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友:生命没有阶级(未删节)

作者：襄邑博客 提交日期：2008-5-27 21:13:00 | 分类: | 访问量：162
　　
　　
　　当时姚文元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
　　
　　　　特约记者 徐锋 发自北京
　　
　　　　张广友；记住汶川 别忘唐山

特约记者 徐 锋 发自北京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世界震动。
这一年，张广友46岁，他已经在新华社记者的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在此前他以记者之笔记录过三年大饥荒、文革武斗、1975年淮河大水灾。“在我经历的这些重大事件中，唐山大地震最使我难忘”张广友说。
在地震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张广友从北京出发前往唐山，成为第一个到达唐山灾区的新华社记者。当天晚上，在唐山机场，张广友度过了他终生难忘的夜晚“那么热的天，还有那么多蚊子。当时根本也睡不着。机场上有5000多名等待外运的重伤员，很多人在尚未运出时就死掉了，活人死人很难分清，周围不时传来呻吟声、哭泣声、喊叫声，让人心碎••••••”。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近50天里，张广友都在唐山，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唐山大地震的一幕一幕，搞了大量的内参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留下特殊的记录。时至今日，这些当年的“机密”，除一小部分公开发表外，多数处在尘封之中。张广友的一篇唐山地震见闻，直到10年后，才在《农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在地震现场的50天，也给张广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他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至今都无法忘记当年唐山的那一片废墟和那废墟中的生命。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举世皆哀。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看到汶川，就想起了唐山，电视上的那些画和我当年在唐山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张广友说。
与唐山大地震相比，中国政府在此次四川地震中迅捷、及时的反应，信息基本公开、透明，赢得了国人和世界的好评。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日。在那种特殊的政治年代里，唐山大地震很多实际情况并没有公开报道。国人并不缺少血性和热情，就是有一些健忘。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更何况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这段历史能促使我们警醒、反思，并加倍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张广友先生希望在悼念汶川地震罹难者时，也不要忘记唐山那20多万亡灵，记者和媒体更应该记录下真实的情况。

拉开路上的尸体，车才过得去

人物周刊： 唐山地震的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广友：1978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发生时，我住在甘家口的新华社宿舍，当时一阵摇晃，人全跑下来了。稍微稳定下来，我就骑自行车去了新华社。到新华社后，发现记者们正四处打听消息。因为当时北京地震台的仪器在地震中毁掉了，搞不清震中在哪里。当时新华社的文教记者顾迈南是专门负责跑国家地震局的，他在早上6：20从国家地震局打来电话，才知道震中可能在唐山。地震发生近三个小时后，新华社才发了内部消息。
人物周刊： 为什么您能第一个到达现场？您是什么时间到的现场？
张广友： 当时我是新华社总社的机动记者，在内参编辑部负责《动态清样》等内部刊物的发稿，早上6点钟到社里，等知道震中的消息之后，我赶紧向领导报告，从新华社要了一辆奔驰小轿车，和几位同事一起就出发了，当时也就是早上7点钟吧。到唐山是当天下午六点多吧。
当时从北京去唐山走南线，芦台大桥是必经之地，芦台大桥离唐山还有100多华里，等我们一行人赶到芦台大桥时，发现大桥已经断掉了。我们只好走北线，也就是绕道宝坻、蓟县、玉田，走丰润进入唐山。我们刚进唐山市，又遇上7.1级的余震。我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好不容易从车上下来，我赶紧抱住路边一棵树，才躲过这次余震。
人物周刊：进入唐山后，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张广友：站在唐山最繁华的新华路上，向南一望，一片废墟，连一块完整的墙都找不到，死人堆里还有活人的呻吟声，死人活人根本分不清楚，大楼里的呼救声，还有人被压住了一条腿悬在半空中，有的人被压住了脖子，腿露在外边，马路边上被抢救出来的死尸成排成堆。
路上尸体太多了，我们的司机就说，我不敢轧。他就我说：老张，你下去把尸体拉开，你不拉我不敢过，死的我也不敢过。我下来把挡在路上的几具尸体拉开，车才过去。但前面又有尸体横在路上，我只好再下去拉。直到现在我印象非常清楚，我拉的哪些人有的身上基本上没什么衣服，有的人满脸是灰，还有的浑身是血。

人物周刊：您关于唐山地震见闻的报道，为什么1986年才公开发表？
张广友：这篇文章是有关唐山地震见闻的，但当时并未公开发表。1982年，这篇报道刊登在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上，顶多算是半公开发表。
之后，我收到中宣部转来的一封唐山市清查办公室的来信。对我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合开滦煤矿党委书记赵成彬，提出强烈意见。认为，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问题，文中不应该出现他们的名字。对于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唐山市的这些领导是在文革中以造反派夺权上台的，当时唐山有所谓冀东党，还有包括许家信在内的造反派，两派在文革期间斗争相当厉害。后来，毛主席去世以后，被打倒的一派上来了，就有人告我的状，说我写的稿子支持了许家信等人。
当时中宣部还让我检讨，遭到我的拒绝。我认为，我的稿子就是一个镜头，看到什么写什么。我觉得这些人当时都不简单啊，许家信刚被从废墟中就出来，头上还缠着绷带，身上血迹斑斑，就立刻组织了临时救灾指挥部。赵成彬一家四口就他一人被救了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拄着棍儿去组织营救井下工人，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无法改变当时他们积极救灾的客观事实。
1986年，这个报道才公开发表，当时我已经调到《农民日报》工作，是以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的名义发表的，当时的题目叫《抹不掉的记忆——唐山地震当天见闻》。这篇文章后，没有听到什么“不同意见”。
人物周刊：当时政治有没有影响对灾情的报道？
张广友：我当时主要参与内参报道，虽然有很多限制，内参还是刊登了很多有关唐山地震的文章，这些文章报道的内容基本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即使是内参也要考虑阶级斗争的角度，因为这是指导思想。比如说，对地震后发生偷抢现象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向；对与散步谣言者先查家庭出身等。

在灾难面前，生命是没有阶级的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汶川地震消息的？
张广友：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是在下午4点钟从广播里听到消息的，后来看到新华社好像是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就发布了消息，当时我就感慨，这和唐山大地震比起来，政府通报消息快多了呀！
人物周刊：从地震本身而言，两次地震有什么区别？
张广友：这次地震发生后，有很多记者给给我打电话，都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从地震本身而言，最大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发生的时代不同，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文革后期，国家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经济条件也不如现在。二是发生的地点也不同。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交通条件方便，救援相对容易点。四川地震发生在山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少，交通不便，也给救援带来了困难。但无论如何，地震都是灾难。
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两次地震中，国家领导人的对灾难的反应？
张广友：两次地震发生后，国家都派了大批军队和医疗对抗震救灾，但高层对地震的反应速度还是有区别。唐山地震时，政治环境特殊，据说，毛主席也很重视。唐山地震发生几天后，由华国锋任团长陈永贵任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才赶到唐山。
反观这次四川地震，政府反应非常迅速。5月12日上午，温家宝还在河南考察小麦生产，知道地震的消息，当天就到了成都，第一时间到达地震前线，相比之下进步多了！
人物周刊：怎么看两次地震中，政府对待国际救援的态度？
张广友：唐山地震时，我们国家是一个外援也不要，当时的地震我们报了7.8级，有人说是8级。去唐山慰问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就讲：“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而在唐山地震后不久，罗马尼亚发生大水灾，我们也提供了援助。为什么别的国家有灾害的时候，我们都提供援助，而我们自己发生灾害的时候，不能接受外来援助呢？
那个时候国家强调自力更生，是不是要了外援就说明我们穷？不是，接受外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因为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给人道主义也打上了阶级烙印，把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过去老怕外国人进来刺探情报、搞颠覆，有灾情消息也不敢发。这都是不对的。这种时候，如果有外国人借机搞情报，那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这次大地震不但接受了国外的物资援助，还允许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进来，特别是台湾的救援队进来，这是两岸加强交流的好机会。这就是进步。
说的直白点，接受外援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们国家一年财政收入几万亿，救灾这些钱还是出得起的。我觉得接受外来援助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过去我们把人道主义划分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此80年代还批严厉判过王若水。但这次做的很好，面临灾难，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存权，这才是讲人权，这才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人物周刊：何评价四川这次抗震救灾？
张广友：这次四川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订为8级，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保证了公开透明，得到了国人的拥护和世界的好评。应该看到，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现在默哀三分钟，设立哀悼日，降半旗志哀，领导人出面悼念死者，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唐山死了24万多人也没这待遇啊，当时说都不然说。这次地震让我最感动的是它从实践上基本兑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是对过去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灾难面前，生命是没有阶级的。“只要有一分希望，就要尽百倍的努力，” 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既要“报喜”也要“报忧”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两次地震中的新闻报道？
张广友：唐山地震之后，主管新闻宣传的是姚文元，当时记者发稿有很多条限制，不让说死人，死伤数字也不让说，只让说救灾，什么八方支援，抗震救灾，“英雄好汉”全出来了。而且，公开报道在数量上不要超过15条，不许说伤亡数字。此外，当时姚文元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当地老百姓好不容易找了纸板，写上批邓的标语。拍了照片后发回北京，这些都是形式主义！不光唐山大地震，那时是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有很多自然灾害不允许公开报道，比如1975年的淮河大水灾，不但不允许公开报道，还不让飞机飞过灾区上空，就是为了瞒住灾情。很多时候，这些做法容易掩盖问题的根源。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死亡24万多人。这时，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年了。
这次四川地震中的信息发布很及时，每天都有地震灾区的最新信息，每天都公布死伤人数，可以说在信息发布上相对透明。这也可能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有关，无论如何，我们的社会是进步了的。
人物周刊：两次地震中，记者的工作条件有何不同？
张广友：从这次四川地震可以看出，记者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大大改善了，现在的记者不光有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等采访设备，还有手机甚至卫星电话等通讯设备。工作环境也好多了，还有各级领导关心和记协的慰问。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虽然我是第一个赶到地震现场的，手头只有一只笔。比如发现芦台大桥垮塌时，如能发出唐山大地震，芦台大桥已断” 的消息，就能为救灾争取更多的时间。当时没有这种通讯装备，30年代的手摇发报机淘汰掉了，70年代的现代化的步话机又没有。进入唐山市区后，看到那灾后的场面，可惜没有照相机，如果有，我就可以拍下大量的照片。今天能从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四川地震灾区的画面，看到这些画面特别是哪些救灾的画面时，我觉得这些画面很熟悉，跟我30多年前在唐山看到的一样。不同的是，当年我只是用文字记录。
那个时候发报道不像现在，须要有电话。地震当天，我好不容易在军队在唐山机场的临时就在指挥部里找到全唐山唯一一部联通北京的电话，在征得部队领导的同意后，我从笔记本上扯下几片纸，坐在地上就开始写稿。所谓的指挥部不过是个20多平米的帐篷。当晚也只能在地上打个盹，勉强捱到天亮，就又开始工作了。
当时为了防止瘟疫和传染病，8月间，国家多次派飞机在唐山市上空喷撤大量的敌敌畏、六六粉等杀菌药剂，地面上也配合熏撒，药味难闻，刺人脚肺，难以忍受!有时药味呛得我们实在忍受不住了，几个人戴着厚厚的口罩跑到小汽车里躲避，其实那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憋得满头大汗，从车子里爬出来。有的同志说:“地震没砸死，药味也快熏死了。”那个时候记者的生活，真正是“享受灾民待遇”。
唐山地震报道结束后，有关部门给了我一个“人定胜天”的胸牌，算是对唐山地震的总结。
人物周刊：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记者去采访？
张广友：我觉得这就是记者的责任，有新闻的地方就应该有记者。唐山震后新闻很多，当时去的记者主要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当时没有人让我们去啊，都是自己自告奋勇去的，唐山最多时候有48名新华记者，没有哪个是单位领导强迫去的，我当时也是扔下一家老小去得。
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条件也不如以前了，再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去不了地震现场了。否则，我肯定去四川采访了。我觉得记者就应该是这样。
人物周刊：在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媒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张广友：长久以来，“报喜不报忧”成了某些人的思维定势，即使对这么大规模地震灾害的报道也要突出“事故出英雄”，淡化灾害事故的真实情况和原因，以达到保住某些人“乌纱帽”的目的。这就好比，一个人掉进陷阱爬出来后兴高采烈地讲他是如何爬出来的，可就是不说他是怎么掉下去的。
媒体在报道灾害时，要反映真实情况，既要“报喜”也要“报忧”；记者应该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当然，某些人也不能把媒体都当成“挖墙脚”的。


张广友，1930年生，辽宁铁岭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后进入新华社当记者，1982年任《农民日报》总编辑，1992年退休。著有《改革风云中的万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等。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6月1日
　　
　　（此文刊于《南方人物周刊》，原题为《记住汶川，别忘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