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昨天是一二九运动的纪念日。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一二九运动都要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会把这次运动宣传的一塌糊涂。“爱国主义精神资源”之类的字眼更是满天飞。
　　 如果要稍微过一下脑子，问一句，这个伟大的运动的领导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别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正如2004年12月8日人民网刊登的题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坚强领导者》一文所指出的那样：
　　 “一是党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相当一段时间是着重于“一二·九”运动的群众斗争、伟大历史作用和其革命精神。二是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开始回忆、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时，注意到的是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先进人物，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而真正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许多人包括一些当时在前台活动的人物并不知晓。这是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律使然。当时，彭涛和周小舟是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的，而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和特派员李常青，则处于很隐蔽的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活动，以防不测。三是作为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临时市委的谷、彭、周、李四人，后来多数很快受到了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被调职。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所谓“包庇右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1960年遇车祸身亡。任化工部部长的彭涛1961年即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周小舟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处理，1966年12月不幸逝世。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到80年代，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健在的就是谷景生一人。此时，曾经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委，和军长秦基伟一起率部参加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谷景生将军，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之后，正担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1982年10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参加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饱经历史沧桑和政治磨难的谷景生将军，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党再多做一些工作。每当知情人向他谈起这一重要事实时，他总是淡然一笑，觉得历史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直到90年代中期，一些热心党史研究的同志一再要求他为这一重大事件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时，他才打破沉默，在一次“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扼要地说明了情况，5年后，才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尽管如此，有些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史实在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中仍未完整地反映出来。”
　　 如此看来，今天轰轰烈烈纪念的这场伟大的运动多少有些滑稽。因为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党搞没清楚却年年纪念，我们也不明所以的跟着纪念，真是“莫须有”的伟大啊！
　　 现转两篇文章：一篇是林枫的夫人郭明秋的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郭明秋时任北平学联主席，是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她的回忆还是比较可靠的；另外一篇文章题为《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该文虽然流传网上作者不详，但还算中肯。
　　 在纪念每一场我们不明不白的伟大运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一点看似简单，但要真的做到是相当不容易，尤其是在当今这个谎言满天飞的年代。』
　　
　　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
　　
　　稍通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记住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概括得最为精辟。他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0至257页。）　
　　　　许多经历者的回顾，还有《青春之歌》一类文学作品中，对这场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运动场面的描述，不知凡几，而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酝酿策动的？有没有一个总揽全局的领导集体在运作？这个领导集体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则语焉不详。　
　　　　恰因历史的留白，导致长久以来，"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的叙述屡有抵牾争议。有人说是自发的学生运动，与共产党没多少关系；而多数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观点的人，又在领导者为谁的问题上，要么言辞囫囵，要么歧异纷纭。本文作者采访当事人谷景生，披露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伟大运动的发动领导者不详　
　　
　　　　关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性诠释，是这样表述的："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即李葆华）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　
　　　　如上表述舛误不止一二，其一是李葆华在"一二•九运动"前及其间，并不在北平，也没有担任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彼时他正以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在冀东地区工作，直到1936年春季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才把他调往北平担任领导工作。　
　　　　其二是把陈伯达列入领导人之一，而陈伯达本人就是一个运动"自发"说的附和者。他曾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　
　　　　作为中共北方局工作人员的陈伯达的亲口回忆，显然不只单单披露了他个人不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筹划组织，且从侧面揭示了北方局直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都没能立即做出反应，陈伯达自己赶到北平参加运动，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当时担任学生联合会秘书的姚依林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并未得到来自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具体指示。他说"那时河北省委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运动’发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　
　　　　其三是后面开出的一串直接领导者的名单，多为北平各学校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其中只有个别人进入了由北平市学联党团掌控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领导圈子。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回忆说，接到了辗转传递过来的发动组织请愿活动的指示，但对是否有上级组织在运筹，更高领导究竟是何人，却一直无从知晓。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　
　　　　在1995年前，没有一部公开发表的著述，对北平市中共领导机构是如何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做过权威而详尽的陈述。只有一本发行量有限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上，关于"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不足200字："1935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北方局）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平，直接领导北平党、团工作……"　
　　　　大事记上提到的四个人，李常青解放初曾任松辽（黑龙江）省委书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受迫害，于1960年遇难身亡。周小舟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而降职任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逝世。同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政治波折，但在1961年因病去逝。谷景生解放后曾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等职，因受夫人被错划"右派"的牵连，长期被控制使用，他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始终持低调。　
　　　　了解了上述事实后，对1935年期间北平市地下党领导机构的记载只那么寥寥几笔，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历史真相浮出水面的契机出现在1995年。当"一二•九运动"60周年来临，中共中央决定举办有规模的纪念活动。11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有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此时当年清华的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已经去世，组委会找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北大支部书记韩天石处，送上了请柬和开会人名单。韩天石的秘书胡文斌对中共党史相当熟悉，他看了名单后，对来人指出名单缺少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来人走后，胡文斌随即给原全国人大常委谷景生家打了一个电话，告知此事。不久，谷景生家里也接到了团中央的邀请通知。下午3点就要开会了，谷景生的秘书12点半才取到请柬，负责会议筹备的团中央有关人员一再向秘书解释，说以前确实不知道谷老。　
　　　　因为座谈会的议程事先已定，没安排谷景生发言，所以待别人都讲完，他才要求"讲十分钟"。他讲得很简洁，中心即"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运动的步步铺垫，其间党内的激烈纷争，以及他作为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活动等细节都没有提。　
　　　　虽说接到邀请实属偶然，但谷景生是有备而去，此前他经反复斟酌推敲，写成《"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把"一二•九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完整的勾勒，通篇强调运动环环相扣，但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发的。稿成后就让秘书送给了《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社。　
　　　　文章于1995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登出，立即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关注，谷家门前的寂静，被纷至沓来的采访者打破。　
　　　　参加座谈会的李昌、韩天石等人，也都让自己的秘书打电话，说明在此前确实不知道更上层领导机构对运动的运筹指导，所以在以往的回忆中没有叙述过这一内容。作为"一二•九运动"后期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兼党团书记和当时北大的支部书记，已属于运动中比较高的领导了，连他们都不知道市一级领导机构的情况，别的人自然就更不可能对此置喙了。这也正是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虽多，但对究竟是如何发起和运筹的总是语焉不详的根由。　
　　　　多少年来，面对讹传失真的"一二•九"，作为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却不能澄清历史原貌，一直令谷景生心绪不宁。此时此刻，他感到完成了一项使命，可以告慰那些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结成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们了。　
　　
　　　　　"一二•九运动"险些胎死腹中　
　　
　　　　《"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勾勒出"一二•九运动"的完整脉络：针对日寇的进逼，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一再签约退让，华北主权益渐沦丧，中共北平市领导成员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依靠他们同北平各大中学建立的关系，有步骤、有策略、渐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　
　　　　7月，他们策动了以中学生为主的新华门请愿，作为更大规模行动的预演。8月，通过赈济黄河灾民的活动，组成合法赈灾团体，争取公开、半公开活动的便利。10月，筹划发表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书面请愿《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与此同时，就是否开展合法斗争、及时调整策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北平领导层出现尖锐激烈的纷争。11月，将赈灾团体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北平市工委撤消，新组成市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在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　
　　　　一篇3000字的文章，显然无法将每一个细节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但"一二•九运动"系由当时的中共北平市临委统一领导的命题，引起了党史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提供了更广泛深入开掘的线索。　
　　　　当我们依据谷景生文章的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搜爬和对知情者的进一步访谈，将这场运动的诸多细节逐一放大后，发现某些缺失的细节，竟然是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成败乃至有无直接相系的关键；而还有一些细节经过深思品嚼，至今仍不失启示意义。　
　　　　首先，是以往公开发表的追忆从未翔实披露过的党内纷争问题。谷景生的叙述，使我们在对运动重新审视时注意到：倘若没有几位具有顺应时变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者，并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这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史进程的运动，也许就不会在那个特定的日子爆发。　
　　　　在运动的酝酿期间，在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采取何种斗争形式，在提出怎样的口号这些关键问题上，彭涛、谷景生、周小舟他们并没有直接得到来自党的上级机构的指示。他们只是通过各自的渠道，从外文报刊上看到了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而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发表于法国巴黎中文《救国报》和苏联莫斯科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的《八一宣言》，更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经过领会分析，彭涛、谷景生、周小舟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在北平市工委会议上，提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方式发动救亡运动的意见。他们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北平市工委书记王健、组织部长朱子贞的极力反对。王、朱固守着"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时的旧旨，认为岂能向国民党要求抗日民主，北平党要做的仍是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　
　　　　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周小舟写于1944年6月自传，其中也有涉及会议争论的内容："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王健等人的革命坚定性尚堪嘉许，但思维僵化和缺乏政治智慧，使他们没能成为历史转变当口的承担大任者。特别是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还采取了压制打击的做法。当彭、谷、周要求将他们的主张上报中共河北省委裁决时，他们不予转递，还将彭、谷、周定性为"右倾小集团活动"，撤了彭涛市工委宣传部长的职。　
　　　　此外，在彭、谷、周听闻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参加的"冀察政务委会"成立的消息，紧锣密鼓地筹备发起请愿运动时，王健等还试图切断他们与各校学生组织的联系。周小舟的自传中记载道："王健、朱子贞二人与各校无关系，故各方面找这些学校的关系，企图停止这个运动，他们间（似应为’还’--作者）发表宣言反对。"　
　　　　彭、谷、周只得"一面继续搞学生运动，一面设法找省委联系。"最后由周小舟赴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撤消中共北平市工委，新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然而，"王、朱不服从省委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中共河北省委坚持前议，并派李常青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支持临委的工作。正是由于形成了李、谷、彭、周为首的北平地下党新领导集体，"一二•九运动"才得以顺畅地发动。　
　　　　如果没有谷、彭、周等顺应时变，以其政治敏感和睿智提出调整斗争方略的主张，并积极推进救亡运动，没有在中共河北省委支持下完成了中共北平市领导机构的更迭，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当然总会有喷发的机会，抗日战争的全民动员也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进行，但决不会以历史上的这一个"一二•九"的形态出现。　
　　
　　　　　几个党员像几颗火种点燃伟大运动的地火　
　　
　　　　当我们为廓清历史的真貌，而聆听"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谷景生对当年北平的大环境及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的回忆时，一些出自他口述的细节，更让人不能不对那一代共产党人生出高山仰止的虔敬。　
　　　　谷景生 1913年出生，山西临猗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历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党团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市委书记，是今日唯一健在的"一二•九运动"期间市委领导人。抗战初期参与领导创建山西"牺盟会"。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原野战军九纵政治部主任，二野15军政委，洛阳、郑州、昆明市委书记。抗美援朝时期的著名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都出自他任政委的15军。归国后任防空军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文革"后刚"解放"即赴对越作战前线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继而任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1998年离休前为七届人大司法委员。　
　　　　1933年秋季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让人抬进去的。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地下党通过红十字会的关系，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送往协和医院。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因血腥的白色恐怖，北平地下党组织几经严重破坏，养伤期间谷景生不时要转换住址，照料过他生活并负责和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的人，亦由杨克冰、楚显而一位姓唐的女学生几度变更。但未等伤愈，他还是和党组断了联系。　
　　　　1934年至1935年初，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危害最烈之际。谷景生说，那时住在北平城里，晚上常能听到宪兵三团宪警在西直门杀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枪声，那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受死神觊觎的年代。　
　　　　谷景生拖着带伤的身体，既要设法生存，还因为逃避特务追捕东躲西藏，但他从不曾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选择有丝毫的游移，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组织。在穿棉衣的冬季，他偶然遇到原平大附中的同学彭涛，彭涛也是受党派遣渗入同盟军于兵败后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他们相约分头寻找组织，并经常相晤，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行展开革命工作。他们利用昔日的同学关系，发现思想进步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以读书会等形式，积蓄党的外围力量。例如"一二•九运动"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郭明秋，就是谷景生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发现她有很高的革命激情和活动能力，就发展她为中共党员，并在市学联组建时，将她推上领导岗位。　
　　　　当时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屡遭破坏的几年里，许多党员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包括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与谷景生等人观点相左的朱子贞，就曾在1934年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后，联络上聂真、闻永之、梁寒冰几个人组建了市临时工委。　
　　　　1935年夏王健膺命组建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是在5月的北平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彭涛告诉谷景生，党组织找到了。当时的市工委也就几个人，王健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朱子贞也归并过来，任组织部长，还有杨子英。谷景生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当时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郭明秋即女一中的学生。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1月，将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改组成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时，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组成学联党团，形成领导核心。学联的主席是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就是在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几个党员像一颗颗火种，燃烧着自己，激励着他人，使一场伟大运动的地火紧张有序地运行。经过他们的发动和联络工作，不仅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群体团结和动员在学联党团的周围，而且使许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分散的基层组织，重新纳入中共北平市临委的体系。谷景生说：王健新组市工委的时候，他知道的党员也就10多个，而到运动起来的时候，能联系上的党员已达350人。　
　　
　　　　历史真相的淹没与金子一样的品格　
　　
　　　　我们问谷景生听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将成立的消息，决定于12月9日举行请愿活动的会议，是在哪里开的？他告诉我们是在他的住处，西城区的一个洋车厂里。"房间不大，也没什么陈设，就有一张睡觉用的床，但能容纳十几个人开会，月租二三块大洋。当时的与会者只记得有彭涛、周小舟、郭明秋，别人的名字记不得了。"　
　　　　他还告诉我们行动方案议定后，由地下交通员传递消息，与各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当时的交通员有谁他也记不得了，因为并不是由他亲自布置这类任务。他本人的很多意见是通过郭明秋传递出去的。　
　　　　当时党组织有严格的规定，作为特派员的李常青和临委书记谷景生，要处于很隐蔽状态，不允许参加公开的活动，以防因突然变故失去统筹全局的人。运动期间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单线联系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见面，她对外假扮为谷景生的爱人，而实际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恋人。因此，她成为运动期间大家都看得见的"领袖"。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运动的各校的党组织负责人，都不清楚上层机构的运筹情况，也不清楚运动的领导人是谁的另一重要原因。　
　　　　"请愿时提出的六项要求，第一就是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带有明显的共产党人操刀的痕迹，是谁起草的？"我们问。谷景生说："是彭涛和我事先商议拟订起草的。"　
　　　　12月9日的请愿和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和北平当局的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学联党团和学联随即开会商讨了对策，决定从12月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要求严惩破坏学生运动的肇事者。　
　　　　有些学校的党员和学生是事后得知12月9日行动的，对没有通知到他们参加有意见，强烈要求"再来一次"，例如以学生身份在北大学习的原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黄敬就有意见，因此学联党团和学联又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行动。在更大规模行动准备期间，学联组织人到各校活动，控诉国民党北平当局军警的暴行，陈列展览遭到殴打学生的血衣，并迅速建立健全学生组织。　
　　　　就在这时，北平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于是，更大规模行动的日子就定在了这一天。由于有关这一天运动情景的描述可车载斗量，所以谷景生只讲了个小插曲，即此次行动让有意见的黄敬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当示威游行的队伍在天桥汇集后，由他跳到一辆有轨电车上发表演说。"我们事先做了安排，他一讲完，马上就有五六个人冲过去，护卫着他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自毛泽东将"一二•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后，运动意义非凡的评价日渐升温，许多参与者相继口述行文公开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但李、谷、彭、周却从未以"一二•九运动"的领袖的口吻专门谈论过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真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淹没尘封。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其他非正常因素，包括感情恩怨的作用外，恰恰反映了这几位真正的领导者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襟怀和情操。　
　　　　直到在担负这场伟大运动领导大任的人一个个离开了人世，由于历史的留白，致使"一二•九运动"垂诸史册的文字失真走形，谷景生才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决定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在我们就此对谷景生拜谒访谈中，他总是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他说出彭涛、周小舟、李常青等一个个他凡能记得，并真正在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者的名字，却就是不愿意多谈他自己在运动中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领略了金子一样的品格，当遇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
　　
　　　　我参加“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知道的情况，也有局限性。现在，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从“一二•九”发起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一时期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实地叙述出来，供研究青年运动史的同志们参考。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乎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中也有党员，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入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一九三三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作。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一九三五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一九三五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孙荪荃认为她不行了。同时，孙荪荃发现了我和杨彤是共产党员，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的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并、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是怎么决定的
　　
　　　　“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兆鏖的意见。他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八百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不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八百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八百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张兆鏖的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后来张兆鏖也同意了，但他说“一二•九”这天只请愿。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依林）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中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先生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十二月十五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依林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一九三四年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两万人上下，后者大约一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十二月十六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十二月十七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河北省固安一带会合。
　　　　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三十到四十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八十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廿一中）、镜湖、艺文（廿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张兆鏖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三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八、九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四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一九三六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到天津和北方局。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十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荫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一九三七年一、二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一万来人，党员有一千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出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一九八○年二月
　　　　人民出版社《一二九运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