠不住的。
商务、人民文学都没来。到时上次就以搞旧书一条街而拉风的孔夫子一如既往的嚣张，铺面弄得很大，但人冷冷清清。
上次书市三个摊位的畅畅这次只出了一个摊位，摆一些要处理的残本书，在里面挑了一套《精神现象学》和一套《科学社会学》。付款时，问老板为啥只弄一个摊位，老板说天冷人少，加之与上次书市间隔太短，就弄了一个摊位。
“今天礼拜六，就这么点人，等到礼拜一更完了。”老板说。
“今天是冬至，都在家吃饺子呢！”
“哎呀，妈呀。冬至啊，完了，吃不上饺子了”
在一个打着人民出版社旗号的摊位前买了一套《吴宓日记》后，我结束了本次地坛书市之行，前后也就两个小时。这让我多少感觉那五块钱的门票有些贵了。
虽然天冷，但出行的人似乎特别多，公交和地铁上都塞满了人。在寒冷的空气中，我和他们一样在黑洞洞的地铁里穿行，之后去各自要去的地方。此时，中午将过，在老家正是吃饺子的时候，我没有吃饺子，不知道他们吃了还是没吃。
下车的时候，看到一条短信：今天是冬至，您吃饺子了吗？
#日志日期：2007-12-22 星期六(Satur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报
增加财产性收入不是空话
增加财产性收入不是空话
上个月，父亲打来电话说，家里的房子要办房产证了。
我老家在中原农村，住房多为各家自建的瓦房。房子是谁家的基本无须证明，也无须政府认可。政府颁发一本宅基地使用证算是对各家所占宅基地的认可，至于房子的样式和面积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房产证这一说。
要办房产证，还真是意见新鲜事儿。
父亲说，乡里开过会了，要给所有的房子办理房产证。有些村子现在已经开始了，丈量、登记、造册、办证。
我说，这是好事儿啊，是无偿的吗？此话一出口，我有些后悔，哪有免费的午餐啊。
每平米收费1块，咱家两处房子要300多块。父亲说。
我们那里农村的房子一般是100多平米。每家至少都有两所房子，一所给儿子娶媳妇儿用，一所留给老人养老。
为啥要现在办理呢？我不解的问。
乡里说，要贯彻落实17大精神，这算财产（性）收入。父亲说
我无语。
那个大会刚闭幕一个月，精神已经贯彻到基层了，真是神速啊！可是，更神速的是我那些父老相亲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大一笔财产性收入。
看来，增加财产性收入还真不是空话。
上个月，父亲打来电话说，家里的房子要办房产证了。
我老家在中原农村，住房多为各家自建的瓦房。房子是谁家的基本无须证明，也无须政府认可。政府颁发一本宅基地使用证算是对各家所占宅基地的认可，至于房子的样式和面积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房产证这一说。
要办房产证，还真是意见新鲜事儿。
父亲说，乡里开过会了，要给所有的房子办理房产证。有些村子现在已经开始了，丈量、登记、造册、办证。
我说，这是好事儿啊，是无偿的吗？此话一出口，我有些后悔，哪有免费的午餐啊。
每平米收费1块，咱家两处房子要300多块。父亲说。
我们那里农村的房子一般是100多平米。每家至少都有两所房子，一所给儿子娶媳妇儿用，一所留给老人养老。
为啥要现在办理呢？我不解的问。
乡里说，要贯彻落实17大精神，这算财产（性）收入。父亲说
我无语。
那个大会刚闭幕一个月，精神已经贯彻到基层了，真是神速啊！可是，更神速的是我那些父老相亲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大一笔财产性收入。
看来，增加财产性收入还真不是空话。
中华又特价书市了
2007-12-14 星期五(Friday) 晴
中华又要搞特价书市了
中华又要搞特价书市了，很多爱读古籍的人士都在盼望着，希望能够能借此将平时想买买不起的古籍收入囊中。这好像已经成了传统。这能说明中华的书还是很受欢迎的，当然，也说明中华的书价还是有些高了。在欢迎与高价之间，很多人似乎忽视了图书本身的质量。
在我看来，现在能算得上大社的也就中华、商务、三联、上海古籍、世纪集团等。在这些社中，我觉得中华书局是一家比较无耻的大出版社。说它大，主要是因为有关古籍方面的出版几乎被其归之麾下，且这一特权的获得也是因为那位干过图书管理员的伟大的湖南人的一个癖好和一句批示。这在今天看来都少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可笑之极。
但，今天中华书局却在这一特权的庇护之下，开始其比较无耻的行径。垄断了以正史标点本为代表的古籍出版，在其网页上至今挂着被侵权而获赔偿的新闻。我从中并没有看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神圣，更多的是多这一特权的炫耀。
中华版的书无论是正史古籍还是通俗读物，基本上采用胶订的方式且用纸越来越差，对比一下新版的二十四史和旧版的二十四史，就能很明显的发现。这样做固然是中华在市场疲软之下为节省成本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虽然现在还在这样做，但我宁愿相信这是权宜之计），但胶订的书籍在翻阅过程中很容易折断从而发生掉页，劣质的胶版纸也很容易破损。这种劣质的书籍让人与中华 “传递历史文明，再创今日辉煌”的定位联系起来。
虽然书籍用纸和装订都很差劲，但中华图书的价格却远高于同行，且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很多古籍的价格都高的离谱。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要是书真是装订精美纸张考究，读者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如果中华的人认为价格比较合理的话，那就请把这些古籍做得好点。
近几年来，中华基本上每年都要搞特价书市。据说，特价书市上销售的书多是退货，不知道这退货是否与其纸张质量和装订方式有直接关系。但这些退货却受到了广大贫穷的读书人的欢迎。每年中华的特价书是都人满为患，每年地坛的书市中华的摊位前都人头攒动。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华图书价格的极度不合理，至少在读者的眼中当下其图书的价格与质量不能对应起来。这也就使读者对于特价书市的期待异常强烈，以至于每有特价书市的消息书友们便奔走相告，书市之后一段时间，相互之间的问候语都会变成“去中华特价书市了吗”。
读者们都卯足了劲儿等着特价书市的到来，不知道这于中华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套用那句政治口号就是：把质量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
中华书局2007年特价书市预告
附：
2007-11-30
中华书局2007年特价书市将于12月14日-16日在本局二楼多功能厅举办，欢迎广大读者届时光临选购。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中华书局二楼西侧多功能厅
乘车路线：西三环六里桥南里安安市场往东150米路北，中华书局院内。
咨询电话：63458246 63453762
中华书局直销部 敬启
2007年11月30日
中华又要搞特价书市了
中华又要搞特价书市了，很多爱读古籍的人士都在盼望着，希望能够能借此将平时想买买不起的古籍收入囊中。这好像已经成了传统。这能说明中华的书还是很受欢迎的，当然，也说明中华的书价还是有些高了。在欢迎与高价之间，很多人似乎忽视了图书本身的质量。
在我看来，现在能算得上大社的也就中华、商务、三联、上海古籍、世纪集团等。在这些社中，我觉得中华书局是一家比较无耻的大出版社。说它大，主要是因为有关古籍方面的出版几乎被其归之麾下，且这一特权的获得也是因为那位干过图书管理员的伟大的湖南人的一个癖好和一句批示。这在今天看来都少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可笑之极。
但，今天中华书局却在这一特权的庇护之下，开始其比较无耻的行径。垄断了以正史标点本为代表的古籍出版，在其网页上至今挂着被侵权而获赔偿的新闻。我从中并没有看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神圣，更多的是多这一特权的炫耀。
中华版的书无论是正史古籍还是通俗读物，基本上采用胶订的方式且用纸越来越差，对比一下新版的二十四史和旧版的二十四史，就能很明显的发现。这样做固然是中华在市场疲软之下为节省成本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虽然现在还在这样做，但我宁愿相信这是权宜之计），但胶订的书籍在翻阅过程中很容易折断从而发生掉页，劣质的胶版纸也很容易破损。这种劣质的书籍让人与中华 “传递历史文明，再创今日辉煌”的定位联系起来。
虽然书籍用纸和装订都很差劲，但中华图书的价格却远高于同行，且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很多古籍的价格都高的离谱。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要是书真是装订精美纸张考究，读者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如果中华的人认为价格比较合理的话，那就请把这些古籍做得好点。
近几年来，中华基本上每年都要搞特价书市。据说，特价书市上销售的书多是退货，不知道这退货是否与其纸张质量和装订方式有直接关系。但这些退货却受到了广大贫穷的读书人的欢迎。每年中华的特价书是都人满为患，每年地坛的书市中华的摊位前都人头攒动。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华图书价格的极度不合理，至少在读者的眼中当下其图书的价格与质量不能对应起来。这也就使读者对于特价书市的期待异常强烈，以至于每有特价书市的消息书友们便奔走相告，书市之后一段时间，相互之间的问候语都会变成“去中华特价书市了吗”。
读者们都卯足了劲儿等着特价书市的到来，不知道这于中华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套用那句政治口号就是：把质量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
中华书局2007年特价书市预告
附：
2007-11-30
中华书局2007年特价书市将于12月14日-16日在本局二楼多功能厅举办，欢迎广大读者届时光临选购。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中华书局二楼西侧多功能厅
乘车路线：西三环六里桥南里安安市场往东150米路北，中华书局院内。
咨询电话：63458246 63453762
中华书局直销部 敬启
2007年11月30日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2007-12-12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余杰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 “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 “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余杰
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书架与书架之间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秦晖却告诉我们，笔记本电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计划：“本来早就想添置一个台式电脑，但是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放置。以前笔记本电脑太贵，买不起，据说现在降价了，也想买一台。”
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间的设计甚至连客厅都没有，一进门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过道，我们便在这个过道里交谈。在旁边卫生间的门口，金雁正在一丝不苟地洗衣服，他们家中居然连一台洗衣机都没有“装备”。女儿则在另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做功课。除了书以外，家里差不多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这两位当代中国视野最开阔、思想最活跃、问题意识最敏锐的中年学者，生活水准却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准之下，这一现象真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而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那些学会讨好既得利益群体的学者们，那些带着洋博士学位耀武扬威地回来的海归们，个个不是“学富五车”，而是“金玉满堂”。他们的生活品质是秦晖夫妇望尘莫及的，但他们的学术品质呢？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不能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谈起居住条件来，金雁苦笑着告诉我，就是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他们夫妇曾经三次试图“离婚”。我大吃一惊，如此恩爱的夫妻，怎么会选择离婚呢？而且是“三次”！原来，三次都是无奈之下赌气的“假离婚”，三次都被领导的“火眼金睛”识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研究生一人一个房间。因为他们是夫妻，便让他们合住一间。金雁向校方反映说，两个人应当分两个房间，凭什么减少一间？校方却说，谁让你们是夫妻呢？金雁气愤地说：“那我们离婚，一人一间行不行？”校方断然回答说：“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们在西部某大学评职称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是学校的学术骨干，发表的论文最多，上课也最受学生的欢迎，但是高级职称僧多粥少，系里的领导便来作他们的工作：“你们是夫妻，应当发扬发扬风格，两人只能上一个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评教授是看个人的学术水平，难道评教授也要“学雷锋”吗？她愤然回答说：“我们离婚，然后一起参加公平竞争，行不行？”领导回答说：“不行！”
第三次是他们到北京之后单位分房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当时的单位中央编译局有机会分房了，她却再一次失望了：单位规定，假如配偶已拥有副高以上的职称，住房就由对方的单位解决，分房资格则自动失去。然而，秦晖所在的大学却表示，暂时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离婚这一招，老实人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但是，协议离婚需要单位开证明，单位明明知道他们是恩爱夫妻，也知道他们“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分房，哪里会给他们盖章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绝决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挤在这套房子里。
屈原当年的追问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张维迎、林毅夫等人，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秦晖先生青年时代便生于忧患，与黑暗擦肩而过，因此他对身处“陋室”并无多少抱怨，也不曾尝试通过写作谄媚之文来改善物质条件。他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比呆在农村的那九年时间好多了。
秦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传教士创建的湖南湘雅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父母又带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终于做完了手术。现在他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他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还是留有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点二的视力。他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视力有关，招工的机会他是轮不上的，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秦晖考研究生，他的导师做了很多工作。赵俪生先生说：“如果不招秦晖，我就一个都不招了。”秦晖此前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一九六九年下乡，在农村待了九年。不过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很多，对他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他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他开玩笑说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也许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对农民问题不能忘怀，使他甘于清贫和寂寞，也有勇气抗拒各种干扰和压力。在清华他一度被停止授课，工资也只能领取一半。对此，他一笑置之。后来，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他研究的“黄宗羲定律”，大学的领导人才大吃一惊，立即部分恢复他的待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 “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 “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我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我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
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所谓“渐进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
陋室之陋，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进入新世纪之后，秦晖和金雁终于在北大和清华合建的兰旗营教师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尽管入住其中的教授们纷纷抱怨这些楼房的建筑质量太差，但是对于秦晖和金雁一家来说，毕竟有了那么大的面积可以将所有的藏书都放上书架。这本该是学者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条件，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不过，我仍然由衷地为秦晖和金雁感到高兴。我更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必再用“离婚”这样的策略，来曲线获取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愿杜甫当年“愿得广厦千万间，大蔽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日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昨天是一二九运动的纪念日。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一二九运动都要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会把这次运动宣传的一塌糊涂。“爱国主义精神资源”之类的字眼更是满天飞。
如果要稍微过一下脑子，问一句，这个伟大的运动的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别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正如2004年12月8日人民网刊登的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一文所指出的那样：
“一是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5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如此看来，今天轰轰烈烈纪念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多少有些滑稽。因为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党搞没清楚却年年纪念，我们也不明所以的跟着纪念，真是“莫须有”的伟大啊！
现转两篇文章：一篇是林枫的夫人郭明秋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郭明秋时任北平学联主席，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她的回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篇文章题为《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该文虽然流传网上作者不详，但还算中肯。
在纪念每一场我们不明不白的伟大运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真的做到是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至257页。）
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是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开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翔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在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在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上，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自传，其中也有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做法。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周小舟的自传中记载道："王健、朱子贞二人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间（似应为’还’--作者）发表宣言反对。"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决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个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谷景生 1913年出生，山西临猗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党团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是今日唯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抗战初期参与领导创建山西"牺盟会"。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二野15军政委，洛阳、郑州、昆明市委书记。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出自他任政委的15军。归国后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文革"后刚"解放"即赴对越作战前线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继而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1998年离休前为七届人大司法委员。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断了联系。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
我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现在，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从“一二•九”发起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实地叙述出来，供研究青年运动史的同志们参考。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乎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一九三五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一九三五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孙荪荃认为她不行了。同时，孙荪荃发现了我和杨彤是共产党员，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的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并、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是怎么决定的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鏖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张兆鏖的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后来张兆鏖也同意了，但他说“一二•九”这天只请愿。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依林）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中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先生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十二月十五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依林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两万人上下，后者大约一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会合。
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三十到四十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八十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廿一中）、镜湖、艺文（廿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张兆鏖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三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八、九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四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一九三六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和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十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一万来人，党员有一千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出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一九八○年二月
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如果要稍微过一下脑子，问一句，这个伟大的运动的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别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正如2004年12月8日人民网刊登的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一文所指出的那样：
“一是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5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如此看来，今天轰轰烈烈纪念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多少有些滑稽。因为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党搞没清楚却年年纪念，我们也不明所以的跟着纪念，真是“莫须有”的伟大啊！
现转两篇文章：一篇是林枫的夫人郭明秋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郭明秋时任北平学联主席，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她的回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篇文章题为《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该文虽然流传网上作者不详，但还算中肯。
在纪念每一场我们不明不白的伟大运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真的做到是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至257页。）
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是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开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翔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在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在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上，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自传，其中也有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做法。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周小舟的自传中记载道："王健、朱子贞二人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间（似应为’还’--作者）发表宣言反对。"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决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个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谷景生 1913年出生，山西临猗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党团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是今日唯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抗战初期参与领导创建山西"牺盟会"。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二野15军政委，洛阳、郑州、昆明市委书记。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出自他任政委的15军。归国后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文革"后刚"解放"即赴对越作战前线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继而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1998年离休前为七届人大司法委员。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断了联系。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
我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现在，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从“一二•九”发起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实地叙述出来，供研究青年运动史的同志们参考。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乎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一九三五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一九三五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孙荪荃认为她不行了。同时，孙荪荃发现了我和杨彤是共产党员，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的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并、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是怎么决定的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鏖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张兆鏖的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后来张兆鏖也同意了，但他说“一二•九”这天只请愿。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依林）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中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先生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十二月十五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依林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两万人上下，后者大约一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会合。
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三十到四十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八十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廿一中）、镜湖、艺文（廿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张兆鏖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三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八、九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四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一九三六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和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十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一万来人，党员有一千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出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一九八○年二月
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看待山西洪洞县矿难
与此前发生的矿难相比，这次矿难又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在矿难发生之后，矿主没有报告而是先采取了自救的方式，结果很多下去救人的矿工也成了罹难者；11月份临汾市有关部门已经对该矿进行了三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时11月29日，距离事故发生仅8天，也就是说检查人员抬腿刚走，这矿难就发生了；煤矿六证齐全，严重超定员开采，核定人数为61人，实际开采的人数是400多人；层层转包等等。
然而最让人寻味的是国家奔丧管理局局长李大人毅中的态度。在这次矿难发生后，李大人一如既往地立即赶赴现场，除了象以往那样组织救援外，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对此小煤矿主的黑心进行了理性分析。
据中央电视台12频道《中国法制报道》12月8日的报道，在山西洪洞县的矿难现场，当着山西省代省长孟学农和临汾市的有关官员，李大人从矿主层层转包榨取工人血汗入手开始了他的分析：
李毅中：“这个矿每吨成本150块。如果卖500，那么剩下这350都是矿主一个人装兜里去了。你说是不是疯狂地掠夺国家资源，疯狂地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这么干吗？这种小煤矿是建立在什么（停顿）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危害工人生命健康的基础上的。这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吗？这种小煤矿不该关吗？”
山西洪洞县的煤矿已经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政治高度。
从李大人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人的发言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采用事实论证的方式，每吨煤成本只有150，而矿主却可以从中赚取350的暴利，此言一出，让人们对黑心矿主榨取工人血汗立马有了个感性认识。
接着，他又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根据，指出黑心矿主如此所谓是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且这种做法破坏了环境危害了工人生命健康这就从理论的高度指出了黑心矿主的罪恶。这也就相当于从理论的高度给这次矿难定性了。
黑心矿主做法和小煤矿的违规生产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不符合十七大确立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驰。这种黑心矿主和违规小煤矿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说，有黑心矿主不是社会主义，有违规小煤矿也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关闭小煤矿不但有理论支持，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李大人的这一番分析简直太nb了，虽然话不多，但是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大部分运用的恰到好处。看来李大人在全国各地忙着奔丧的日理万难得行程中，还是很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学习，且对刚刚闭幕的17大精神领悟很深，贯彻到位。他的论述真是非常深刻、非常到位，让人非常感动、非常佩服、非常敬
12月6日逛书店小记
2007-12-8 星期六(Saturday) 晴
去北大周边书店一次。
去采薇阁，见台版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等著作三种，要价40元/本，因本月22日地坛又书市，未购；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二册，半价79元，未购。店内遇一北大退休老师，先是抱怨毛乱搞知识人让他们这一代人受苦太多，后抱怨北大一切向前看的种种劣迹。我听闻后亦愤愤然。
去校内转定书四本：《费正清论中国》（一册）、《追寻现代中国》（三册），皆为台版。据复印店的老板讲，受进来猪肉和石油涨价的影响，单独装订的价格由原来的两块提高为三块。看来这国际油价的上涨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复印店了，看来世界经济真是高度一体化了哦。
去物美地下逛博雅堂、野草、汉学。
去第三极，第三极因内部格局调整弄得乱七八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翻阅陈愤青《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其中的很多文章于我心有戚戚焉，感动得一塌糊涂。出来之时已是晚上九点。
去北大周边书店一次。
去采薇阁，见台版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等著作三种，要价40元/本，因本月22日地坛又书市，未购；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二册，半价79元，未购。店内遇一北大退休老师，先是抱怨毛乱搞知识人让他们这一代人受苦太多，后抱怨北大一切向前看的种种劣迹。我听闻后亦愤愤然。
去校内转定书四本：《费正清论中国》（一册）、《追寻现代中国》（三册），皆为台版。据复印店的老板讲，受进来猪肉和石油涨价的影响，单独装订的价格由原来的两块提高为三块。看来这国际油价的上涨直接影响到这个小复印店了，看来世界经济真是高度一体化了哦。
去物美地下逛博雅堂、野草、汉学。
去第三极，第三极因内部格局调整弄得乱七八糟，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翻阅陈愤青《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编》，其中的很多文章于我心有戚戚焉，感动得一塌糊涂。出来之时已是晚上九点。
好个“张维迎门”
【这年头也不知道怎么了，北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先是某副教授出来晒工资单，遭到大家一同暴贬；接着是某某某副教授在博客上笑谈，被大家拿出来调侃；北大拆个房子，也有人过来说，这是xx级遗产；三角地被拆去，也引发了还能外的广泛怀念。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北大成了新闻重灾区，成了很多不良媒体的看家宝。就是随便哪个学校的学生跳楼了，为了吸引眼球也会把题目改成“北京大学生xxxx”，让第一眼看到的人以为北大有咋地了。
这一次却是张维迎，这老张的故事确实比那些学生跳楼、拆迁xx遗产之类的事儿有意思多了。核心人物张维迎是光华学院的院长，先是那个邹海归离职，据说是被逼走的，接着是那个何教授出来骂街。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光华学院。
光华学院据说是北大最有钱的学院，据说该院的学生宿舍楼一度是北大学生宿舍中条件最好的；据说该院大楼外停放的小轿车的数量和质量是北大首屈一指的；据说该院的院庆施比北大百年校庆办得还热闹；据说该院的教授是北大教授里面最会挣钱的。。。。。
我跟一个光华的同学说起这件事，他很气愤的说，“他妈的，都是钱闹的”
但恐怕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转一篇写的很不错的评论文章。虽然光华学院的事情很猥琐，但这文章确实写得不错，相当不错。】
好一个“张维迎门”
杨禹
2007-12-04中国青年报
自“水门”后，天下“门”渐多。“伊朗门”、“莱温斯基门”、“华南虎
门”，俯拾皆是。世上本没有门，折腾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门。
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之下的京城初冬，百年北大，萧瑟风中立，无事也飞
砖。那道建了拆、拆了建的南墙，还未曾撞回去多少倔强之人，倒是墙头之上，
已飘散起中关村日渐浓郁的商贾气息。此时有墙胜无墙，北大与外部世界的隔阂
正越来越小，而燕园之内的墙壁，却似乎越来越高。好一个“张维迎门”，正以
闹剧的方式，做着正剧的努力，走着喜剧的过场，奔向悲剧的结尾。
N年前的“海归”张维迎，曾是何等豪迈，纵是一晌贪欢，也揽得无限江山。
但自从主持北大内部改革得来毁誉参半，“张海归”的风头与气度，就在北京海
淀镇的上空归去不来兮。老张入主光华管理学院之后，半载之内，邹恒甫、何志
毅两位教授接连发难，“张维迎门”的门框，已基本上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上
站住脚跟，在网络的诸多论坛里长期盘踞于“置顶”之尊。而张教授自己的学术
成就，却逐渐萎靡，终于要靠“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高校收费太低”之类脑筋急
转弯式的立论，来烘托其尴尬的存在了。
张与邹，张与何，孰是孰非，连北大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遑论我等墙外之人。
但我们恨一个人，往往是因为爱之切；我们好奇一件事，往往是因为羡慕之切切。
暖冬里的“张海归”，时下很像《谍影重重3》里的马克•达蒙，左奔右突，竭
力证明着自己到底是谁——是行政治下的教授，还是教授面前的长官？他还很像
《色•戒》里的王力宏——带着懵懂而来，驾着理想而去，牺牲了自己所爱，事
未成，身已乱。
维系奉迎靠乖张，北大却有张维迎。治校的大学问从来就很多，张院长搞得
如此风生水起，责不在张，而在大学。N年前的北大教改，一年来的光华凸起，
都是办学者浮躁的产物，是“海归”在海淀的水土不服，是洋墨水在毛笔尖上的
沸腾，是商业强行嫁接于大学后的几株蔓枝。
光华还远未做成中国最好的商学院，“张海归”却已做成了中国点击率最
高的商学院长。曾是何等雍容的燕园，如今也与阿忆博士的工资条、孔庆东博主
的嬉笑怒骂、数学中心的存废、“张海归”的开除术以及屡见报端的校园虐猫等
事，拉扯不清。百岁老者季羡林常住301医院之后，那曾经跟着他天天遛弯的爱
猫，也流浪燕园，时竟N年了。就算它等得回慈祥的季羡林，也等不回燕园里曾
经有过的平和之气了。
学而优则仕，仕而退则学，这是人生的某类选项，却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正途。曾经专心学术的张维迎，令人怀念；如今工于管理的张维迎，却弄巧成拙，
最终失于管理。与其说他的管理思维过于个人化、西方化，不如说他奇怪地迅速
继承了燕园里一个不成文的文化传统——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清华人任彦申，在
新近写就的回忆录里说，清华与北大，一墙之隔，校风却有所不同。清华人抱团，
遇外人来评说同事，清华人的回答句式一般为“不但……而且……”，把同事的
好处充分表达；北大人则大多个性鲜明，回答句式常为“虽然……但是……”，
总有点别扭在其中。
任彦申在北大的那几年，把清华人的基因嫁接过去不少。在那个扎实的1990
年代，北大人减少了彼此的争论和掣肘，埋头扩充学校实力，真可谓“聚精会神
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后来，任彦申届满调离，恰逢北大与北医大合并大
会。主席台上的任彦申，得到了北大师生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然而，掌声虽是对旧爱的肯定，却不见得是对新欢的拒绝。安度百岁生日之
后，新世纪来临，燕园的浮躁重新浮出了未名湖的水面。“海归”们倦鸟回巢，
张维迎们一夜间成为翘楚。见效慢的学术退居燕南园的旧宅，声势大的扩张之举
虽华而不实，却一路畅通。此背景下，诞生几个张与邹、何之争，一点都不意外。
它不过是暖冬里北极刚刚融化的一小块冰，是一腔内火串联到面部的几颗小红痘
痘。
此刻，痘里面是水是脓，已不重要。这个痘姓厉姓张姓邹姓何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任彦申笔下的北大传统基因再次发酵，快速扩招带来的少许遗患有所
放大，学科时髦所掩盖的学术缺失正在发作，商业的规则与潜规则已经越过北大
南墙，从教授们并不清静的书房边滑过，留下杂音袅袅。
“张维迎门”，只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小段插曲。想必，多数的北大人，也正
对此无语凝噎。此门之内，细节上的正确者，或许正是全局上的失误者；舆论上
的主导者，不见得是真理的拥有者；一时的得势者，也不见得就经得起时间检验。
让人心疼的，是北大为此付出的校誉，是大学为此多走的弯路。流水落花春去也，
大学之大气如是，曾经的张维迎亦如是。
临近岁末，希望学者张维迎能够过个好年，希望院长张维迎能够有所思考。
大学发展之重，或许，非此陕北出生的海归后生所能持。思考到累极时，张院长
不妨踱出燕园，到柳荫不再的海淀镇里，找个影院VIP厅，先观《凤凰》，看看
持之以恒数十载的默默爱恋是个什么滋味；再观《集结号》，想想偌大个燕园，
还有没有一呼而百应的集结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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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禹
2007-12-04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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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点别扭在其中。
任彦申在北大的那几年，把清华人的基因嫁接过去不少。在那个扎实的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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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世纪来临，燕园的浮躁重新浮出了未名湖的水面。“海归”们倦鸟回巢，
张维迎们一夜间成为翘楚。见效慢的学术退居燕南园的旧宅，声势大的扩张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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痘。
此刻，痘里面是水是脓，已不重要。这个痘姓厉姓张姓邹姓何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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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学科时髦所掩盖的学术缺失正在发作，商业的规则与潜规则已经越过北大
南墙，从教授们并不清静的书房边滑过，留下杂音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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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疼的，是北大为此付出的校誉，是大学为此多走的弯路。流水落花春去也，
大学之大气如是，曾经的张维迎亦如是。
临近岁末，希望学者张维迎能够过个好年，希望院长张维迎能够有所思考。
大学发展之重，或许，非此陕北出生的海归后生所能持。思考到累极时，张院长
不妨踱出燕园，到柳荫不再的海淀镇里，找个影院VIP厅，先观《凤凰》，看看
持之以恒数十载的默默爱恋是个什么滋味；再观《集结号》，想想偌大个燕园，
还有没有一呼而百应的集结之力。
一退再退，退到何时
在嫦娥上天纸虎出世的盛世，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甚嚣尘上的今天，从那种呆板的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中走出来，以俗人的眼光来看，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种“进步”。然而一退再推，到底要退到何时退到何地呢？
合上《退步集续编》，在第三极书店的大大的玻璃窗下，望着外面青灰色的昊海楼灰色的背影，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陈丹青的第一部集子叫《退步集》，之所以叫退步，是源自陈上书清华领导，请求从“全面跃进”的美术学院教育体制中退出来，过一种个体画家的生活。虽然从精神层面与僵化的教育体制划清了界限，但囿于各种现实情况，陈并未能立刻从其中走出来。这部集子大概是陈自2001年归国之后，到上书请辞之时的一些文章的集合。其核心是有关美术界的一些故事及陈归国之后的感受，当然其中也有很大篇幅的关于当下城市建设的行政化等诸多问题有所批判。虽然，陈说，以访谈和研讨会发言的形式过多谈论城市建设方面的问题，有给这本集子注水之嫌，但从收入集子的很多文章来看，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颇有见地。
从陈上书请辞至真正从清华走出来的这段时间，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陈开始更多的关注教育问题，尤对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学术的高度行政化以及教育管理者的官僚化着力颇多。《退步集续编》就是这样一部集子。如果说《退步集》是从美术教育个案角度来批判病态教育的话，这部集子则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审视。说人话，不打文艺腔是陈在文章和访谈中一直强调的，这也是陈文章的特色。尤其是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开始用一种后现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鲁迅”这一政治形象的形成，颇让人惊艳。
让人惊艳的还不止文章，《退步集》的销量也让人惊艳，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一本杂文集的发行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相当不容易。正是如此，才有了《退步集续编》，且其在宣传上用了“一退再退，意欲何为。”
脱离体制的并非陈丹青一人亦并非自陈丹青始，自十多年前那场血案开始，多少知识人出于主动或被动的原因从这个体制中走出来，虽然表面上对这个政权没有什么影响，但内伤十眼中的且引发了更广泛的对于体制的怀疑与批判。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知识界的分野，虽然有一批犬儒做了哥德派，但是更多的知识人选择了不与体制合作的道路。他们从那种僵化的体制中走出来，选择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但这些非体制中人，如对体制稍有微词，便会被体制报复。这个强大的体制却不能容忍这些微不足道的力量对于它的批判。
话题好像有点愿了，像陈这样一人脱离体制能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媒体的报道且未遭到官方的干预，或许是第一次，但愿这也是最后一次。希冀从此那种不把人当人的教育、不把人当人的社会、不把人当人的国家能够猛然惊醒，割除流弊，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能”。不然，等到“毕其功于一役”的那一天，什么都来不及了。
#日志日期：2007-12-6 星期四(Thursday) 晴 推荐指数：0 举
2007年度最搞笑的新闻
2007-12-5
香港新闻即时报道：“俄罗斯杜马选举刚刚结束，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指出，这次杜马选举存在徇私舞弊，选举结果是虚假的，而且选举人数上也造假了。
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12月3日声称，他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将号召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久加诺夫已经按照要求在联邦各地提交了游行示威的申请，他坚信届时将会有700万俄罗斯人响应俄国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揭露虚假的选举，要求真正的民主……”
香港新闻即时报道：“俄罗斯杜马选举刚刚结束，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指出，这次杜马选举存在徇私舞弊，选举结果是虚假的，而且选举人数上也造假了。
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12月3日声称，他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将号召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久加诺夫已经按照要求在联邦各地提交了游行示威的申请，他坚信届时将会有700万俄罗斯人响应俄国共产党的号召，走上街头，揭露虚假的选举，要求真正的民主……”
姚监复笑话五十则
高瑜推荐：姚监复先生今年70有4，早已歇顶，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老人。他在1953年时是冯兰瑞教授经济学的得意门生，50年后被老师称为“老友”，如此美誉，在于姚先生勤于耕学，博闻强记，他不仅记得当年恩师穿着呢质西服裙风度翩翩倾倒课堂，还熟悉半个多世纪共产运动的轶闻掌故，这便是今天这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颇受大家欢迎的个人魅力所在。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1、“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2、“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3、“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4、“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5、“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6、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7、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8、“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9、“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10、“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11、“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12、“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13、“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14、“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15、“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16、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17、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18、“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19、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20、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21、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22、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23、周总理诗碑上的“到此一游”
在日本访问时，主人一定安排一个节目：参观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小山坡上有巨大的刻有周总理手书诗句的诗碑，即著名的周总理歌颂日本樱花的诗碑。诗碑旁边有一个中式亭子，当我们进入亭中观景时，我忽然发现日本的亭子也同颐和园、景山或西湖、东湖的亭子一样，刻上、划上或写上“到此一游”的中文，我看见有几个中国游客写的留念字句：“北京XXX到此一游。”我想用照相机留下记录，送给北京报纸发条新闻、查查这位北京游客是哪路神仙，竟然到东瀛日本的周总理诗碑上留下大名。翻译劝我不要照，以免别人以为我又在写一个新的题词：“北京XXX等到此一游。”很遗憾，我没留下这帧照片。如果还有去日本的旅游者，拜托前去照上一张，查查这位神仙出自什么单位。
24、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25、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26、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27、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28、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29、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30、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31、“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32、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33、“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34、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35、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36、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37、“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38、“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39、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40、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41、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42、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43、领导放的屁最香
雷英夫回忆录记述了他去苏联学习后，对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雷概括了苏联军队中唯领导之命是从、不讲民主的现象是：“领导的靴子最亮，领导的表最准，领导的话最正确，领导的……”说到此时，雷英夫停了下来，毛泽东马上对雷说：“讲下去！”雷英夫接着说：“领导放的屁最香。”众人一起哈哈大笑。
44、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45、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46、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47、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48、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49、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50、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1、“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2、“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3、“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4、“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5、“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6、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7、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8、“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9、“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10、“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11、“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12、“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13、“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14、“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15、“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16、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17、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18、“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19、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20、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21、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22、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23、周总理诗碑上的“到此一游”
在日本访问时，主人一定安排一个节目：参观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小山坡上有巨大的刻有周总理手书诗句的诗碑，即著名的周总理歌颂日本樱花的诗碑。诗碑旁边有一个中式亭子，当我们进入亭中观景时，我忽然发现日本的亭子也同颐和园、景山或西湖、东湖的亭子一样，刻上、划上或写上“到此一游”的中文，我看见有几个中国游客写的留念字句：“北京XXX到此一游。”我想用照相机留下记录，送给北京报纸发条新闻、查查这位北京游客是哪路神仙，竟然到东瀛日本的周总理诗碑上留下大名。翻译劝我不要照，以免别人以为我又在写一个新的题词：“北京XXX等到此一游。”很遗憾，我没留下这帧照片。如果还有去日本的旅游者，拜托前去照上一张，查查这位神仙出自什么单位。
24、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25、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26、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27、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28、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29、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30、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31、“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32、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33、“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34、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35、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36、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37、“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38、“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39、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40、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41、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42、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43、领导放的屁最香
雷英夫回忆录记述了他去苏联学习后，对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雷概括了苏联军队中唯领导之命是从、不讲民主的现象是：“领导的靴子最亮，领导的表最准，领导的话最正确，领导的……”说到此时，雷英夫停了下来，毛泽东马上对雷说：“讲下去！”雷英夫接着说：“领导放的屁最香。”众人一起哈哈大笑。
44、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45、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46、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47、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48、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49、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50、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无色的《色戒》不如毛片
2007-12-1 星期六(Saturday) 晴
《色戒》已经出来很久了，虽然它获得国外xx电影节的xx大奖，且媒体也在大肆宣传。一时间大有全民谈“色”之势头，连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都变成了“看了色戒没有”。即便如此，我看《色戒》也是在其公映近一个月之后。
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色戒》的原因有两个：一《色戒》主要是在电影院里放映。说句实在话，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尤其是在电影院里看这种被大家大肆炒作的电影。该电影的导演去年玩gay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一度成为华人电影的骄傲。而这一次他却玩起了sm，而这是该女主角的处女裸。这些已经具备了煽动性的因子，好比一对干柴沾火就着。但在我看来，这却像极了毛片。既然是毛片就没有必要大家一起挤到电影院这个公共场合里去集体观赏了；二、虽然这不电影是一部准毛片，也是汤唯在银幕上的处女裸，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她只能托给老外和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看。这种歧视大陆同胞的做法让我很反感，虽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导演和主演。别说是一部准毛片，就是一部毛片，如果把关键地方掐了，那还有谁愿意去看呢？况且还要花大把银子买票，有那钱还不如去买二斤猪肉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以弥补因为肉价上涨带来的营养缺乏。
在观看《色戒》的方式上，我选择了与看毛片一样的方式——在电脑上观看。虽然《色戒》制片方在版权保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依然未能阻止其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真是有了互联网就有了一切！互联网万岁！
这故事来自张爱玲。
这是一个引诱的故事，有关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年轻而帅气的同学和一位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有些老但依然帅气的易先生之间的感情故事。为了能够去英国留学，这位女大学生献出自己的肉体去勾引那个苍老而有些帅气的易先生。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不但能够达成自己去英国留学的心愿，而且落一个锄奸英雄的名头。但这位女大学生并没有成功，而是在跟易先生玩了一场sm的性游戏之后，竟然爱上了这个“汉奸”并由此导致锄奸团体被枪毙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王佳芝在以sm的方式献出肉体之后，并没有得到自己预先想要得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场sm激情大戏，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不看了”我坚持这样认为。
与很多以出演很“土”的角色走出国门的女演员相比，汤唯所出演的角色是比较“洋”的，但汤唯的演绎洋不起来。对汤唯而言，出演一个小镇里的女生是绰绰有余的，但出演这种十里洋场的女人却有些力不从心，这并不是演技层面的问题，而是其个人气质和修养已经决定了的。
可能还会有人说，这部电影不说别的有脱啊。话是不错，但和之前与之同名的有钟丽缇出演的电影相比，汤唯的身体资本及引诱技巧就逊色多了。
在前一部《色戒》中，钟丽缇所引诱的是一个心怀戒律修行多年的喇嘛，在钟丽缇的美色步步引诱和细腻的性挑逗之下，这位高僧居然放弃戒律。而汤唯并不具备引诱男人的身体资本，鬼才导演王晶都说汤唯的身材比例很奇怪，且在整部电影中也很难看出她引诱男人有哪些高明的技巧。无论是喇嘛还是汉奸，首先都是男人，要引诱男人要么貌赛天仙性感撩人如钟丽缇引诱喇嘛，要么技巧高超功夫一流如李薇成功引诱十多位高管落马。如果没有因有男人的身体资本和技巧，也就只能采取sm的方式引诱大家一观了。
在我看来，《色戒》是作为一部情色影片而存在的。但现在其立命之本——激情sm床戏本删除了，或许审查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但这不被阉割了的电影确实不值得一看了。所有我让它享受与毛片一样的待遇，已经是高看它了。更何况《色戒》的女主角在身材和技术方面与毛片女主角有相当大的差距。
无色的《色戒》确实不如毛片
《色戒》已经出来很久了，虽然它获得国外xx电影节的xx大奖，且媒体也在大肆宣传。一时间大有全民谈“色”之势头，连见面打招呼的口头语都变成了“看了色戒没有”。即便如此，我看《色戒》也是在其公映近一个月之后。
一直没有去电影院看《色戒》的原因有两个：一《色戒》主要是在电影院里放映。说句实在话，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尤其是在电影院里看这种被大家大肆炒作的电影。该电影的导演去年玩gay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一度成为华人电影的骄傲。而这一次他却玩起了sm，而这是该女主角的处女裸。这些已经具备了煽动性的因子，好比一对干柴沾火就着。但在我看来，这却像极了毛片。既然是毛片就没有必要大家一起挤到电影院这个公共场合里去集体观赏了；二、虽然这不电影是一部准毛片，也是汤唯在银幕上的处女裸，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她只能托给老外和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看。这种歧视大陆同胞的做法让我很反感，虽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导演和主演。别说是一部准毛片，就是一部毛片，如果把关键地方掐了，那还有谁愿意去看呢？况且还要花大把银子买票，有那钱还不如去买二斤猪肉犒劳一下自己的身体以弥补因为肉价上涨带来的营养缺乏。
在观看《色戒》的方式上，我选择了与看毛片一样的方式——在电脑上观看。虽然《色戒》制片方在版权保护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依然未能阻止其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真是有了互联网就有了一切！互联网万岁！
这故事来自张爱玲。
这是一个引诱的故事，有关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年轻而帅气的同学和一位效力于汪精卫政府的有些老但依然帅气的易先生之间的感情故事。为了能够去英国留学，这位女大学生献出自己的肉体去勾引那个苍老而有些帅气的易先生。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不但能够达成自己去英国留学的心愿，而且落一个锄奸英雄的名头。但这位女大学生并没有成功，而是在跟易先生玩了一场sm的性游戏之后，竟然爱上了这个“汉奸”并由此导致锄奸团体被枪毙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王佳芝在以sm的方式献出肉体之后，并没有得到自己预先想要得到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场sm激情大戏，这部电影基本上可以不看了”我坚持这样认为。
与很多以出演很“土”的角色走出国门的女演员相比，汤唯所出演的角色是比较“洋”的，但汤唯的演绎洋不起来。对汤唯而言，出演一个小镇里的女生是绰绰有余的，但出演这种十里洋场的女人却有些力不从心，这并不是演技层面的问题，而是其个人气质和修养已经决定了的。
可能还会有人说，这部电影不说别的有脱啊。话是不错，但和之前与之同名的有钟丽缇出演的电影相比，汤唯的身体资本及引诱技巧就逊色多了。
在前一部《色戒》中，钟丽缇所引诱的是一个心怀戒律修行多年的喇嘛，在钟丽缇的美色步步引诱和细腻的性挑逗之下，这位高僧居然放弃戒律。而汤唯并不具备引诱男人的身体资本，鬼才导演王晶都说汤唯的身材比例很奇怪，且在整部电影中也很难看出她引诱男人有哪些高明的技巧。无论是喇嘛还是汉奸，首先都是男人，要引诱男人要么貌赛天仙性感撩人如钟丽缇引诱喇嘛，要么技巧高超功夫一流如李薇成功引诱十多位高管落马。如果没有因有男人的身体资本和技巧，也就只能采取sm的方式引诱大家一观了。
在我看来，《色戒》是作为一部情色影片而存在的。但现在其立命之本——激情sm床戏本删除了，或许审查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但这不被阉割了的电影确实不值得一看了。所有我让它享受与毛片一样的待遇，已经是高看它了。更何况《色戒》的女主角在身材和技术方面与毛片女主角有相当大的差距。
无色的《色戒》确实不如毛片
找下家的过程
2007-11-29 星期四(Thursday) 晴
自4月中旬至今
1、北京晨报，酒多被拒
2、中华工商时报，内耗未成
3、中国公路，完全不对路子
4、南方周末·北京，在珠峰下未能赶回，欲赴粤时已迟。
5、凤凰网·历史频道 没有下文。
6、中国青年。谈得很爽，没有后话。
7、it时代周刊·北京。二面未去
8、新京报·深度。不适合
9、中国图书评论、太拽。
10、北京青年报。首轮淘汰
11、中国国家地理。等待中
12、中新社侨务新闻
13、科学时报。被拒
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好玩，那天静下心来将其一一写出，一定会非常好玩。
......
自4月中旬至今
1、北京晨报，酒多被拒
2、中华工商时报，内耗未成
3、中国公路，完全不对路子
4、南方周末·北京，在珠峰下未能赶回，欲赴粤时已迟。
5、凤凰网·历史频道 没有下文。
6、中国青年。谈得很爽，没有后话。
7、it时代周刊·北京。二面未去
8、新京报·深度。不适合
9、中国图书评论、太拽。
10、北京青年报。首轮淘汰
11、中国国家地理。等待中
12、中新社侨务新闻
13、科学时报。被拒
这其中的过程非常好玩，那天静下心来将其一一写出，一定会非常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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