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历史三调》读后

最近，用了很短的时间翻阅了《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两本书，这两本书都是所谓的“后现代史学”的杰出著作，因为读的过于匆忙，不敢说对后现代史学有什么评价，因为到目前为止，什么是“后现代史学”我内心里并不是十分的明白，所以以下“妄言”，仅仅是读书的一点感受。
我大学本科就是学历史的，算来在历史系的时间已经有5年了，“科班出身”的讲法是太抬举我了。用很前卫或者说很时髦的理论研究历史的著作，我听说过很多，但是读的很少——就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的剑桥史，我到现在也没有读完。我自己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域的限制，大学是在东北读的，地域的封闭性使许多前沿的学术信息不能及时到达。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对西方的学术研究有“偏见”，即使是被大家认为很优秀的著作，读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味道，觉得中国历史还是中国人搞的明白，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事情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的简单，中国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在语言、阅读史料等方面确实要比非中国人占有优势，但是，正如何伟亚所言“生于一国并说那国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先天的接近能力，他还需要转译与阐释，这两者都需要心通意会和想象力。”这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著作的卖弄专业名词的做法让人受不了（当然，这个问题有学术方法的差异所致，但是很多引进这些理论的学者也有很大的责任，引进理论的时候文章晦涩，不是想办法把这个东西让人明白，而是以卖弄名词为快，好像这些名词就他一个人明白似的，似乎能卖弄名词也就是一种学问。
所谓的“后现代史学”是一种学术态度，也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角度），这个是我读书后的最大的感触，探求历史的真实一直是历史学家的职责，这也是历史学最为基本的东西，现代史学在探求“真实”的过程中采取的办法是：把那些掩盖在“真实”之上的遮盖物都统统的剥掉，弃之一旁，只要他们认为的历史的“真实”显示于世人之前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说那些被剥掉的“遮盖物”，他们将其抛弃一边，并不会仔细的研究这些历史“真实”之上的“遮盖物”是如何衍生出来的。后现代史学的方法却认为以上的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虽然现代史家追求到了他们认为的历史的“真实”，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及其探求到的“历史真实”对原来的历史是一种“污染”，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东西被掩盖了，所以后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是要把那些现代史学家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剥弃的“遮盖物”进行分析，探求这些“遮盖物”的成因，以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历史。可以想见，他们的这样的做法是有助于人们对历史更深的认识，但是后现代史学并不是以直接探寻历史的“真实”为目的——如现代史学家的研究那样，历史的“真实”在后现代史学家那里显得并不是那样重要。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这样的研究是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历史的“真实”。
当然，正如柯文所言，在这个研究“遮盖物”形成的过程中主要是分析历史主体意识的作用。说的简单一些，就是研究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是如何解读历史的。这中研究方法借鉴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对历史主体作用的研究。在我看来，《怀柔远人》和《历史三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换言之，他们可以看成对马嘎尔尼使华研究的研究，对义和团史研究的研究——研究者对其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个时间到他的研究开始的时间这样一个长时段内的人（包括历史学家）对于他所要研究那个历史时间的认识的研究。这样，历史事件的本身就成了“这项研究工作的陪衬”。所以，这种研究的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角度，这样研究的开展必须有充分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础，而基础研究就是充分的占有原是材料，进行最基本的研究，高清楚基本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角度的探索才是可行的。否则，只是玩理论罢了，研究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还有一点，何伟亚在书的最后写到“这样的历史，注重的史不同类别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网，而不是围绕简单的因果观念形成的互不联系的单位”。原因结果、偶然必然等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历史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我们运用这样的方法主要是为了促进历史的研究，更深层次上认识历史“真实”，但是，如果机械的将历史看成原因结果等简单的单元，这样看到的历史只是我们眼中的历史，而并非过去的历史，这样语境下探讨得到的所谓的历史真实只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遮盖”（按照何伟亚的说法是“污染”），对后来人认识历史是一种屏蔽。所以，这跟现在很多学者（如杨奎松、罗志田等）主张的“还原历史”是相一致的。历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理论角度，他的目的都是为了透视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透视历史的真实是第一位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问题。两位作者（主要是何伟亚）在批判现代史学的时候，提到“角色认同”和“预设理论”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是对历史“真实”的“污染”，他的做法是要排除这些“污染”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个社会角色认同的，他在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的时候不可能跳出这种社会认同，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不例外。柯文在他的著作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按照这种理论推演，“角色认同”去研究历史是不利于大家看到历史的“真实”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是在逐渐的“污染”历史的真实吗？那么，这样历史从事研究的意义何在？虽然著者是申明自己只是个人的角度，但是这样的角度对于历史“真实”的探讨的意义又是如何的呢？