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与其背后之人——读《中国史学名著》

1952年6月15日，年仅18岁的高二学生李敖在朋友的指引下在台中市存德巷一号见到了他当时心仪的已58岁的正在养伤史学家钱穆，他是在一次讲演中天花板突然下落而受伤的。虽然眼前“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的钱穆让年轻的李敖多少有些失望，但钱穆“为人极为亲切，全无架子”，双方很快聊了起来。
李敖向钱穆请教读书治学的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此次会面后十七年（1969年），钱穆在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开设了名为“中国史学名著”的课程，讲授史学史及读书治学之方法，后根据该课程讲课录音整理出的讲稿就是这本《中国史学名著》。该书虽名为“中国史学名著”，但绝非一部简略的史学史，其中更包含了钱穆的读书之法和治学之道。就读书之法，钱穆主张读书要一部一部的读，在读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书背后之人，不要读死书。而就治学之道而言，则是要文献并重，了解故纸堆中隐藏的精深含义。
钱穆的著作皆是他用心研究过、思考过、消化过了的历史，这是一种从历史而来的大智慧。我们可以不同意钱穆的观点，却不得不承认他著作之中对本民族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部《中国史学名著》自然也不例外。时人认为，钱穆先生的史论一是精辟，二是实事求是，三是极具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确实是极精当的评价。
在本书中，钱穆不但介绍介了《春秋》、《史记》等历史著作，还将政治著作如吴兢《贞观政要》、宗教著作如《高僧传》、文学著作如《文心雕龙》、以及其它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一并讲述。因为钱穆主张，治学应当求通，作“通人之学”，研究历史如果不懂经学不看《论语》就会非常浅薄。钱穆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以历史家名称来限制自己，同时也指出这些名著不但研究历史的人要读，研究文学和哲学的人也要读，也要懂些历史。
在这些名著之中，钱穆对《尚书》、《春秋》、《史记》、《通典》、《资治通鉴》《文献统考》、《文史通义》几部书尤其看重，而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更是推崇备至。在钱氏看来，《尚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背后之人便是周公，《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而《左传》更应成为上古史的基准以。对于《史记》，钱穆花了三节课的时间来介绍，更称赞司马迁之学“独步千古”，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更是深化与钱氏心中。这恐怕也是他 “通人之学”主张的来源。《尚书》、《春秋》、《史记》当为治史之人必读之书，即使治近现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该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诸事尽学外国。
钱穆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有这三样功夫。或许这种说法正是来自于刘知几的“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批判刘知几尤甚，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才学的优劣。这当然是钱氏的一家之言。
在《文献通考》一节中，钱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文献的含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序言中说，“文，典籍也”，主要是指“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贤者也”，主要是指“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家之评论”“以至于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钱穆认为，文和献是两件事，前者是指书本，后者是指人物。他指出：“书本写下，这是一部死的，而写这本书的人物，才是一个活的。但活的人则藉这死的书而传下。所以做学问，应该文献并重。”如果只看重“文”，而不看重“献”，那只是“一种故纸堆中的学问”，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成学问”，但是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先生给你指导，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这故纸堆中“藏有精深的含义”，这个指导的先生就是“献”，也就是学术的灵魂。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不缺“文”，而是有“文”无“献”。问题还不止于此，时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一大堆卷帙浩繁的故纸堆就是保留了文化传统，而不知缺少指导后学的“献”才是关键。
在李敖和钱穆会见九年之后的1962年，李敖发表了“独白下的传统”一文而成为一名文化战士，而此后知道钱穆去世，李敖虽对钱氏的“德性”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这位“先生”还是心存感念：“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有“文”而无“献”，历史就死了，就变成故纸一堆了，历史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恐怕是“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不愿意看到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写毕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