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思维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是运动式的，从建国就开始了。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而在运动之后一切又重新开始。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迈进，这种运动虽然很多时候是形式大于内容，但这种以运动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运动式管理却带来了跟深层次的损害，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思维模式，而且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阶层的思维模式。大到全国性的三讲保先，小到各个单位内部的你正我夺，从大领导到小领导都在不断使用这种思维管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从中收益，很多人也从中受害。
为什么这种运动能够潜入现代的头脑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长期存在下来？这是我到了现在的半机关性质的单位三年间一直思考的问题。近日，拜读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书时，从一篇名为《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对照这些话，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历次运动都能够发生并得到民意的支持，也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为何能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中。
以下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研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观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的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意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们的愤怒很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